最后

我没有料到，那竟然就是父亲的最后。事实上，十五年前的那天腊八，典型的好日子，阳光通透，喜气洋洋。我一连呷了几台气氛热烈的喜酒，以至二姐打了四五个电话才接着，二姐说父亲倒床几天了，几乎粒米未进，看情况怕是不妙。

我认为二姐的话有些夸张，父亲身体向来一般，小恙不断，中间还有过脑膜炎、肺气肿，我甚至觉得小痛小痒不断的人比如父亲还要经久些。不像母亲，几好的身板，从不染病，五十来岁一个肿瘤就摇脚走了。

我想父亲这次应该也无大碍。两个星期前，我还去看过父亲，那天阴天，风里满是冷意，父亲佝在炉火一旁，脸色有些灰暗，我耐着性子和父亲有句没句地扯了大半小时。那应该我是与父亲最为漫长的一次闲谈。父亲说的尽是些鸡毛蒜皮，我漫不经心地嗯嗯点头，全然不在意父亲是否看出了我的敷衍。

我搞不清从哪天起，我们彼此的交流怎么就变得困难，有时简直没法沟通。我奇怪的是，在这个困难的交流过程中，竟然一直握着他的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手好像从来就没有饱满过，现在就更加皮包骨了，摸上去让我感到有点害怕。父亲突然脚痒，却又弯腰困难，要我帮忙挠挠，才发现父亲的腿浮肿得厉害，一摁一个白白的凹，半天复原不起。

我挣扎了好久才从热闹的宴席中抽出身来，去了趟药店，我陡然想起父亲交待的一件事来。父亲说，下次来时，记得给他带点维他命B来，还说钱他自己出。我不像父亲，父亲总把我的事当作最为紧要放在心头，而我却常常把父亲说的话当成过耳秋风，我第一次觉得这样对待父亲不大公平。

我不懂医药，不清楚维他命是什么，我想既然父亲这么刻意交待，那自然是重要的物事了，我做事一向没皮，一拖就是十来天。到药店一问，才知道维他命其实就是维生素，便宜得简直没有下场，几块钱就一大捧，全然没有我臆想中的贵重，我嘘了口气，心中竟有点埋怨父亲，维生素就维生素吧，还维他命，搞得那么复杂。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带上妻女，顺道叫上很早就跟了外婆生活的哥哥一道去看父亲。在那个再衰败不堪的三都农贸市场，我特地给父亲买了件羽绒衣，妻子很是惊讶，问今天怎么了。其实我自己也奇怪，在我临时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自己都没料到会来那么一个额外的举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父亲买的衣服，也成了最后一次给父亲买衣服！我向来不迷神信鬼，但这样的偶然确实让我难以解释。父亲向来简朴，不大讲究，经常有点形容不整，每次上单位给我送东西，无一例外地让我感到难堪，觉得父亲让自己在同事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照我的打算，原是想把父亲接到医院调养十来天，好了再到城里过年。一定意义上说，给他买件衣服，大半还是出于维护自己面子的需要。说来惭愧了，算上这次，我总共给父亲买过两样东西，另外一次是在一个端午节买了一只鸭子，父亲没舍得吃，一直养着，一养就是多年，渐渐的彼此就有些形影不离的味道了，鸭子成了父亲渐渐老去的岁月里最好的陪伴，常常跟着父亲的身后走村串巷。父亲和它的交流比与我的交流还多，父亲有时说，我还不如那只鸭子。

父亲的状态的确很不乐观，脸似乎比十来天前又瘦了一圈，头发零乱，胡子拉茬，毫无章节，象一种潦草的灵魂，我仿佛看到有关生命水土流失的迹象。我们的到来让父亲勉强恢复了些许神彩。父亲努力挪起身子倚床半躺，二姐一旁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他吃点东西。女儿小不大懂事，说爷爷这么大了，还要人喂。我眼眶一热，父亲这辈子肯定这样一粥一饭地喂过我无数次，我却是一回也不曾如此伺侯过他。我对父亲永远没有一份象样的耐心。父亲对我们的来意一时不置可否，对他来说那确实是一个凶险艰难的决定，良久之后，父亲说去就去吧。我分明体味到他感到了此行可能的后果。

跨出家门的那刻，父亲缓缓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端详起那个他亲手缔造的家，以及住在墙上的母亲。父亲曾几次打算放弃建造这座房子，二姐迟早要嫁，哥哥又随了外婆，父亲一直觉得我应该迟早会有点出息而离开这个村庄。只是父亲每次动摇时，就会想到母亲，那是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父亲呆呆地看着这个家。我很难判断那刻是否有一种诀别在父亲眼前弥漫开来。

