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读历史,应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祖先崇拜,认为古时啥都有、古时啥都好,老祖宗的锦囊妙计能解决一切问题,怀旧总比创新来的容易,因此中国人“回头看”比“向前看”多得多;二是荣誉感,我们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未曾中断的文明”。曾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我们鄙夷外族的最大资本,因此中国人“谈过去”比“讲未来”多得多;三是功利性,《资治通鉴》所引“纵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以及“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总结起来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大家都想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中国人“谈成败”比“谈情怀”多得多。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认知更倾向于线性化和脸谱化,即更多的关注王朝兴替和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
对于历史的一点感悟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中国这个共同体,因其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以及“五行轮替”的“天命论”和“宇宙观”,使其历史保持了长期的整体性、延续性和统一性,政权朝代虽然走马灯般更迭,但始终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读中国历史就像撸串,在任何部位下嘴都保持顺畅感,读起来顺口、学起来顺手。
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也喜欢历史,因其往往将历史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相结合,给人感觉层次更丰富、更立体,他们喜欢历史的出发点更多是“好奇心”。有别于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欧洲以“神”为本体的传统使得其在宗教文化方面整体性更强。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分裂成为延续千年的常态,其历史的展现更像一个“大石榴”,通过宗教的果皮将不同城邦、国家、民族紧紧包裹在一起,当剥开石榴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核心共同体,需要静下心来、小心翼翼才能将其个体(石榴籽)剥离并理顺彼此关系,分分钟逼死密集型恐惧症的节奏。我第一次接触欧洲史是在初中,确切说应该是一本世界史教材的欧洲部分,现在回想起来,记忆中只留下了古希腊、伯利克里、波斯、罗马、斯巴达克起义、迦太基的汉尼拔这些孤零零的碎片化记忆,当时感觉欧洲历史像《一千零一夜》,故事性强、英雄人物众多,但是形不成一个记忆的整体。
对于历史的一点感悟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爱好者对于历史类著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化、主题化、主干化、线条式的写作模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事件、人物多重面向的细致描写、分析揭示。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需求已经从“步行者的平行视角”转向了“鸟瞰的俯视视角”,这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倡的“大历史观”极为相似,即“不从单独的事件着眼,而是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这可能就是历史学家房龙所谓的“登上时光老人修筑起来的巨大的经验之塔”后的看到的景象与感受。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学者开始对研究领域进行细分,用自己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二次解读和传播,历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垂直化、个性化、原创性的特点。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局面,在这种环境下,历史的故事性功能逐渐被解读性功能取代,人们欣赏历史的角度逐渐由“有趣”向“思考”转移。历史之于我们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评书相声”而是触类旁通的“分析剖析”。人一旦习惯思考,对于人生的意义认知就会愈加清晰。如同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当一个人使用理性来思考的时候,他才真正获得了存在的价值。理性可破除习惯、迷信以及种种所谓的已成观念,让真正的思考渗透进自己的人生,那么,他的存在才有真正的意义。
如果说思考是探寻意义的“立”,那么文字表达就是总结观点的“成”,即所谓的“知行合一”,把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观点和实际行动。但丁也说过,单纯的依靠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口、文笔、画笔把他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知识和科学。日本历史学者盐野七生对此的解释是“只要你试着把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用笔写成文章自然就会明白,大脑中思考的问题只有通过表达这一途径才会更加清晰。”思考是一种凝练总结,而文字表达是一种快感宣泄,是比思考更高层次的二次提炼和加工。有时脑子中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当你准备用文字表达时会发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就是理想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也是一个痛苦提炼的过程。从思考到表达,从阅读到写作,因为文字,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历史和自我。思考使人独立,而文字表达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个性。
历史对于人的影响,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太阳照耀而生长时,并不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生长。读懂历史的人,只会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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