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祖先曾为宋国贵族，后逃亡到鲁国。孔子一生的活动主要是兴办私学，传播自己的理论与主张。然其学问之博大精深，遂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战乱频繁，已往的西周宗法礼教已被破坏。所以孔子志于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结合宗法血缘制度，创立了自己的一套“仁学”体系。
“仁”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爱人。源出于西周的宗法制度，爱人也就被蒙上了血缘的尘垢。所以爱人最先表现的就是要爱亲，“爱亲之谓仁”。这样爱亲被规定为“仁”的本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仁者，人也。”“仁”的施行就是为了实现人道。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悌之心，始可有孝悌之道。”“爱亲”保证了自然经济下小家庭的和谐生产，便于统治集团的管理。
此外，孔子还将“仁”规定为爱人。相比于爱亲，爱人实现了量上的扩充，也实现了质上的升华。因为爱亲只是局限于自己的至亲，而爱人需要扩展到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国家。这样，爱人也就包含了泛爱。而泛爱实质上对整个氏族或宗族的爱，用以维系内部的稳定团结。这样，由爱亲——爱人——泛爱众的理论升级，使个体承担起维护整个华夏族利益的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
孔子还要求行仁德于天下。“仁”的具体条目（恭宽信敏惠）是爱人的具体要求。这五条目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氏族君子的血缘宗法关系，既包括华夏族以外的氏族也包括受氏族君子统治的臣民。这是孔子对自身理论的自尊性和自信心。此外，行“仁”的具体要求还包括要实行“忠恕”。“忠恕”作为实行爱人的根本途径，即所谓的行“仁之方”。对于忠恕的理解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从积极方面来看，就是人同此心，推己及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消极方面来看就是人我同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忠恕”之道实际上成了爱人的基本模式。
孔子除了主张实行“仁”，还主张要克己复礼。这里的礼主要是为了维护西周宗法礼教而制的。关于礼和仁的关系，孔子也作了明确的把握。在孔子看来，礼之所以能维系宗法等级关系，在于礼本身具有和的结构性功能和价值属性，礼中内含着和的制度伦理。具体来讲，仁是礼的心理基础，没有仁这一发自内心的道德意识，就不能遵守礼制。同时，要实行爱人的原则成为仁者，又必须节之以礼。两者统一，融为一体。
孔子的“仁”“礼”，归根到底是要塑造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君子。君子必备的品格知、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除了这三者，孔子的理想人格还包括“中庸”。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行为原则，行为过分的是狂者，不足的是狷者。这两者都是行为处事的正确原则，唯有“中正之道”。如何做到“中庸”？可以从两方面分解：积极方面是要人们的行为合乎一定的标准，这就是“礼”；消极方面则是要防止和反对言行过分、过度。体现在道德修养方面，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在处理不同意见、不同的利益的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和而不同”。
关于如何达到“仁人君子”的修养方法，孔子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要笃志。这是修养的前提。“苟至于仁，无恶矣。”就是首先要有求仁的崇高志向，笃志勿失，这样才会坚持修养的全部过程。二是要学。学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诗书礼乐，做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三是要思，就是所谓的“内自省”。思考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四是要行。“听其言而观其行”才是检验一个人行为品德的不二法门。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意识，而且要把这种意识转化为行动，做一个身体力行的“躬行君子”。这样一个志——学——思——行的修养过程，是达到最高修养境界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仁者安仁”理想人格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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