屋外早围着十来二十个人，大多是前来送送父亲的同辈，父亲有些激动，努力地站定，逐一的招呼已是不可能了，父亲只能怀着难言的恩情，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缓缓地看过来看过去。我松手去开车门的那刻，父亲再也坚持不住，身子突然下挫，我赶紧一把抱住父亲。那是我头次抱着父亲，我完全没有料到，那个曾经给我山一样感觉的父亲，此刻竟是如此的轻，轻得让我感到无比沉重。

我犹豫还要不要带走父亲，我开始担心父亲会不会有去无回，倒是父亲坚持要去。父亲说过，死哪都是个死，有什么区别。我无法猜测父亲上车那刻是否想到了他说过的这句话。多年后我才悟出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过，有用的多半死在医院里，臂如周总理。父亲应该是临走时还想着给我们撑面子，甚至不惜冒着有去无回的危险来在众人面前证明这一点，我为当时自己那个决定后悔了很长一段时间，到现在依然无法完全释怀。因为这个自以为是的决定，我让饱经沧桑的父亲别无选择地从冬天的村郊野外，饱经风霜地走向所谓的另一个世界。

我耐着性子尽量把车开得平缓，父亲明显不习惯那条安全带，几次想挣脱，到底还是忍着了。我给父亲点上一支烟，抽惯了劣等香烟的父亲很不适应，竟然不停地咳了起来。空调的温暖让父亲的话渐渐多了起来。父亲说你爷爷奶奶是腊月走的，你妈也是腊月走的，还说他自己可能也是这段时间的事了，父亲一辈子就没这么密集地说过如此多的话，这让我感到有点无所适从。

父亲后来问我妻子女儿来了没有，我说来了来了都在后排坐着，父亲好象没有听进，继续旁若无人的说话，以至衣服烟头烫出一个崭新的洞也浑然不觉。父亲一反常态的唠叨让我心烦，我说你别七里八里的了，我要开车。父亲重新归于沉默，默默地看着窗外，看着熟悉的风景一路远去，父亲从此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大姐说她早就感觉到了不妙，说她上午在山上挖冬笋，就觉得父亲在身后叫她，几次回过头去，除了竹林迷漫的雾气，没见一个人影，这让她心神不宁，甚至隐约生出一种害怕。我不大相信，凭大姐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程度，不可能先知先觉。坦白地说，连我都不知道父亲离世的确切时间，尽管那天我一直与父亲寸步不离。

门诊就在一楼，门外是一排长长的椅子，我们随便在靠西端找了座子让父亲坐下。医院人不多，走廊显得空旷。医师应约而来，我指着十米开外的父亲向他介绍情况，医师瞧了瞧说，很是危险。我说不可能，他向来身体不怎么样，还有过肺气肿，刚刚在车上还说了许多话，抽支烟还把衣服烧了个洞。医师说，那就更危险了。

我转头看看父亲，夕阳透过窗棂斜斜照着那长长的寂寥的走廊，切割出一半温暖、一半阴凉。父亲佝偻的身影宛如一片倦缩发黑的枯叶，仿佛随时可能飘零。我们手忙脚乱扶着父亲进了门诊，还没等坐下，父亲又是委身一梭，我扯上一张推床，朝住院楼呼啸而去。一切无济于事，医师摘下听筒说，节哀。对于他草率的结论，我有些不满，怎么可能呢？我说，他刚刚还抽烟了，刚刚还把衣服烧了一个洞。

我看着父亲，我从没这样认真地端祥过父亲，父亲躺在床上，一如往昔，唯一不同的是少了鼾声。父亲打鼾很有规律，永远象一台在盘山公路努力爬坡的手扶拖拉机的咆哮，忽强忽弱，波浪起伏，几十年长长的一个坡，父亲就一直这么爬着，从未成功，也不曾放弃。伫立在父亲面前，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无所适从，马达不再，父亲已然完全熄火了，女儿说，爷爷睡了。

我无法直面父亲的离去，却是哭不出来，我所有的哭泣在二十三年前，全部献给了母亲，半句也没给父亲留下。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哭声是对付父亲最有效的武器，父亲通常尽一切可能满足我。但现在，我想无论我怎样的衰嚎，父亲这次再也无法来满足我要他醒来的心愿了。我哥默默地有一下没一下整理父亲零乱的须发，我后悔没在临行时帮父亲刮刮胡子，以至父亲走得如此萧瑟。我一时没忍住，几滴泪水直接掉在了父亲的脸上，这是有碍风俗的，等我意识到赶紧要擦去时，它们却已深深嵌入了父亲的肌理了。

