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一个很老旧的题材，我也并没有试图写出新意来，只不过是想在有生之年记忆尚清的时候，用最真实的笔触记录下当年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我大在我们的村子里近乎一个传奇。
因为家贫，我大没读过几年书，小学刚念完就辍学了。
但是我大会画画，无论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他都可以信手拈来，且栩栩如生。他五六十年代曾经被请到当时的公社办公室里去画一比一比例的伟人画像，结果唬得一个想找他聊天的老朋友在窗外徘徊了很长时间，楞没敢进去。还是我大自己下意识看向窗外，发现了他。我大招呼他进去的时候，他还犹犹豫豫不敢进，问我大屋里那俩人是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把我大笑得不行。
后来那位老先生知道是自己搞了乌龙，倒是没觉得自己有多傻，反而自此对我大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逮着谁都忍不住要向人家夸耀我大画画得好：
“我的乖乖，你是没看到玉尧画的那毛主席周总理啊，就跟真人一样。我他妈的被吓得腿都发软，没敢进门！”
我大也会写毛笔字，一笔在手，真草隶篆都可以秀上一秀。尤其是一手漂亮的毛体书法，几可乱真。若干年后，我们县里盖大戏院，那金色的招牌就是由他老人家写就。甚至还有位当年下放在我们县城的干部，已经进了省城几十年，遇到我们县里去开会的一位官员，还向他打听我大是否还在世。若在，且还能写得动，务必要请他向我大讨两幅字。
然而最最重要的是，这些对于我大来讲，都属于无师自通。画画是因为家穷，逢到春节的时候，便买来红纸照着人家的灶王爷像画下来，然后再拿出去掉换些年货。书法自然也和他平时的刻苦有很大关系。
不过我们姊妹几个甚至包括全村的小孩，那时候之所以喜欢我大，亲近我大，跟这些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也喜欢和我们一起胡闹，用其他大人们的话说就是没大没小。我们那会儿特别佩服我大一个绝活儿：随口就能编一串顺口溜，打趣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引得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边哄笑。笑着的人呢心里则很矛盾，一来大家也希望被我大编进“诗”里，一方面又害怕我大的“诗”揭了他的短，再招来其他人耻笑。
我有个堂弟，脸皮很薄，想和我们一起玩儿，但是又老是被我大打趣，又羞又气。有一回我叔叔又叫他到我们家玩儿，他气哼哼地说：
“你妈你妈我倒是不去的，我大爷滑是（老是）编编编的。”
这事儿后来成了我们一个笑谈。
别人家的孩子都被编，自己家的孩子更不能幸免。
生在农村的孩子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每到春来杨柳抽青，我们总会折来些许柳枝编成草帽。男孩子通常是为了耍酷，模仿一下难得看一回的电影里，那些解放军叔叔们在战场上的英雄形象。女孩子却往往是为了通过这顶草帽，再插上满头的野花，给本来因贫困而灰突突的打扮染上些色彩，好好的美一回。
我家二哥三哥是最热衷于这种游戏的狂人。有一回，他们不小心把帽子编大了，往头上一戴，就滑落到脖子上变成了个花环。但大约那回的帽子编的确实漂亮，他们生怕拆了重编恢复不了原状，就拿了家里的绳子剪成一截一截的来把帽子扣紧。那时候，绳子也是很金贵的东西，他们这样做简直就是败家子的行径，所以我妈看到后毫不犹豫的给了他们两个一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的他们嚎啕大哭。
这时候恰好我大从外面回家，问清原委，没有任何安抚的意思，反而嬉笑道：
“弟兄俩，都是猪。
帽子嫌大用绳箍。
箍又没箍上，
一人挨打一巴掌。
先打二老猪，
后打电部长。”
二老猪和电部长恰是我大给我的两个哥哥起的绰号。这几句话一出，原本还沉浸在无限的悲伤中的二哥三哥立刻破涕为笑，并且开始联合起来攻击我大。我妈一边看着，一边只能笑骂我大为老不尊。
有一件事，是关于我和妹妹的。
尽管我们那里也是一个穷村庄，但是比起周边的地方可能还是稍稍好了一些，再加上我妈属于那种乐善好施的人，所以我家常会招来一些讨饭的人，挥着呱哒板（学名七件子，用时分执于两手的竹板，因其右手所执两片大竹板，左手所执五片小竹板而得名）唱着莲花落向我们讨吃的。
我和妹妹那时还小，根本不知道人世甘苦，对这种行为充满向往，以为唱两句就能混来饭吃这样的差事实在太有诱惑力。
于是我们便缠着我大也给我们买个呱哒板回来。然而我大真的把呱哒板给我们买回来了，我们却又不知道该唱什么了。那些讨饭的，大多是山东的侉子，以我们的经历。完全听不懂他们唱的是啥。
但是我们有我大呀！我和我妹一个劲儿缠着我大，让他自己编一段教我们唱。
我大拗不过我们，还真就临时编了一段：
“呱哒板来门上挂呀，
狗咬我来我不怕呀，
给我大馍哈哈笑啊，
给我煎饼我不要啊。
哎呀哎来同志的啊，
给我煎饼我不要啊。”
工具在手，小曲儿也能哼一段，我和妹妹决定一起出门讨饭。
我大丝毫不以家里出了两个小要饭的为耻，还很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口袋，说是可以用来装讨来的粮食。
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我跟我没到的第一户人家，就是我家隔壁的大四儿家。我们一曲唱完，大四儿她妈一边笑一边抓了一把小麦放进我们的口袋。
首战告捷，我们欣喜若狂，于是赶紧又到下一家。然而我们扯着嗓子唱了半天，屋里半点儿反应都没有。
我和妹妹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大着胆子推开虚掩的门。原来家里没人。
这让我们心里多少有点儿不爽，毕竟已经付出了劳动，要是没有回报那该多亏啊？我四处看了一下，发现院子里晒着山芋干，于是学着山东来的讨饭人的腔调说：
“这家没有人，拿点沙干子！”
然后抓上一把放进口袋里，得意洋洋出来了。
跟在我们身后的我大笑的不行，好说歹说把我们哄回了家，绘声绘色向我妈汇报我们姐妹俩的表现。我妈一边听一边骂一边笑出了眼泪。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但因为年代久远，大多都已忘却。唯有这两件事情发生在自己家里，而且我大没事就会拿来调侃一番，所以印象深刻。
然而那时我大的顺口溜给我们带来的多少欢乐，却始终留在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的记忆里。
后来我家进城了，但只要我们回老家，村里的小伙伴们都要跟过来追问：
“我大爷（爹）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想，他们是多么怀念那些自己被我大编进“诗”里的日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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