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交集
——读《思想的谱系》有感
阅读《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是在一段春日时光。乍暖还寒的日子，时而阳光明媚，可见春花烂漫；时而阴雨绵绵，还遇吹面寒风，恰如这阅读的情绪与体验。
阅读该书，是因为一个既定的任务，而当称之为“任务”时，往往带着被动，尤其对于俗务烦身、习惯于行政文牍、少于严肃学术阅读的自己而言。阅读之前，专门去网上查阅了一下该书的相关介绍。《思想的谱系》是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所著，由武汉大学袁传银教授、中央编译局曹荣湘研究员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佩里·安德森在该书里全面考察了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从极右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到马克思主义左派，从保守思想、自由思想到激进思想，视角独特。百度百科在简介中将该书标注为“本书适用于对政治、历史、哲学等领域思想理论感兴趣的学者、研究者和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想想，自己更是有差距，此类阅读便是一种考验。
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读完该书，回头看来，经历的是一个抗拒、晦涩、痛苦、懵懂、觉醒、明亮、开阔、欣喜、兴奋的过程，是一场份量十足的“思想盛宴”。过程之后，自己才理解有些国际知名书刊媒体对该书的好评：“十分让人高兴……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论集”；“令人眼花缭乱乱，欲罢不能……安德森仍然不失为激动人心的典范”；“当下只是最渊博、思想最深刻的评论家的力作”。 该书分为“前言”、第一部分“政治学”、第二部分“哲学”、第三部分“历史学”、第四部分“文债”等五个部分，其实由主要刊载于《伦敦书评》和《新左翼评论》的系列文章组成，如书名那样，从右至左、从紫到红地扫视政治光谱。而该书以英美两大主要知识分子刊物《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比较及作者本人的家族史片段作为结尾，则为我们更好理解作者及该书著作背景打开了一扇更加阳光的窗户。
掩卷而思，若论该书对我触动最深、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内容，主要源自于两个篇章，一则是第十三章，《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另一则是第十五章，《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在中国：詹姆士·奥戈尔曼·安德森》。也许，这两章在该书的结构逻辑里并没有内容的相关性，但自己却在通读后第一时间将它们关联起来，因为都关乎人物传记，并似乎发现了隐含其中关乎这两个篇章的主人公——霍布斯鲍姆与詹姆士·安德森（作者生父）——之间“意外的交集”。
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该书让他们有怎样“意外的交集”？
他们是在时间长河中“被征服”、“被流放”的人。霍布斯鲍姆（1917－2012），一个长期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却终其一生自认为“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 其著作等身，享誉国际，是作者佩里·安德森的左翼前辈。佩里·安德森在文中称霍布斯鲍姆为“被征服的左翼”，对其传记《趣味横生的时光》和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进行了直接、深刻而残酷的批判评析，以“左翼对左翼”的方式，既有赞扬更有针砭，既有抽丝剥茧，更有刀刀见血，让人嗟吁，让人赞叹，让人沉思。“《趣味横生的时光》的中心主题是持久解释共产主义生活的意义，但是对谁解释呢？”，佩里·安德森的诘问，富有深义，却也正好道出了霍布斯鲍姆的现实窘境，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前行至新的千年，霍布斯鲍姆传记及其年代四部曲的主要思想与观点，尽管有“富丽堂皇形象”，但却是“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不协调的造型”，曲高和寡，追者寥寥。佩里·安德森认为，霍布斯鲍姆在其传记与年代四部曲中闪烁其辞，回避了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比如，霍布斯鲍姆对美国抱有恒久的不满情绪，坚持疏远美国，忽略当代美国全球地位的形成，在其作品中根本没有对美国做正面阐述，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不管好坏地、压倒一切地主导着《极端年代》所描述的历史时期的、短暂的20世纪经常以它马首是瞻的国家，乃是美国”，于是由于这种忽略，“《极端的年代》只是为当代社会画了一幅无头像”。还比如，霍布斯鲍姆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他对待19世纪末兴起的大众选举政治的态度一贯是冷冰冰的”，“只要民主进入他的故事，就会受到粗暴的对待”，而对于“新自由主义在过去20年里传播到了所有的大陆，这使得它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其只“将它当做一种正在消逝的乌托邦幻想”。对于霍布斯鲍姆作品中的这些不足，佩里·安德森进行了尊敬却没留情面的批判，认为其选择的回避与闪烁其辞，是“被征服”后的“自欺欺人”，而作为左翼，应该理性地看到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实发展，“抛弃自欺欺人之后的抵抗力，总是比那种依靠自欺欺人的抵抗力更强大”。
