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创立【下】
亚里士多德秉承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威廉·詹姆斯所说，这是一种严酷而不够温柔的思想，他看透了隐藏在柏拉图学派“实在论”论调之下无休无止的神秘主义和经院式胡搅蛮缠的根源，并全力以赴予以抨击，开启了这场论战。
正如布鲁图并非不爱恺撒、他只是更爱罗马，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一个持反对意见的评论者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跟尼采一样)如此猛烈地抨击柏拉图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从柏拉图那里继承了太多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债主。
然而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态度却很端正，他几乎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实在论者，他只在乎客观实际，而柏拉图早已陷入了主观的未来。
在苏格拉底一——柏拉图式对定义的追求中，一种远离事物和现实、趋向理论和观点，远离个体、趋向共相，远离科学、趋向经院哲学的趋势业已形成，柏拉图后来更是对共相和观点如此着迷，甚至开始着手挑选其中所包含的个体或事实;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回归事物、回归自然和现实“未加粉饰的脸”，他对探索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个体有着最为浓厚的兴趣。
而出于对共相和普遍共性的热爱，柏拉图不惜在《理想国》中将个体彻底毁灭，以构建自己心中的完美国家。
但是，如同历史上的惯常笑谈，年轻的战士总是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他所攻击的旧主的许多品质和能力。
我们身上总是保留着许多为我们自己所谴责的东西:就像只有相似之处才能拿来做比较，相似之人才会争吵，最剧烈的争战也往往源于意图或信仰上最细微的差异。
十字军骑士发现萨拉丁是个绅士，因此与他展开温和中肯的争论;而当欧洲基督徒内部发生分化和对立时，即使是对最彬彬有礼的敌人，他们也不再争吵。
亚里士多德如此冷酷地对待柏拉图，正是因为他继承了后者太多太多;他也热爱抽象和共相，时不时为了追求那些外表华丽的理论而背叛自己对简单实在原则的坚守;他无时无刻不在克制自己渴望探索无边宇宙的哲学激情。
这在他留给哲学最具特色和创意的作品——三段论学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三段论指的是一种由三个命题组成的推理系统，其中第三个命题(结论)的成立源于前两个命题(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成立。
举个例子，人是理性的动物，而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是理性的动物。具有数学头脑的读者可能会马上发现，这与“跟同一事物相等的两个事物彼此相等”同属一类，即如果A=B且C=A,那么C=B。如上述公式所示，结论是将两个前提中的相同部分A去掉而得到的;我们的三段论结论则是把前两个命题中的相同部分“人”去掉，然后将剩余的两部分加在一起而获得的。
正如从皮罗时代到斯图尔特·穆勒时代的逻辑学家所指出的，这一学说的疑点恰恰是被假设为理所当然事实的大前提正是最需要证明的:因为如果苏格拉底并不理性(没有人怀疑他是人),那么“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前提就不再是普遍真理了。
亚里士多德会说，当一个个体具有一个群体所属的大多数品质时(“苏格拉底是人”)，认定这个个体也具有这个群体所特有的其他品质(“理性”)的假定就很可能为真。然而，比起成为一种发掘真理的工具，三段论明显只是一种用于清晰阐明思想和观点的手段。
这一切与《工具论》中许多其他内容一样具有它自身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发现并制定了保证一致性的理论体系以及进行辩证式论辩的各项技巧，他的勤勉和锐利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显得过分的;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对后世学术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更是无人能及的。”
因为，在他之前，从没有一个人能将逻辑如此摆在桌面上大谈特谈:一本教人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指南与一本礼仪手册一样发人深省;然而，我们能很好地运用它，它却不能将我们引人贵族世界。
即使是最有勇气的哲学家也不敢在大树枝下大声朗读逻辑学。
人们对待逻辑的态度就仿佛维吉尔嘱咐但丁如何对待那些因持暧昧中立态度而遭谴责的人一样:“别再想他们了，看一眼 ，就继续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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