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有什么食物从味觉到气质都能代表江南的秋天，大闸蟹总要算一样候选。
林语堂说“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喜好，我们吃螃蟹；如若必要，我们也吃草根。”
饮食从来是本民族仅有的几项富于进取精神和开拓性的领域，螃蟹作为一种甲壳类生物，张牙舞爪、横行霸道、六跪二螯、肆意纵情，天然地让人产生畏惧感，进而也就起了征服欲，偏偏这征服的过程，又是精致的、绵密的，轻掰慢剥、轻挑慢检，如同与五湖四海的一场手谈，把那雪白的肉、晶莹的黄、通透的膏，从曲径通幽的甲胄里一点点剔出，细姜丝、小醋碟、半杯热酒，仿佛任何凶蛮、粗糙、胡搅蛮缠，都要毁了那天人交战的格局、失了神、泻了劲、露了内心深处的愚顽。
所以，这“指上沾腥洗尚香”的吃欲，配上这“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吃法，实在太适合作为华夏餐桌文化的象征。故而梁实秋《雅舍谈吃》已经判定：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间南北，不分雅俗。
前几年朋友圈里流行几张戏谑味道十足的图片：一是英法德各国河道水网被繁衍得越来越多的大闸蟹侵占，只能发动当地华人大快朵颐为民除害：二是建国前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苏浙一代沿河沿湖居民饥寒交迫存不下粮食，只能顿顿都吃大闸蟹当作正餐。
两者都充满了反讽和解构的意绪，大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里愚钝的群众暴殄天物的嘲笑、对万恶的旧社会里悲催的父老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哀叹。
更有甚者，《梦溪笔谈》说，“关中无螃蟹，怖其恶，以为怪物，人家没有病疟者，则借去悬门户”———好么，你们用来佐酒开胃，他们用来驱邪避秽。
由此可见，一种食物是否值得垂涎，在不同的区域和文化里天差地别，即使在同一区域和文化内部，也要经历特定时间的演变。
要知道，《旧约》里可是有论断，一切用腹部行走的爬行动物都是污秽的——伊斯兰教规好像没有直接针对螃蟹的法条，可也没听说过回民吃蟹。
某位篮球记者好像说过，出去跟队采访，晚宴时最喜欢和外援坐一桌——可爱的黑人朋友们，每次看到大闸蟹端上来都露出“这是什么鬼”的瞠目结舌态，最后只剩他顺理成章勇挑重担，全进了自家肚肠。
中国人味蕾的偏好，从来都与资本、权力的区域性变迁有关：古代最初称雄的，无非齐鲁、关中；经济重心南移，盐商们带火了淮扬菜；资本主义西来，广州开埠，粤菜渐趋风行；巴蜀儿郎出川抗日，火锅强势来袭；红朝定鼎，湖南伟人位登九五，湘菜的爽辣流布四方；改革开放深圳成为门户，港式茶点又入室登堂。
所以，大闸蟹虽然看着蠢笨怕人，沾了江浙自古繁华的光，以及上海政治经济地位飙升的助力，真是不火都难了。
农耕文明看天吃饭，时令二字，最最不可轻慢。
螃蟹藏于水底，大半年积攒下来，正是肥壮。
“蟹黄”二字，总与西风、赏菊、桂香、温酒、白芦花等固定的词组并置，天然地带着十月的色泽，充满秋凉气爽的季节感、甚至某种黍离之悲的美学味道。
饮食与自然的同步，对于我们，不过意味着去自由市场里找那刚刚批发来的“鲜货”，可对古人而言，这就是踩着时间节律、采撷天地万物、恰到好处地滋补和取悦自己的宇宙法则。
更何况，食物也是有段位的，十斤牛肉炖得酥烂，只归得入梁山好汉，红烧蹄膀酱肘子，只配存在于儒林外史，竹笋、蟹、鱼虾、菌子，一小火炉滚烫绍酒，那才是文人气。
袁枚说“蟹宜独食”，就是这份清高和骄傲。
张季鹰想起故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留下一句“人生贵适意耳，安能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挂印回家——我常跟学生开玩笑，要是他想起的是故乡的溜肥肠和臭豆腐，这个故事一定会因为逼格太低而无缘千古佳话。
当然，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一场螃蟹宴，还是发生在《红楼梦》中，就是刘姥姥惊呼“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的那顿。如花少女吃得满嘴腥膻未免不雅，于是描述重点意料之中地放在了借题发挥的诗社竞赛里。喝了酒吃了蟹，人人都在兴头上，大家都放得很开，宝玉的“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已是无所顾忌的自嘲自况，林妹妹的“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简直抒情出了李白的味道，就连一向温柔敦厚的宝钗，也写下了“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的犀利，弄得李纨探春都咋舌“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讽刺谁，大家是有点心照不宣的。
这就是属于大闸蟹的因缘际会，时令性、地缘性、仪式感、诗人气，共同完成的一场味觉加成，和餐桌文化酿造。
有人说，每个有野心的灵魂里，都盘踞着一只横着走路的大闸蟹。
而我说，如遇到一个愿为你洗手剥蟹的男孩，姑且可以一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