父亲让我很犯愁，依着村规民俗，只有老死村中才能安放在村里祠堂，无论贫富老少，概莫例外。我不想父亲寄柩野外，曾几次打算挂上点滴，假装父亲一息尚存，一切进村再说。我甚至没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及时告诉包括大叔和二姐在内的所有村里人，但是我又担心万一露馅，招来日后无穷的非议，更怕父亲泉下责难于我。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所谓文化人，父亲退休后常被人请去做礼生，张罗一些婚丧嫁娶所谓的大事，规矩方圆父亲自然懂的。

在那间清冷的病房里，我们的举棋不定，父亲渐次变凉，几个小时后大姐失魂落魄地赶来。大姐说，父亲从来就没做过坏规矩的事，还是按规矩来。我们于是启程送父亲回家，那一夜雾特别浓，霜也似乎降得特别早，我们刚到村头的桐树下，一阵夜歌从漆黑的夜里破空而来，无比哀侧，那是二姐唱给父亲的挽歌，我再也无法控制，泪水涌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一生所听到最动人的夜歌。

村庄本来早已睡去，但那刻却全都醒着，灯火点点，极尽铺张地等候父亲的归来。灵棚早就搭好了，我们把父亲安放在村尾的路旁。那里相对开阔，母亲曾在那开荒种菜。母亲走后，便又重新荒芜起来。据说过去那里还有两棵参天枫树，老到可能成精，即便如此，也终究没能逃过大炼钢铁时斧砍锯拉、一炉火烧了。我没有看见过它们的存在，但附依在它们身上的传说总让我恐惧，每每独自经过，我都是发足狂奔，生怕跑得慢了，被神鬼逮了过去。

寿木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搞社教工作队时请驻户打理的，父亲曾两次不辞辛劳步行几十里到那个叫坪么的瑶乡探望我。他很以我为荣，但我并不这么同等认为，被我凶了几句话，父亲便不好意思再找借口来看我了。寿衣也是十多年前父亲自已张罗好的，有好几层，以黑白两色为主，我不理解人在百年后为什么非得穿那所谓的寿衣，那身行头虽然很有仪式感，但总却缺了一份自然和亲切，父亲穿上陡然就让我感觉陌生，还隐隐透露出一重又一重的阴森，一下子就将生死划分得泾渭分明。

据说长明灯是用来指引永生的路标，映照在漆黑的棺木上，闪现出飘忽的光，我原来对棺木这种物事有种难以启齿的恐惧，那夜我却没有这种感受，甚至还觉得有种温暖。这种温暖一度让我产生不太合乎逻辑的想象，我甚至想象它是一条独木舟，载着父亲独自去向遥远的彼岸，父母可能藉此在腊八的某棵菩提树下实现久别重逢。

夜分外得冷，伯叔兄弟们还在棚灵堂外面整理着场地和道路。对于这条村里与外界的联系通道，父亲和我无比熟悉，父亲曾牵着我在它上面无数回地走过来走过去。两年前我想办法争取了一点资金，搞了些边坡治理，顺便打了一截半米宽的水泥便道。那一阵子，父亲柱着拐杖时不时来到现场，象欣赏自己的一幅作品百看不厌，父亲后来经常骄傲地走在便道上，每逢邻村呼啸而来摩托的催促，父亲不通情理头也不回，说，滴什么滴，没什么滴头，这么大年纪了，未必还会让你！

我猜测不出如果父亲能看到那条路后来脱胎换骨般的新生，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父亲去世三年后，新农村建设热热闹闹开场了，那条路连跳几级，直接变成了广阔笔直的康庄大道。更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他一直念叨的另一条路，则更为豪迈地顺着后山敞亮而过。路两边的稻田全种上了莲子，风起风落，摇曳生辉。父亲从盘踞向阳的坡上看去，一览无余。只是我想，少了一年两轮金黄的稻穗，父亲在欣慰之余，应该还夹杂着落寞，父亲曾固执地认为，沉甸的稻穗总比花草更值得信任。二姐一直很抗拒流转属于她的几亩稻田，任凭周边莲花百顷，依然不紧不慢地种着她的早稻和晚稻。

