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花开花落自有时

潘玉良：花开花落自有时

潘玉良(1895—1977年)，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1921年考得官费赴法留学，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与徐悲鸿同学，1923年又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

初夏荷花时期的相遇

初夏，荷花盛开的时节，芜湖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走马上任，各路商僚前来迎贺，排场浩大。就是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暗潮涌动的场面，潘玉良出场了。对了，那时候，她还姓张，名唤张玉良。

她的出场，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旗袍着身，姿态曼妙，一个眉眼就倾倒众生。这样的张玉良是不真实的。现实中的张玉良算不上美女。见过她的朋友都坦言她长得不好看，虽然不是貌若无盐，却也只能以粗陋来形容。

这些都不打紧，因为她一开口，潘赞化就惊了。推杯换盏间，不禁将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唱的正是严蕊《卜算子》 。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潘赞化是新式知识分子，又是诗人，他尊重女性，并且观察细致。看到这个相貌粗鄙的妓女，唱这样一支曲子，愁容满面，不卖笑，反倒似有所伤，潘赞化感到十分惊异。

这首词中写的是风尘女子的无奈，生不逢时，因为出身不好被迫沦落风尘，强颜欢笑。这样的场面，到了民国时期还在上演。

张玉良不美，甚至鲜少有笑颜。然而，她那愁容中露出一股铮铮气节，是不甘为人下的负气，亦是不愿意就此认命的愤恨。像那初夏盛开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不久，潘赞化娶张玉良为妾，轰动一时。他们之间的爱情，一直让人猜疑。潘赞化这样的身份地位，为何会娶一个丑女？而且，潘赞化一直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又怎会在有妻子的情况下纳妾？

潘赞化是革命者，他看到张玉良，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而非一个相貌丑陋的妓女。而十七岁的张玉良，一无所长，即便从妓院里被放出来，也没有谋生的能力。潘赞化的出手相救，其中有对玉良的赏识与同情，同时也是义气之举。

潘赞化的再造之恩

婚后，张玉良改姓潘。潘赞化思想开明，尊重女权，不会让她改姓。倘若是按照妻随夫姓的传统，她也该叫潘张玉良。可是她不愿，她要彻彻底底地扔掉过去，索性改名为潘玉良。

潘赞化对潘玉良，是再造之恩。圣经故事里，上帝从亚当的身体中抽出一支肋骨，做成一个女人，乃为夏娃。而潘赞化对张玉良来说，是上帝，也是亚当。

成婚后，潘赞化的当务之急是教潘玉良识文断字。后来在上海期间，他请了先生教潘玉良文化。渐渐地，她的绘画天赋也逐渐显现出来。她开始学习西洋画基础，素描、速写……在当时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而潘玉良也开始成为第一代能够学习西洋画的中国女性。

她学画画，就和香菱学诗一般地“痴”，全身心地扑进去了，然后再也不愿意出来。她起初是跟随洪野先生学画。后来，恰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她就以高分考进，接受学校教育。

潘玉良一生中画过很多女性的身体。站立的，卧躺的，悲伤的，平静的，背影，侧影……然而，她落笔遒劲，线条粗犷。而那些面孔上的表情却又极其内敛，有些偏着头，不让人看清表情，有些只展示一个背影。在那些浓墨重彩的背景中，留一缕含蓄隐忍的女魂……这些，大概都是她灵魂的自画像。

然而，在那个年代，采用女模特画裸体画是伤风败俗的行为，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种艺术。个传言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为了练习裸体，曾经跑到澡堂子里画画。这样的行为惹得当时的那些客人极度不满，因而将她轰打出去。

潘玉良对于女性裸体的痴迷，应该是从这时候开始萌生的。她用极其简略的笔画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女子形象，她试图从那些曲折蜿蜒的线条中寻找灵魂的海岸线。

据说，潘玉良在入学之后很久被发现是妓女，然后引起了一些女学生的反对，刘海粟因此将她扫地出门。

出走法国

三年之后，潘玉良考取中法学院，前往法国读书。潘玉良的出国，亦是一种出走。

她一生都未能摆脱“妓女”“小妾”之类的称呼。她对艺术的衷心追求一方面是出于热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负气，她不甘心一辈子被人耻笑。为了获得尊重，她必须用别的身份来证明自己。

在青楼的时候，她就开始懂得：一个女人不能一辈子靠男人过活，欢场里的恩恩爱爱终究会有尽头，唯有依靠自己才能长久地自由。是命运把她推给了潘赞化，然后她自己又选择了离开他。她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男人会与众不同，会给她带来超过爱的东西。

