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研究恰逢其时

湘学研究恰逢其时——访著名学者、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书良

以陈书良为代表的一批湖南学者，在传统的“湖湘文化”或“湖湘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湘学”这一崭新概念，并已开启湘学研究旅程。著名学者、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湘学研究中心负责人陈书良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是每个省都有资格以地名冠以学的，比如我们讲齐鲁之学，我们也承认蜀学、闽学，而湖南文化完全可以名之曰湘学，因为它有传承，有代表人物。”

陈书良介绍，湘学研究中心已经编辑出版《湘学史略》，及“湘学研究丛书”《章士钊辑》、《杨树达辑》和《林增平辑》。这套丛书计划出版30—50部，精选各位湘学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以供学界参考。

古代湘学的哲学基础 是黄老之学

陈书良说，湘学的哲学基础是宋代的理学，而古湘学的哲学基础是黄老之学，再前面是楚文化，而这种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因此他提出了湘学这一概念。

考古发现，湖南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也有着神农时代和炎黄时代的文化痕迹。湘学的源头是古代湖湘文化，是楚文化的一部分。三闾大夫屈原被贬谪后主要活动于湘江、沅江流域，他最终自沉于距长沙仅数十公里的汨罗江。

宋代以前，湘学受老子思想影响很深，马王堆出土文物就是很好的例证。1972年至1974年，长沙西郊马王堆考古发掘西汉长沙国丞相利仓家族三大墓葬，发现《老子》甲、乙两种抄本帛书，其顺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对于订正今本文字上的错误，探讨《老子》的意义很有帮助。此外，在帛书《老子》乙本前面，还抄有《经法》、《十六经》、《称》与《道原》四种佚书，它们基本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具有浑厚的道家色彩，说明黄老学说在湖湘一带影响之深之广。

董仲舒以降，儒家文化在中央政权中确立了正统地位，但这一文化体系在唐宋以前的湖南地区，基本上找不到突出的代表人物。直到北宋，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开启濂溪学派，也确立了湘学的哲学基础。长沙岳麓书院濂溪祠有一联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可见周敦颐对湘学的影响，也可见湖南人的文化自信。

南宋湖湘学派影响巨大

湘学是一种充分发展的地域文化，极富地域色彩。陈书良认为，湘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并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湘学的独特品格是儒学地域化的结果，但其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既有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有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思想不断对湘学施加影响，湘学也因其自身的特质影响了全国的学术发展。

这种交互影响有两个时期最具代表性，一个是南宋时的湖湘学派，一个是晚清时期的湖南经世派。

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重要载体。公元1167年（宋乾道三年），朱熹自闽来湘，与张栻（1133—1180，湖南衡阳人）共同讲学于岳麓书院，这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张扬湘中学子自信，并渐渐养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文化心理。

但是陈书良说，我们过去讲这段历史，多强调张栻接受朱熹的观点，而往往忽视了朱熹所受湖湘学派的影响。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主张“性本论”和“气本论”，与朱熹的“理本论”、陆象山的“心本论”三足鼎立。实际上，朱熹正是受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的影响，从湖湘学领悟到践履功夫的重要性，并纠正了佛老之弊。刘师培在论朱熹学问进程时就曾指出：“孝亭早年泛滥于佛老之学，及从延平问道，讲有性情之德皆由发端处施功，乃渐悟佛老之非……乃南南轩于湖南，而治学之方始易以察识为先、以涵养为后，由蹈虚之学加以征实之功。”

湖南理学经世派的强势复兴

陈书良说，到了晚清时期，湖南理学经世派的强势复兴促成了中国学术思潮的转变，这是湘学影响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为鲜活的例子。

湖湘文化至罗泽南、曾国藩时代，“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藩矫之以神奇。”曾国藩将文化借战争之力引致政治、经济等领域，终于引发重大社会变革，“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以上引文是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的话，足可见经世派影响之大。

陈书良介绍，陶澍、贺长龄、魏源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第一批领袖人物，在道光年间积弊丛生的时局中崛起，他们因此有机会将湘学的经世传统付诸实践，湘学也正是在此时再次兴盛。当然，陈书良说，在中兴之前，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夫子，他被尊为近代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影响不可忽视。

到了咸同年间，中兴名将曾国藩借由湘军的壮大，不断传播其“以礼调和汉宋”的主张，将“经济”一门与“义理、考据、辞章”并举，将经济藏于义理之中，在乾嘉考据之外，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他强调时务致用，兼收并蓄，以摄合、化解汉宋之争，成为当时经世学风的主流。陈书良同时认为，曾国藩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他在学术上并没有解决汉宋之争的学理问题。

魏源之外，近代湖南“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郭嵩焘。郭氏是清廷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他归国后在长沙创办了思贤讲舍，重视教育的感化与创建功能，同时传播西方文化。其讲舍取名思贤，有崇拜王船山之意，也有景仰曾国藩之情。陈书良说，在对西学的引进上，湘学的思考习惯和学术精神也影响了时人对中体西用关系的理解。对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的次第引进，即使在湖南本土，也产生了激进与保守的严重分歧，它不仅使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这个课题很值得研究。

研究湘学义不容辞

陈书良是史学家，尤以研究六朝史著称，享有“六朝人物”的美誉，著有《六朝烟水》、《六朝如梦鸟空啼》、《陈书良说六朝》等。但他同时对湖湘本土文化也十分重视，早在1996年，时任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陈书良便提出，湖南人杰地灵，“有编写文学史的资格”，于是他带领十余名所内外专家，勤奋钻研，努力笔耕，孜孜矻矻，历经三个寒暑，终于完成了三卷本《湖南文学史》。当时这也是全国第一部省区文学通史。

在陈书良等一批学人的促进下，湖南学术界对湘学形成了共识。去年，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湘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熊健任主任，陈书良与陈佚球任副主任。陈书良告诉记者，湘学研究的龙头是组织编写《湘学史略》，该书日前已经正式出版，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作序。

《湘学史略》之外，他们计划出版“湘学研究丛书”，选取几十位重要的湘学代表人物，把他们的学术或创作成果以选集的形式，简略地介绍给大家。陈书良介绍，“湘学研究丛书”刚刚出版了《章士钊辑》、《杨树达辑》和《林增平辑》。章士钊是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杨树达是著名语言学家、湖南文史馆第一任馆长，林增平是著名近代史研究者，湖南文史馆第二任馆长。陈书良说，该丛书即将出版《王闿运辑》、《王礼培辑》、《叶德辉辑》等等，其规模最终将达到30—50部，是湘学研究纵的方向。

而湘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则是以船山学社、时务学堂等学术机构为对象。陈书良说，在湘学的大旗之下，船山学社、时务学堂等学术机构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起了重要任用。比如时务学堂，它比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早一年多创办，这个课题很有意义。

陈书良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晚清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嫡系后裔，母亲是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嫡系后裔。其外祖父刘永湘、伯外祖父刘永济都是老一辈国学家。陈书良告诉记者，他的先辈们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更是值得重视。他本人从某种意义上算是世家弟子，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整理和研究湘学，是他理当肩负起的责任。

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
时间:2015-01-30 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