夜色愈发深重，父亲近在尺咫，却又远隔千山万水。飘忽的灯火中，我努力地尝试着去理解了父亲。父亲一直有个朴素而宏大的愿景，父亲说，一户人家没有一两个读书人那还算户人家？一个村子没有一两个读书人那还算个村子？父亲觉得他的子女必须要有一个以读书的方法光荣地撕去农民标签，沿着脚下这条泥泞的小路，冲破重重迷雾，抵达国家粮的彼岸，并以示后昆。父亲觉得这样才不至辱没了他那乡村教师的名头。而在这一点上，我哥和我姐他们表现出来的潜质根本无法让他满意。

据说我上面原来还有个小哥，很是聪明，曾经照亮过父亲的希望，可惜五岁不到便夭折了。我曾经想如果不是我那从未谋面的小哥，估计轮不到我来到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应是我生命的引路人。出于对那个美好愿景的执着，父亲临近五十又种出了我。有几次清明，我想弄清小哥的藏身所在，我问过一次大姐，大姐没好气地说，你也是个匣子鬼，也是个粪箕扒的。我猜其实是她自已也不知道。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上学，我母亲过世后，就更加别无选择地与父亲紧紧联系在一起。父亲对我的成长很是性急，甚至有些过于急不可待，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高考重新恢复，父亲就托人弄了一套很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遥远地谋划准备着我的高考。还买了三本大部头《辞海》，那《辞海》现在还以装饰的态势摆在我的书柜里，我很少翻动它，我觉得那是父亲的无谓的浪费，我认为一本《新华字典》就可以绰绰有余地对付我。

尽管对于我的未来，父亲比我自己还有信心，但父亲还是留了一手。那时还兴顶职，虽然父亲早已临近退休年龄，大哥和二姐的年纪也刚好合适，父亲却一直拗着没退，硬生生地想把名额留给我，以防万一。不曾想几年后政策一变，不再有顶职的说法，父亲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一个足以改变我哥我姐命运的机会，以至我常常觉得对不起大哥和二姐。

我终究还是没活成父亲希望的样子，也没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关于未来的设想，父亲和我南辕北辙，父亲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我却认为不是走遍天下也不怕，而是我天生就怕数理化。我固执地以为，如果说我还有那么一点天赋的话，也只能是在写写画画上。而父亲却总认为音美体之流叫做不务正业，顶多也就是个副业。我推测父亲不让我学美术，还应该有一个没有说透的原因，学画画要好多票子，而父亲囊中羞涩。

可能父亲一直认为就算我不走美术的野路子，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考上一个学校，我不清楚到底是谁给了他这样的底气。他不知道，我好多的考分，都是坑蒙拐骗来的，一堂考试下来，眼睛倒是没事，脖子都扭得发酸。其实我也纳闷，怎么我的四周总有一两个读书比我厉害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二，有次逃课回家，走到半路，几棵高大荷树下，我恰好碰见年过古稀的父亲佝偻地背着一个破烂的蛇皮袋，去学校给我交米。那一瞬间我无地自容。我想起树人先生的《一件小事》，父亲那佝偻的身子一下子就榨出我内心藏着的“小”来，我觉得应该好好读书，要对得起那个蛇皮袋以及里面的米。直到现在我偶尔回乡，经过那几颗高高的荷树，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

坦白地说，那年应届高考，我是因为藉以教师子女的五分加分才勉强过关的，对此我没有任何感恩和喜悦，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愤怒。或许是《三国演义》看得太多，我原本想把自己可能的大学生活献给成都，我十分清楚凭我珊珊来迟的觉悟，任我怎样的努力，那年的成都于我都是遥不可及。为此，我早早就打起复读的主意，而这意外的五分，轻而易举地把我的理想弄得支离破碎。

据老师们说，如果录取了不去，三年内不准再参加高考，我感觉背后又被父亲捅了一刀。父亲和我不同，满是欣喜，招摇地禾坪上摆了二十来桌，隆重庆贺山村里终于出了个象样的人。在我看来那场宴席简直就是关于我理想的一次丧礼，人生从此凉了一大半。我很不甘心就这样把自己甩给了龙门池边上那所破烂中专，任擦肩而过的京广线上滚滚的铁流把梦想碾碎，而我却毫无办法来改变这一可怕的局面！

此后三十年来，我长期被一个与高考有关的噩梦一虐再虐。不同的夜里一样的梦境，我抛弃了那所破烂的中专，开始复读，可常常是书都还没看高考就呼啸而来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悔恨交加。

