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丧”成为了一个口头禅。“今天好丧啊！”“丧着丧着也就习惯了。”自2015年出现，到2016年爆红，时至今日，“丧文化”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葛优躺”，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中国，“葛优躺”标志着“丧文化”的形成。2016年，一张葛优躺卧的图片几乎在一夜间迅速占领各大网络平台，疯狂之势难挡，无孔不入，此后，一个名为“丧”的词逐渐脱离了“丧事”之“丧”的怆痛，换一副“生无可恋”的面孔走进日常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丧茶”、“分手花店”便是其在营销上的冲击。而国外的peipei蛙那带泪的忧郁眼神及马男那句“活着的感觉就是自己的尿道被不断地猛踢”的悲伤言论，汇聚而来，将“丧文化”推向高峰。
什么是“丧文化”呢？丧文化，指一些90后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地活着，他们丧失心智、漫无目的、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只能像行尸走肉一样麻木地生存下去。
“丧文化”是指流行于青年群体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它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以"废柴"、"葛优躺”等为代表的"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是青年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当前青年的精神特质和集体焦虑，在一种程度上是新时期青年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一个表征。
有人指出，“丧文化”是新时期青年们一种温柔的反抗，看似悲观绝望，实则内隐着无比充沛的力量。他们口头上的“丧”只是一种“调侃”、“自嘲”，面对巨大的压力，种种不可预测的危机，谁不是一无所有？除了“绝望”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
上面提到的丧文化让我想起了日本的一位作家——太宰治。说起太宰治，很多人可能会想起他的那句话：“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生而为人，为什么会感到抱歉呢？如果稍稍联系下当下流行的“丧文化”，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显然，太宰治就是一个标准的“丧青年”。
1909年，出生于日本津轻地区的豪富之家，排行老六，因家中子女甚多，从小不被重视，生性怯懦；
1923年，父亲去世，这是家道中衰之始，母亲之人支撑，非常辛苦；
1927年，惊闻少年时代的偶像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深受打击，一度萎靡；
1928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似向往无产阶级，对出身不满，第一次自杀未遂；
1929年，再次自杀，仍未遂；
1930年，参与共产运动，结识银座酒吧女田边，相约自杀，致女方死亡，终身难忘，产生浓烈的罪恶意识，后遭分家除籍；
1635年，求职失败，企图自杀，辍学。患盲肠炎并发腹膜炎，药物中毒；
1937年，试图服安眠药自杀，未成功；
1941年，母亲去世，贵族生活，彻底结束；
1943年，昔日情人小山初代去世；
1945年，所居之地遭炸毁，返回老家；
1947年，写《斜阳》，揭露日本战后国民心理，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1948年，着手创作《人间失格》，期间肺结核恶化，吐血不止。与情人投水自尽，终于如愿。
丧不丧？你可能没见过这么丧的。
太宰治的一生是以自杀为主线的，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是自杀解决不了的，一次不行，那就两次。偶像自杀，他也自杀；对出身不满，自杀；求职失败，自杀；病痛难耐，自杀……他从来就没有安全感，有的只是无尽的恐惧，连自杀也要约个人一起。好吧，失误造成别人死亡，自己又极其难受，陷入如黑洞般的自责。可真够纠结。
你看他的《斜阳》，写的是日本战后遍地的颓废和无力，其实写的只是自己而已。如果说，此前，他还怀着希望的话——参加共产运动，积极应对各类危机，试图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那么日本战后遗留的混乱就彻底将之埋葬。好在，主人公和子最后的选择为整部作品染上了希望的光辉。细细分析，和子的一生也是充满悲剧的，生于贵族之家，却碰上战争，又惨遭离婚，相依为命的母亲身患绝症，弟弟复员回来染上毒瘾等等，这些，从侧面呼应了太宰治自己的悲剧人生。但是，在太宰治的笔下，和子没有“丧”，而是直面惨淡，继续生活，这样的安排是否能让太宰治感受到一点点安慰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人间失格》中，第二章的起首一句“我这一生尽是可耻之事”便是太宰治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一个人觉得自己可耻，且是这样深刻，那么他岂能再苟活于世呢？
