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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从一岁上小学时就开始背负，现在我六十二岁，看现在的情况我可能要一直背负它到死了。
母亲告诉我，我是1956年出生的。这就是我的秘密。我到1963年才知道：这是个不能说的秘密。
小的时候家在农村，童年的记忆只有满大地奔跑，真是无忧无虑。1962年，我家搬到了镇上，生活变好了，但我的烦恼来了。院子里的小伙伴一个一个都上了小学，他们不能整天跟我玩儿，白天他们上学，院子里只剩我一个孤零零的大孩子和几个小不点儿。
我回家问父母，是不是我也该上学？没想到父母面面相觑。父亲说，得上，但是要等等。打那以后，我的父母变得格外忙碌，下了班也经常出去。家里突然多了一些那个年月十分稀罕的白酒、糕点什么的。我曾偷拿了一块糕点吃，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但那糕点真是好吃，我觉得挨那顿揍是值得的。但是我没再偷，我发现他俩拿那些东西出去，是在办什么重要的事，与我有关的事。
终于有一天，父亲牵着我的手，到了镇上的小学。我听见校长和父亲交谈，说什么“特例”什么的，我听不大懂。我当时只顾跟小伙伴们挤眼笑呢。我很得意，他们能上学，我也能！
我被编入一年级，算插班生。那时候功课不难，只有语文、数学两门，我虽然上学晚了几个月，但很快就补上了。学习没让我感到难过，让我难过的是我知道了秘密——我只有一岁！有一次我和二胖打架，二胖输了，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是一岁小孩儿！”我没听明白，二胖又说：“你就是一岁小孩儿，不信回家看看你家户口。”
我飞奔回家，在父母的抽屉里一顿乱翻，终于在一个小匣子里翻到了户口本。户口本有一页清清楚楚地写着：李红权（我的学名），一岁，1963年2月18日生。我真的是一岁！难怪我上学那么难，难怪校长说“特例”什么的，可是我明明是1956年2月18日生的呀，那么多年怎么不给我算呢？我大哭起来。
父母下了班回来（如今他们都在镇上工作，不用干农活了），看见我还攥着户口本抽泣，大概明白了我为什么伤心。父亲解释道：“你出生时没马上落户，因为一落就是农村户口，不合适，想直接给你落个城市户口，可是事情办得不容易，就耽误下来了。今年你要上学，必须有户口。照说我和你妈现在都是城市户口，给你也落成城市户口不难，但派出所说，只能给你写一岁，要写八岁，按规定得给你补七年的粮油，上哪儿给你弄那么些粮油？只能这样落户了。办户口的警察是个好人，是他帮我们跟镇上的学校协调让你入学的。”
母亲安慰我说：“儿子，错写个年龄，不妨事的，你看，你不也上学了吗？”她错了，因为年龄问题，我一辈子都很麻烦，以后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别扭事，直到今年我都六十二了，还别扭着呢！
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普查人员到我家核对户口和人，问：“你家那个一岁的孩子呢？”我听见母亲弱弱地说：“被奶奶抱出去了，没在家。”普查人员一眼看见了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父亲立即回答：“不是我们家的。”说完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普查人员好像不怎么相信父亲的话，俯下身来问我：“孩子，你是谁家的？”“我，我，我……”我张口结舌，不知道父亲希望我说什么，最后鼓起勇气说：“我一岁了。”我见父亲呆立在那里，紧张地看着普查人员。普查人员一脸同情，拍拍父亲的肩膀，“我明白了，你们头一胎是个智障，没落户，又要一个，是吗？”我的一对儿父母不停点头，像啄食的母鸡一样。普查人员没追究，父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不知谁把这件事传了出去，小学时我的外号是——“智障”！
镇上只有小学，镇上的孩子小学毕业只能到县里去念中学。我小学毕业是六岁，哪个中学会收六岁的孩子呢？于是我的父母又开始奔忙，好在这时家里有亲戚当了官儿，给联系了学校，我上中学没耽误。有关我年龄的秘密，我不想带到中学去。我问父母能不能改，父母摇了摇头，说问过了，不能，给我落户的警察不肯，谁都没办法，当时人家都给咱帮忙了，咱也不能为难人家。
中学毕业，我十二了。我十二岁就上了班。因为上班也托了人，有人情在，领导和同志们都没为难我。但有时会有人跟我开玩笑，“十二了？长得可挺老！”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想把年龄改回来。我成人了，不能靠父母，得自己办。我找到当年给我落户的派出所，发现当年给我落户的警察已经调走了，我跟负责户籍管理的警察商量改户口，这个警察说必须原来给我落户的警察出证明才行。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的警察，事情只好搁置下来。