我一次一次被痛苦蜇醒，最长的一次我梦见自己复读了八次都没有成功。每次从那个梦里醒来，我都满头大汗长嘘一气。我从来没向父亲提及这些梦，我不知道到底是该感谢高考还是痛恨高考，该感谢父亲还是痛恨父亲。直到两年前女儿高考，我才从根本摆脱这个噩梦的纠缠。我很惊讶怎么一下女儿就高考了！高考那天早晨，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提笔恨恨地写下“给老子报仇”几个大字交给了女儿。女儿最后选择了北京，我曾经的梦想依然只是我曾经的梦想，并没有成为她的向往。

出殡的日子让人有些纠结，风俗对此相当的讲究，据说这对后人影响深远，关系重大。礼生说按父亲的生辰八字以及通书的指引，一周后才有好日子，我们面面相觑，进退不得。大叔说，其实也论不得这么多，老大老早就说过，生就一团火，死去一坨泥。人好心好日子就好。大堂兄很是附和，说哪天不养崽，哪天不死人，还说大伯主事那会，哪次都没超过三天，权衡良久，我拍板说，那就三天吧。大家一阵轻松。

我对大叔和大堂兄他俩难得一次统一颇感意外。大叔和大堂兄天生一对今生父子前世冤家。不喝酒还好，一喝酒就原形毕露。父子俩都喜欢划拳，一上手就管不住风，经常一个兄弟好，另一个就宝一对的划将起来。几杯酒下肚就毫无例外地对吵起来。大叔说你混七八帐，大堂哥回道，你混七八九十帐。三十也好，初一也罢，回回如此，多半还会拍桌打椅，拂袖而去，除了父亲，任谁也劝不住。

我曾尝试去理解这对奇特的父子关系，终是没有结果。大党兄五年前酒后骑摩托车消亡在了回家的路上，大叔老泪纵横，沉默一宿。没有了大堂兄互怼，大叔突然觉得人生很是落寞，喝酒日渐稀少，酒量也不断萎缩，三年前，九十一的大叔也寿终正寝了。

陈队长说，该兴的还得兴，班子乐队绝对是不能少。他说他妈过世都兴了，何况大伯这样德高望重的人。陈队长是我三堂兄，人比较活，贴瓷片刮墙胶的手艺有那么点小名气，经常带支小队伍敲敲打打。队长平时喜欢闷几口，闷几口后就想扯几嗓子，却又舍不得花银子，一般也就喜欢在白喜事上唱唱。唱来唱去，其实也就《敢问路在何方》、《送战友》、《血染的风采》那么几首。陈队长说他在他妈的丧礼上唱的就是：“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队长说那天他唱得好多人掉泪了，父亲听了，大骂效尤示众，队长才很不情愿的停下来。我堂兄几个不怕他爹，却怕我爸，二堂哥、三堂哥那时喜欢赶时髦留长发，又缺乏护理，头顶常顶着个鸟窝，一看我父亲就绕着走。父亲骂道，两个鸟人，未必个发都理不起了，我这拿几块钱去！

我不请乐队完全不是出于对钱的考量。我想父亲生性偏静，没必要这个时候再吵着他，同时，我还隐约觉得办个土丧事还请个洋乐队，总有些不伦不类，终归大不合适。九八年我一朋友在省城跟班学习，一天晨练，远远就听到前面乐声大作，拉的曲子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朋友起先满是敬佩那乐队，居然天刚亮就练上了，转个街角，才发现是出殡，搞得我那朋友当时就没了心情，晨练也草草收场。我说还是请个班子吧，唢呐应景，我觉得父亲的一生或许配得上那曲《百鸟朝凤》。

那天《百鸟朝凤》没吹起来，乐队倒是闹了起来，却是陈队长自己掏的腰包，我生怕他又来什么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晚饭特地安排了几个兄弟陪着几个堂兄大碗喝酒。尽管队长酒量不错，却终是架不住居心叵测地轮番的轰炸，寡不敌众地醉了。等到乐队收摊后才醒了过来，陈队长很是懊恼，大腿一拍“拐场，搞个鬼地！

地方早在母亲去世时父亲就定好了，就在后山一个面西的坡上，坡下是几垅永不停歇的菜园子，再远处是稻田千顷，更远处是几抹青山延绵，开阔得很。父亲老早就交待，百岁归老来陪着母亲。父母的爱情和我的不同，我的爱情是鸿篇巨制，轰轰烈烈；我的爱情马拉松曲曲折折，跌宕起伏，历时十年，才抵达终点。父母的爱情没那么麻烦，直接是老套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我的相比，实在连微型小说都算不上，基本上属于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我甚至怀疑父母是否有过爱情，或者说是有了亲情才有了爱情。但即便如此，父母的爱情成就仍让我望尘莫及。据说父母一生彼此甚至连脸都没红过一次，母亲对父亲从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是乳名，二是先生。我有时觉得，父母的爱情就象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浑然天成地贯穿着彼此的始终，包括死亡。我亲耳听见母亲临走时对父亲最后说的“下辈子还做夫妻”。后来，我哥我姐曾几次建议父亲续弦，父亲却是始终不依。母亲走后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一直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地孤独老去。