詹姆士·安德森（1893－1946），一个远渡重洋供职中国的英裔爱尔兰人，一生颠沛流离、经历东方中国急剧社会变革的“历史见证者”，是作者佩里·安德森的亲生父亲。没有资料表明作者生父与作者左翼前辈霍布斯鲍姆有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并认识的可能。然而，通过一篇作者对左翼前辈自传的述评，与一篇作者对亲生父亲生平与生活的追叙，我们看到了宏大历史叙事与严酷时代变革中，那些在时间长河中“被征服”的微小生命个体的共同“人格命运”。机缘之中，詹姆士·安德森于1914年从爱尔兰远赴中国，“流放”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任职，一直到1942年日本侵华对沦陷区中国海关接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是19世纪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产物，长期由西方人主导任职并运作，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告结束并由新中国接管。詹姆士·安德森在中国海关任职近30年，在中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中国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在华中、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城市或边境海关任职，见证了一个东方国家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沧桑与辛酸。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西方侵华代表机构的一名职员，其既是“侵略者”体系的一员，也是基于职业要求的一名“守护者”，如无论战争时期环境多么危险复杂，一直强调并注重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履行海关职责。在中国长期工作与生活，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患难与共，詹姆士·安德森亦产生了对于这个国家的情感“不舍”及对国民的同情关心，其对中国下属的坚强品格和职明灵巧的钦佩发自内心，认为他们有“从1升容量的瓶子里倒出10升水”的非凡能力。因此，其一位广东籍同事在1946年写信给他，感谢他对中国同事在战乱中奔波谋生的关心，中国同事这样说：“有能力克服当前这些无法忍受的困难的中国人将会把一切摆平。你真好，还能想到我们。如果世界上的人，尤其是那些掌权者，懂得什么是友谊，并牢记人同此心，永久的世界和平就不会是一个梦了”。
或者，在作者佩里·安德森的批判看来，霍布斯鲍姆在其作品中的不足，其实是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被征服”，尽管其理想是“做一只迁徙之鸟，四海为家，飞遍全球”，然而其只剩下“一股鲁莽的冲轻显示出了不服老的心境”。而其生父詹姆士·安德森在异国他乡长期工作生活，最后因为战争疲惫卸甲回归，其一生的信仰追求、情感生活、人生价值一直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被流放”。前者的宿命归因直观的意识形态斗争，后者的归途则源于直接强烈度的军事战争。这样的“被征服”与“被流放”，实则是一种被时代洪流裹挟而不可抵抗的共同个体命运。
他们“意外的交集”，则是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前行时对“红色中国”的共同忽视。这是否是隐藏在作者佩里·安德森——作为一名左翼——文章里的密码，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时，霍布斯鲍姆在《趣味横生的时光》和年代四部曲中没有将中国的红色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实践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霍布斯鲍姆在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中追忆的时空主要在欧美，其在看待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共产主义选择时，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游击战争方面的努力似乎没有引起其关注，或许其本身在那段历史时期眼里主要只有“斯大林同志”，因而甚至“在其它地方还真骂过毛泽东是一位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是其坚决反对的。在《极端的年代》关于“滑坡时期”（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开始延续到现在）的解读中，甚至没有关注到中国在1980年代以后领跑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在其世纪天平中缺少了应有的位置”。其自己也承认，正如其在自传中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发现自己在对待苏联的历史和传统时态度宽容而温和，但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却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属于相信十月革命代表世界希望的那一代，而中国从来没有过这种革命”。不能不说，霍布斯鲍姆对红色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忽视，既是一种偏见，也是其传世巨著中的一大遗憾，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这些可能有助于解释其书怎么会思想空洞”。