来到法国之后，潘玉良的螳螂脾气更甚。她一心致力于艺术学习，在第二年就考入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等人成为同门师兄妹。

通过扎实的学习，潘玉良终于走进了西洋画的殿堂。在法国期间，她的学习是艰苦的。还得一面承受着来自国内的压力，这些年，国内动荡，公费留学生的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很多人都已选择回国。

潘玉良却一直希望能更上一层楼，她报考罗马国立艺术学院，成为第一个进入该学院的中国人。恰逢此时，她的《裸女》获得了意大利美术展的金奖，奖金 5000里拉，为她缓解了经济压力。

载誉归国遭遇依旧

1928年冬天，潘玉良载誉归国。与她一同回国的，还有装满作品的箱子。这些年来，在欧洲的日子十分艰苦，常常连饭也吃不上。可她却不舍得卖掉自己的作品，而是在等待回国的机会，将它们通通带回祖国。回国后，她频频举办画展，反响非常。

她回国后在母校上海美专任教过一段时间，任西画系主任，她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企图将自己在西方的所学传授给年轻人。在职期间，也是颇有建树。然而，当时学校里的一些同事，却依旧鄙薄她的出身。

更重要的是，人身攻击之后，连同她画展上的作品也遭受攻击。在她展出《人力壮士》的时候，有人将画划破，还在上面贴了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令潘玉良十分难以忍受。

时代已经变了，可她的遭遇却还和几百年前的严蕊一般。 潘玉良镀金归来，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世人，用事业的成功洗刷掉不好的出身。可是她没料到，自己变了，环境还是老样子。中国那么大，留给一个女人的余地却还是那么小。

1937年，借着参加“万国博览会”和举办个人画展的名义，她再次前往法国。这一走，就是永远了。

一个人的突围

自古以来，青楼出身的女子倒是更为节烈，毫不拘谨，风骨傲然。 生活本来就已经将她们压到了最底层，她们早已无所顾忌了。所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丝毫不给自己留余地。柳如是投水殉国，亦是决绝。

这种决然的姿态到了潘玉良这儿，就变成狷介了。她在法国的时候，有个“三不女人”名声，意为：一不恋爱，二不入外籍，三不签约于画廊。

潘玉良的心中，有很多东西都是被奉在神龛里的，它们比金钱更宝贵，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她愿意去做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坚守。她默默地想着，留住一个名头也是好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艺术……

上世纪 40年代的法国亦是战乱四起。潘玉良鲜少售画，而她也早与潘赞化断了音讯，生计很快就成了问题。在一次猛烈的暴风雨中，她的画室也被摧毁。一个女人独自漂泊，总归是孤独无依的。

就在这时候，她认识了一位中国老乡。这个人叫王守义。王守义不断地接济她，给她送吃食，为她买颜料……他的心思，她何尝不知。可是，她不允许自己有半点儿“出轨”的行为。

她的画里，充斥着与世俗相悖的力量，有几分“先锋性”的意味。就像她孤傲的为人，清高的坚守。然而，这些傲慢的表象其实只是盔甲，一种默不作声的反抗。

花落花开自有时

步入晚年之后，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并未终止，反而走得更远。最令人称奇的是，潘玉良的人体画作品中，有一股难以道明的力量，同时又渗出朦胧的忧郁感。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她的画中构成了巧妙的融合。这样的巧合，就好像她的人生。

1959年，她接受了巴黎大学的最高奖项多尔利奖。她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了，却也越来越孤独了。

她的一生，执着笔，画过破败的花朵，画过忧伤的女体，画过男女缠绵的陋相，也画过深情相拥的母子……她的大嗓门和男子化气概之下，却隐藏着女子的敏感和哀伤。这是旁人看不到的地方。

潘玉良的一生，可以用孤独来概括。少女时期的青楼生涯，是苦难的发源地。与潘赞化的相识相知，让她从无助中暂时脱身。然而，除此之外，命运从未给过她一点怜悯。她两次赴法都有被逼的成分。然而，她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艺术和情感上，她都如一个苦行僧，用最曲折的方法去捍卫一个简单的念头。

晚年的潘玉良，与王守义相依为命，他给了她经济上的支持，却未必能给她温暖。潘玉良一生都把心窗关得死死的，潘赞化虽然最贴近她的心，却也终究未能走进去。

如果说，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那么形貌粗陋的潘玉良该作何比喻呢？思前想后，还是觉得王维的那一首《辛夷坞》最契合她：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