风俗讲的是男尊女卑、男左女右，这让礼生很为难。父亲在时，一俟清明前几天，就会独自给爷爷奶奶以及母亲的割草砍青，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明再让我们直接培土。母亲的坟墓被父亲照顾得日益丰盈，左边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容下父亲，而右边又显然不合风俗。我们说右边就右边吧，礼生很是不安，我却很坦然，我想父母从来就不分彼此，现在多半也不会计较左右，又或许这本来就是父亲原来的真实意愿呢。

我哥说我作为一个耍笔杆子的，挽联和家祭就交给我了，竟容不得我半点推辞。想想也是，爬了那么些年格子，好象从来没有给过父亲只言片语，其间虽然也动过几次念头，只是屡屡提起笔又重新放下，不知写什么为好，又觉得好像没有多此一举的必要。我对挽联祭文这东西很少接触，手生得很，于其中的平仄、对偶、名式、辞意更是一窍不通。我一度想从百度上拿来主义，终究觉得那是对父亲的欺骗，我一生对父亲行骗无数，但这次我无法做到一如既往的心安理得，好不容易抠出了上联，下联却是实在没得办法了，最后只好随便涂了两句，大意是父亲好走，来生照旧，算是勉强交差。

家祭就更是没有办法，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听人家读家祭。我总认为家祭是件庄重的事，但读家祭却有些怪异，甚至有些搞笑，似读非读，似唱非唱，上好的一句话非得抑扬顿挫搞得拖拖拉拉，一幅故意痛不欲生的样子。通常开头就是一句：呜呼那个哀哉，燕子飞了啊还有那个再来的时候啊，桃花谢了啊还有那个再开的时候啊，我的那个什么啊，你就那个去得早了一点啊.....

韵味是韵味，我却老觉得哭不象哭，笑不象笑。有一回礼生念得上上好好，突然被几个过于潦草的字眼硬生生地卡着了，又不便就此打住，破坏了庄严肃穆，只好硬着头皮唱将下去一一“绞字就那个认不得啊”。一次我依样画葫芦在晚自习上学了起来，大家轰堂大笑，正好逢着班主任查勤，很是生气，一团火样地冲了进来，顺手就是一巴掌，喝道：那个字认不得，我来认！从此我的耳朵时不时有点耳鸣，估计就是那下落下的。

对父亲苍白的了解，让我对祭文无从下笔，诗人吕德安在《父亲和我》里说：“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坦白地说，父亲一般只在我填写相关表格时，才偶尔出现在我的直系亲属栏里。很多的时候，我和父亲只剩下金钱关系，也只有在我囊中差涩，才主动想到父亲。在父子关系中，父亲永远是被动的一方，我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随时轻而易举地找着父亲，而父亲找我却永远象大海捞针。父亲偶尔进城顺道来看我，通常被我三言两语打发回去，我自私地认为邋遢得象个乡下农民的父亲严重影响到了我的体面工作及生活。

有关父亲的回忆完全是建立在一些零散的片断上，尽管大叔二叔在一旁细说着有关父亲的点滴，我却始终无法串联和贯通起父亲的人生。我从来没有认真地陪伴过父亲，我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走进过父亲的内心。在我不为人知的潜意识里，父亲充其量就像一台破败不堪能力有限的提款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寄生虫，一直啃吮着父亲。我熬了几个小时，祭文还是仅仅停留在“伏维尚飨”四个字上。我承认，诚如父亲说，我还不如那只陪伴他的鸭子。

女人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边用蘸了桐油的纸钱一遍一通擦试棺木，原本落满灰尘的棺木开始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我很平静地看着她们哭成泪人，我不知道那刻我为什么会想起那段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语录来。父亲草根一个，鸿毛也罢泰山也罢，对父亲来说，已然都无关紧要无动于衷了。