叶藏就是太宰治。三个札记，基本描绘了太宰治的一生：从青少年到中年，为了逃避现实，经历迎合、放逐、酗酒、嗑药、自杀，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丧失作为人的资格。
叶藏不能理解女人的浅薄，不断被朋友利用，却认为妥协退让才是活下去的方法，甚至为了混迹世间，学习人性的种种卑劣。太宰治又何尝不是呢？他结识数位女性，甚至结婚，但他并不懂爱情，至于妥协，太宰治这一生都是在妥协中度过的，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俗事，还有写作，他早就奔赴死亡。
第一手札描写的三张照片可说是其一生的缩影。从强颜欢笑到矫饰轻薄，最后是而无表情的“死相”，正是叶藏极力迎合社会却最终失败的一生。叙述者“我”对三张照片的评价毫不客气——古怪，令人生厌。这无疑是站在社会一般人的角度去评价叶藏；也可以说是太宰治分裂出来一个“正常”的人格来痛斥自己。这种自虐式的叙述却很难读出讽刺的意味，反倒情真意切得令人同情。接下来的第二手札则是叶藏对自己“罪孽”的陈述。幼年叶藏的本性曾与人类最丑恶的七宗罪之一—欺骗发生了第一次冲击。父亲的演讲会上，男佣们背地里批评演讲枯燥无味，一转身又为了讨好主人而赞不绝口。叶藏口睹了这一“可恨罪想”，为人类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心口不一而惊异，同时又认为这必是活下去的“妙谛”。他是个与常识社会格格不入的“外人”，故而他对人类种种常态的评述就显得分外客观有力。不幸的是，他又处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无法自拔。不免可悲可叹。
《人间失格》用真实的文字诉出彻底的绝望。太宰治在绝望中写着绝望。他别无道路可走，唯写作延续着他的生命，直到《人间失格》完成，他的写作也宣告终结。
三岛由纪夫对太宰治评价不高，那种不喜的情绪溢于言表，他直言不讳，说他“气弱”，一针见血。太宰治也确实“懦弱”，为了得到“芥川奖”不止一次写信给评委，语调低下，就差下跪了，毫无男子气概；另外一方面，当它得知（猜测）川端康成存有私心而破口大骂，绝类泼妇：
“我愤怒地燃烧着，几夜难成眠。养小鸟、观舞踏，难道是如此牛逼的生活吗？真想捅了他。大坏蛋一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屡次的打击反过来让太宰治的文风颓变，更为纯粹，《人间失格》便是集大成者。
太宰治以绝望的方式反抗着现实生活，即不断自杀与书写绝望。不断自杀是摧毁身体，书写绝望是打倒精神，此二者代表着他在人世间的挣扎。他确实做到了，以生命为代价。太宰治的“丧”是“丧”到骨子里的。
回到最开始的地方。中国青年口中的“丧”大部分止于宣泄，比如他们说“其实并不是很想活”、“什么都不想干”或者“躺尸到死亡”，并非产生实际效果，他们依然阳光满面，动力十足，至少普遍如此。
原因何在？私以为，其根源在两种文化，中国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乐性”文化，所谓“乐天知命”，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样的警句俯拾即是。说得更深刻些，中国的“士文化”就是一种豁达的文化，“士志于道”，胸怀广阔。相比而言，日本的文化就偏向“衰”的一面，且不说它的地理环境，单以文学为例，就可窥见一二。日本文学的“丧”在于那种阴郁的气质，无论是芥川龙之介，还是川端康成，又或者是三岛由纪夫，他们的作品中皆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阴郁底色。由自杀表现出来的决绝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实践着那种“丧”。
太宰治无疑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你也可以将他视为当下“丧文化”的鼻祖之一。然而他的“丧”并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消极应对非正道也。中国传统，虽在新时期受到国外思想的强烈碰撞，几经转变，却不失其心，这一点值得欣慰。
话说回来，即便同为日本作家，太宰治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太宰治的“丧”是一种“懦弱”的丧，而川端是“绝美”的丧，三岛则是“刚毅”的丧。你看，“丧”里面也是藏着希望之力的。
古语有云：未知生，焉知死？是教你做一个选择，好好活着，活得“绝美”，活得“刚毅”，总好过“丧而无为”吧。太宰治若早一点知道，恐怕就是另一种故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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