在作者佩里·安德森通过书信及史料对其生父詹姆士·安德森的追忆里，有一段关于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即其父在广西南宁、龙州海关任职时，邓小平等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包括百色起义等相关情况。毫无疑问，一个来自于西方供职于国民政府“国家机器”体系中的外国职员，詹姆士·安德森对“红色革命”是缺少好感的。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整个百色河地区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占领了……他们公开地焚烧孙先生的画像和所有在县衙里找到的房契和地契”。在国民党围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詹姆士·安德森带领家人、部下转移，在转移的途中，其写道“这个国家的整个这片地区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蹂躏者包括（一）土匪；（二）一个月前的共产党人”。1936年4月，詹姆士·安德森在昆明任职，恰遇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长征经云南东北转四川，期间一度离昆明很近，一时间“弥漫着恐慌的情绪”，不过其预言“共产党人已进入该省的东北部，滇军不会去攻打他们，而是将他们逼到四川”。这是詹姆士·安德森在中国任职期间留在文字上的与中国红军的不多“交集”。应可观察，其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赤色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更多应是抱着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国民政府的主流价值观念，认为共产党便是“赤匪”，且其实跟他无关。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家父一直踩在中国社会的一条特殊的钢丝上生活……家父到过大半个中国，甚至比中国出生的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同时代人到过的地方都多，但是骨子里的隔阂还是存在”。因而，詹姆士·安德森很难理解那个时代里中国最普通最多数人民的期待，以及革命的星星之火何以能够燎原。
当然，霍布斯鲍姆对“红色中国”的忽视是源于主观价值判断，甚至归于偏见。詹姆士·安德森对“红色中国”的忽视更多来自于客观认知的局限，因为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不可能预期他所客居过的这片土地、这个国度，已然“当惊世界殊”，拥有今天这般为世瞩目的繁华与文明。然而，他们对“红色中国”的“共同忽视”，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时代洪流之中，东方中国该如何不再被忽视？
这便是“意外的交集”，并由此启发我们回到此时此地此身。“从短时间来看，历史也许由胜利者来书写。但从长时间来看，人们从历史解释中得到的收获都来自失败者”。历史学家柯塞勒克的惊世名言，或许，刚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回顾“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更好解释苏东剧变之后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更好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因为当下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正是在总结世界和自身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与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来的。霍布斯鲍姆生前对中国的主观“忽视”，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其“被征服”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惟有中国的探索实践才可能开辟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加宽广的前行道路。而詹姆士·安德森在中国的那段传奇人生，所见证的旧中国风雨飘摇艰难岁月，恰恰正好说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当然，道路、理论、制度的选择并非一劳永逸，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曲折前进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最好与最坏并存的时代”，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和指向。如此，才能够明白《思想的谱系》一书给我们带来“意外的交集”之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阅读《思想的谱系》，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的维度评点那些伟大的称为或“右”、或“左”、或“中间”思想者们，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为批判而批判，而在于要从其中探寻那些称为“规律”与“要义”的东西，从而指引我们去研究解决“中国问题”，去讲述传播“中国故事”，去改进优化“中国方案”，去创新发展“中国道路”，惟其如此，才能在面对卡尔∙马克思时不至于胆怯，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过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因此，无论是“右”、“左”抑或“中间”，即便是忽视，即便是偏见，都不能影响我们对伟大思想的赞赏、品味和探寻。诚如“只有激起争议的艺术，才是有生命力的艺术”，当“带着温暖、激情和苦涩一步步靠近”，这段春日的阅读，无论是晴日或是雨天，都是一段思维蔓妙的旅程！（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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