封棺那刻，我把两条烟、一套家谱放在了父亲身旁，父亲抽了一辈子劣等烟，常常我一条烟够他抽上半年，我心情好时也劝过父亲稍为提档升级，父亲却总是不依，说是一来习惯了，二来怕抽坏了草口，浪费钱。父亲甚至为给我买房娶妻，有一阵竟然想把烟戒了，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反正也节约不出几个钱，戒了可能反而对身体更不好，父亲才没戒了。有时逢年过节，我孝敬点烟酒，父亲非得等到烟要起霉时才拿出来抽，搞得我不知说他什么才好。

父亲退休闲赋在家后，花心思最多的还是族谱。父亲说人其实有三次死亡，一是肉体上的死亡，二是记忆上的死亡，三是文字上的死亡，父亲说，文字上的死亡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死亡。父亲说，有族谱人就活着，家族就活着。父亲很少说那么道理高深的话，我不知道是他琢磨出来的，还是从某本书上看来的。父亲他们几个老伙计花了几年的功夫才完成几十年来从未更新的家谱。

父亲一生从未占过什么小便宜，却在修族谱这事上破例了，他居然把我那时还尚无定论的内人的名字，武断并且迫不及待地写进了族谱，连同我那八字还没一撇的女儿也擅自作主地列了进去。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清明节父亲给母亲立的碑上，我不知父亲哪来的如此自信，就象我第一次还只见到内人的背影时，就认定她就是我老婆一样，父亲后来对我说，这是你一生做得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之一。我很认同。

我原本还想找点与广州有关的物事放在父亲身旁。父亲一直想去广州看看，广州的小堂姐是我们家族的骄傲，陈队长从小堂姐回来后，老说广州楼高得仰头一望帽子掉了还看不到顶。父亲曾几次跟我和我哥说起广州说起堂姐，我们却一直没放在心上，总想不急不急忙完这一阵再说，不料一拖几年，父亲终究未完成他最想最远的一次行程。此后每每提及此事，我和我哥都内疚，生命里有些事是拖不得的，一拖就成了永远的遗憾。我哥说，如果再有机会，就是背也要背着父亲去趟广州。我认为这种假设这纯粹是扯蛋。

陈队长对那天的天气很不满意，他说应该下雪，“凯凯”白雪才能充分展示悲伤。我说，不是“凯凯”是“皑皑”，他说，那还不差不多。我不这么想，我倒觉得那天阳光得恰到好处，不浓不淡，不松不紧。若真阴雨蒙蒙那还真够呛。我宁愿相信那是父亲在体恤我们，死人不知抬丧苦，父亲生气时常用这句话表达他对我的失望以及无可奈何。

围绕灿烂的阳光，大家就出殡的线路争执不下，大堂兄说搞就搞热闹点，圈圈打大点，最好从中学走。他说，伯伯在中学那么多年，还是去收下脚好。大叔一听火了，说你晓得个大钵子！误了时辰，你来负责，往三都转圈得了！大堂兄被怼得腾起一团火，瞅着要起势子，大堂嫂说，今天就不要吵了，伯伯走了，恐怕连个扯架的也没有了。我由得他们争吵，我清楚父亲的想法，父亲卑微惯了，人生本钱太薄，没有张扬资本，而且父亲对于生死看得也不是那么浓烈。父亲说，哪里夜了就哪里歇，哪里死了就哪里埋，简单点好。我决定遵从父亲的意思，就近绕着村子上山。大家都认为过于简单，说未免也太那个了吧。我坚定地说，就这样了。

破坏的力量总比建没的力量来得强大和迅捷，灵棚三五几下就拆了，场地马上显得阔绰起来。参加追悼仪式的人多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除去乡邻亲朋，还有很多是闻讯赶来的父亲曾经的学生。父亲很少跟我提及他的学生，估计成材的少之又少，没几个拿出手的。父亲的学生从前更多的是在田间地头藏着，如今一齐地在父亲的灵前磕头碰脑的。尽管如此，他们的到来仍然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当中多半已然上了一定的岁数，部分已经进入拐乡杖国，不是重要的事，想必不会在繁忙的年末岁尾时轻易走动了。仪式简单得就如父亲简单的一生。