我十五岁谈恋爱，该结婚了，可是按年龄民政局不给登记。好在我媳妇挺好，岳父家对我家也是知根知底的，我和媳妇办了酒席，没领结婚证就在一起过日子了。如果按法律，应该算非法同居。我在落户的事情上吃了亏，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也吃亏，所以我和媳妇在一起后一直没敢要孩子。
1983年2月18日，正月初六，我和媳妇去正式登记结婚。我猜这世界上不会有几个人有我那时的心情。民政局办事员问：“男二十，女十八，你们够年龄吗？”我十分肯定，“够”。我和媳妇分别拿出各家的户口，媳妇的没问题，看到我的户口，那个办事员笑了，“你今天才过二十岁生日啊？可真够着急的！”我答：“可你看我的长相，是不是更着急？”办事员看看我的脸，表示同意。钢印在结婚证上盖下，我就像平反了一样高兴（只能是“像平反”，平反可真难，我的年龄是没法儿平反了）。结婚证上，我二十，媳妇大我四岁，按法律文书，我们那时是“姐弟恋”呢！
后来我为改年龄做了无数次努力。到哪个派出所，哪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告诉我，必须找到最初给我落户的警察开证明，规定就是这样的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那个警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自己去医院测了骨密度，据说这个可以证明实际年龄，国家运动员都是用这种办法鉴定的。可是派出所不认，说规定里没写这种方法。我跟组织人事部门说，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同情我的遭遇，但没办法处理，单位的年龄认定必须根据身份证，而身份证是根据派出所的户籍记录制发的，于是我的年龄问题就成了死结。
“谁一岁就能上小学呀？”我像祥林嫂一样跟派出所警察说、跟组织人事工作人员说、跟愿意听我讲的同志说，所有听我讲的人都露出了既理解又好笑的表情，但于事无补。其实我现在已过退休年龄，前年就该退休了，但按档案和规定，我还要再干五年。
近几年单位抓学习抓得紧，总搞随机抽签考试的活动。不知怎的，我买彩票从来没有中过奖，业务考试抽签我却次次不落。
前年去考试时遇见一位我以前的领导当主考，他看到我，指着我跟人事部门负责人说：“你们咋把他选出来考试？他实际上比我还大几个月呢！我今年就退休了，你想想他多大？以后要多选些年轻人来考。”他高抬贵手放我走了。
可是去年我就没这么幸运了，前年主考的领导已经退休，去年主考的是个不认识我的年轻领导。我只好坐在电脑前看题，其实我老眼昏花，看也看不清，就算看清也不知道怎么用机器答题。旁边有个年轻的小同志看出了我的窘迫，安慰我说：“爷爷，你别紧张，我答完替你答。”果然，他很快答完自己的又给我答，给我答完还没到规定截止时间。我真佩服他。
单位领导跟我谈过，要是身体不行就办退休吧。可是我要办退休只能算提前退休，没到法定年龄，只能得到法定退休工资的85%。我实际上到法定年龄了，是户口、身份证错了，不甘心呐，所以还在坚持上班。
各位读者，看题目时，你们是不是觉得一岁就能上学的是个神童呢？现在明白了吧，这个人就是一个因当年城市户口问题而带着年龄秘密活了一辈子的倒霉蛋。
我的父母都已过世了，我不怨他们，他们当初也是为我好。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1950到1980年代的城市户口有多重要。打个比方，你生在北京，和你生在四川布拖（可以上网搜一下），户口不一样生活就不一样吧？就算你出生在某个中小城市里，到了高考时也会感到巨大的地域差别。那时城市户口意味着有吃、有穿、有好的学校上、有免费医疗……那是农村户口的人想都不敢想的。1980年，一个城市户口能卖一万元！那时的一万元有多值钱，问问你们的父母就知道了。
我活了大半辈子，从自己和周围的人和事上真切地体会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这世上就没有你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好处，或是得到了好处后不付出代价的事情，无论考学成功、职务晋升、迎娶佳人美眷、财富堆积如山，莫不如此。像我，如父母所愿，在城市户口金贵的年代，早早地得到了城市户口和城市户口带来的好处，但我也付出了现在你们都知道的代价。
我头两年做心脏手术，搭了三个支架了。有时我想，就这样吧，少拿工资就少拿工资，退休算了。但是我还抱着点希望，万一政策有变化，我能把年龄改过来呢？我要是退休就彻底完了，我最终的档案也是错的。年龄的秘密我要带到死吗？如果这样，以后到了火葬场，我的寿命比实际寿命会少七年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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