学区来了个一般的同志作代表，这点倒是在我的预计当中。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教师生涯实在过于平凡，基本上乏善可陈，负责任地说，父亲最风光的也仅仅是参加过一次全县三十年教龄的老教师座谈会，那张黑白合影我在八十年代初就见过，人不算少，密密麻麻地站了几排。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在最后一排偏左的位置地找着了父亲。父亲前大半段教师生活我不大了解，后半段却是每况愈下，先是从城而镇，再从镇而乡，最后越发不成样子，年老体衰后反而混迹村小了。我曾跟着父亲到很多人读成着“拓木”的“柘木”小学念过两年书，那地方从家里走过去足足要两个来钟头。村小没有食堂，饭菜柴火什么的得自己搞。父亲手脚又慢，常常中午一点多钟都没饭吃，饿得我前胸贴着后背。有时我也帮着逗火，半湿不干的柴火熏得我泪流不止，老被同学取笑，说我眼睛红得象个鬼。这让我感到很恼火，以至有时痛恨鄙视父亲，说偏偏就你来这种破学校！父亲很是无奈，说总得有人来教啊，日后你可别像我当了老师。父亲无数次地指点过我人生，我听见去的屈指可数，但父亲这句算是深深地刻在了我人生坐标上。看着这么多学生来送别父亲，我突然觉得做教师未必就不是一件值得欣慰和满足的事情！我甚至想，父亲当初如此急迫地高度认同我的婚姻，一定程度上与我内人是父亲的同行不无关系。

代表原来也是父亲的学生，他的发言更象一种单纯的叙说：说他上课瞌睡时，父亲弹来的粉笔头，以及随之而来那句“猪头一个”；说起他当代课老师的卑贱以及父亲的鼓舞；说起他工作迷惘时父亲又苦又涩的夜茶；他说父亲讲给的课程己然模糊，但父亲留给他的生活点滴却越发清晰；他说父亲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和老师等等。较之公式化亲友致辞的忆苦思甜以及歌功颂德更为自然。没有了祭文，我哥根本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能以简单的答谢了事。

我先前关于人手不足担心的不仅是毫无道理，而且简直是对父亲的低估。我没有想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召回了村里所有外出打工的人，这一半因了组上的规矩，一半是因为父亲本身。大家谈及父亲，总说有一阵久违的温暖，他们彼此取笑，谁的喇叭裤让父亲剪过，谁的厚达三寸的花帮拖鞋给父亲剁过，谁的披肩长发被父亲逼着削了，谁的花衬衫从上到下都沾满了父亲鄙夷的目光，洗都洗不掉。谁的夫妻恶斗总免不了劳神父亲做和事佬。

除了老师这个身份，更多的时候父亲在村子体现更多的是和事佬和纪检员的双重角色。有那么几年，村子后生喜欢打牌，父亲为此忧心冲冲，经常有事没事地往村里巡逻，往往大伙兴头正高，突然有人一声“斋老倌来了”，即刻抢头鼠窜。我不知道瘦弱的父亲哪来那来么大的杀伤力，他就象对待他的课堂一样，自以为是地修正和保持着村子正确的方向。母亲总说父亲喜欢种了人家的土，荒了自已的田，我哥我姐也说父亲是老萝卜操空心，我不好意思说的是，父亲几乎管好了全村的年青人，却没有管理好我。

我们热闹地陪着父亲沉默地走在深冬的阳光里，大家尽量放慢脚步，以便让父亲再多看一眼熟悉的村庄。我们和父亲一道走过空旷的田野，落寞的荷塘，永不停歇随季而新的菜畦；走过古老清洌的石井，残垣断壁却依然耸立的老学堂，走过立在路旁那棵后来常常刺痛心菲的油桐树，还有村后那棵在腊月里还挂着些许叶子凝霜的红枫。在一对哀惋的唢呐的指引下，父亲绕着他散谈的村庄来到了后山，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巡礼。

我目送着父亲在苍翠的林子入土为安。生命真是如同树叶，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死亡，殊途却是同归。只不过那刻我明显地感到那片飘零的叶子过于沉重过于特别，那是我的父亲。我有些无法接受父亲循序渐进地从一个生命演化成为一个躯壳一坯黄土一个土堆，最后成为一种记忆。我悲伤地看着父亲以种子的形式深埋地下，尽管我相信那棵种子迟早有一天长成我内心林林种种的作物和果实，漫无边际地组成我生命里最为温暖的风景。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才拿出写给父亲的祭文，默默吟颂之后，烧在了父亲崭新的坟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将它当作家祭及时地交给我哥。三年后的清明立碑，我要我哥找了个石匠将它刻在了父亲的碑上。我完全没有预料的是，一篇三百字的短文，竟然东一处西一处少了二三十个字，根本无法卒读。

我深深躹了三躬，向父亲致哀致敬，向父亲致礼。抬起头环顾四周，世界其实并没有因为父亲的离去而有别往常，宝源河照样长卷舒展，罗仙嶺逶迤奔涌。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竟然依稀地又看见父亲，醒来才知是梦。

青山依旧在，我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