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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㘯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十字路口，一座古典的哥德式建筑教堂矗立在一角，几乎可以说是这城里的最高建筑，站在这钟楼上可以俯瞰全城。由于已经古旧和荒废，无意中出透着一种神秘、崇高、无奈和哀怨的气韵。
这称之为东坂后礼拜堂的建筑，可是历史古迹，百年来见证了多少历史变迁，不论是战火纷飞的时期还是和平建设的年代，多少名人骚客都假借这㘯所，在讲坛上叱咤风云，在这十字路口留下芳踪和脚印。
这教堂自1874年开始，信徒众多，当星期天早上塔楼钟声敲响，带着一种平安和喜乐的讯息，悠悠扬音波泛泛的向城里的四周荡去，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㘯残酷的批斗牧师大会后，所有的牧师和管理人员都已经不知所踨，信众也不敢前来了。外面院子的草地上野草丛生，围墙上的灰土已经剝落。教堂内更是一片狼藉；鋼琴被掀翻在地，钢琴线被硬生生的拆了几根，黑白琴键缺了几个，似一付老人残缺的牙齿。圣经和读物狼藉的撒了一地，随风飞扬，长櫈胡乱的叠在一边......
礼拜堂处在新华西路与青年路交叉口，青年路两边是二层高的骑楼，教堂门口十字路斜对面骑楼下的柱子边，摆着个小摊档，立着个煤炉煨蕃薯和卖点水果。主人是个衣着邋遢不整，个子矮小，相貌猥锁的六十多岁老人，操着一口没啥人听得懂的北方方言，老婆是个叽叽喳喳的爱穿大红衣服的麻子。听说这人是北方来的国民党败退士兵，军队到这里溃不成军，就开小差逃了，找了这地方安顿下来。因为是炊事兵，没犯啥罪，政府也沒给他戴上“四类份子”帽子，人们背地里都称他“兵痞”。儿子也是小个子的，三四十岁的样子，瘸脚的，常也撅着尖尖嘴巴，一付囧样，学了门手艺帮人理发，由于店铺里太过狭隘和简陋，连一张正规的理发椅都没有，只摆了张竹椅，门口又有个老爸的摊档，找他理发的人实也不多。這也是旧社会殘留下的私有制下的一個縮影。他还有个十来岁左右男孩，不上学校读书，游手好闲的整天围着摊档转，头发剪得很时髦，经常可以听见那两老人被他惹怒，大声嚷嚷的懟着这小子，可这“小痞子”却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
青年路，其实从街头走到街尾也看不见几个青年人，都是老的和少的人多。唯独有一点𣎴可否认；市共青团委员会办公室就在这十字路口隔二三个铺位的地方，藏在一个不显眼的拱门后面，一進门才能发现，这是一幢很古典的欧陆风格建筑，与外面街上的二层骑楼风格迥异，是由拱型的走廊和钢筋混凝土方柱结构组成，有棵大树掩遮住庭院，里面很是寂静，没什么人气，讲话都会有迴音，给人一种神秘和惊慄感觉。
听说那天这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和负责人打了个招呼，习惯的递上支烟，那负责人点着吸了一口，还没说上二句就倒地了，那人即拔足狂奔，骑上單车跑了。后听说烟里有砒礵，是色事件，那负责人也没救活，这事给附近的人的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没人想去那里玩了。
这街口还有些神秘人，其中一个街坊都称她为四小姐的，是个巧小玲珑、别致一格的老女人，这“四小姐”似乎不吃人间烟火，沒听说工作过，也沒听说有结婚，六十岁左右，常打扮得漂漂亮亮，衣着大都是些名贵的旗袍和红色绣花鞋，只是显得有些旧款，脸上常擦着厚厚的水粉，并在唇上涂上口红，人们背后都称她“面粉公仔”。她与这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甚至刺人眼目，在这年代，人们都喜欢穿草绿色军装或灰色中山装，却唯独她属于珍奇异类。
她家门常紧闭着，似乎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与街坊们也很少溝通，通常相遇只是含蓄的点头微笑，并不怎么说话。听人说；以前她们家可是富甲一方，这条街近一半物業都是她们家的。
常有个斯文的四十多岁男子伴着她，与她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听说姓祁。这男人也独树一帜；高个子，白凈的脸，头上发油擦得光亮，经常穿着旧式的大刀领浅色西装，能说流利的英语。这年头，男人们都剪平头或戴军帽的，唯独他不懂时尚，听说他是从外国回来的。在四小姐身边时，不知拘谨还是小心，身子总稍微有点佝偻，当不在四小姐身边就直了，可能是为了将就她的身材，经常也笑容可鞠的和街坊打招呼。
那天在十字路口遇上从前他的一个外国老师，赶紧趋向前毕恭毕敬的说；“先生，遇上你真好。”
老师关心的问；“最近身体好吗？”
他似乎有点无奈，晃了下头，歉意地说；“我身体不好，已经几年不教书了，前些天还遇上几年前的学生，说他大学毕业了，和我说英语，但我不知他说些什么，嘿嘿.....现今世风日下，都不知现在老师教些什么。”这似乎有点暗讽当时的社会。老先生对着他勉强的笑笑，也不敢说什么，警戒的望了望十字路口周边，生怕有革命群众听了又去揭发检举，这会让人觉得他们对社会不满。
也许有人会怀疑，四小姐和祁先生都没工作靠什么维持生计，后来听说他们经常到银行去，四小姐的亲戚都在外国，不时寄钱回来的，她是家族里留下来看家的。
那天，有个朋友去探望她，说话间，朋友说她一家人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很辛苦，当朋友临走时，她顺手从挂在胸前的一个漂亮袋子拿出一张房契说；“这个送给你。”
把这朋友吓了一跳；“怎么能这么大礼，那怎行，我可不敢要。”朋友推讬着。
“这房契我多得是，都让政府给改造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拿回來，我等不及了，你年轻或许还有用。”四小姐很不在乎的说。
四小姐隔壁住着一家姓黄的印尼华侨，听说“文革”开始也曾给红卫兵抄了家。主人是个戴金絲眼镜，沉默寡言，却很是书生气的侨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当年是当着重点培养的人才進入这大学，那里面基本都是红二代或者党员干部。
他从印尼回来，根本不懂阶级斗争这回事儿，更不知人心险恶这道理。
“反右”运动来了，他还蒙在鼓里，同学有意试探他“印尼苏哈托总统来访了，你在印尼认识他吗？”
“报纸上见过，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不在意的半开玩笑说。
那同学又進一步追问；“你在印尼看我们中国人民日报吗？”
他巴交老实的说；“在印尼有钱就可以办报，我什么报纸都看。”
这下闯禍了，大字报大批判马上铺天盖地的出来了，说他“破坏中国与印尼关系，讽刺苏哈托总统。”还有“鼓吹资本主义自由，鄙视人民日报。”
这些罪名都是几乎可以枪毙的，后来谅他是华侨不懂国家政策，给个“右派”帽子，发配边疆。
这让他怎么也想不通，本来大学毕业当法官，却被发配到北方一个穷山沟里任教与老婆孩子相隔千里之遥，过了几年都没平反的迹象，只好放弃教职，回到家乡，屈辱的低下头，找了个临时工作维持生計照顾家庭。
他怕再招惹是非，每天都低着头，匆匆的从十字路口经过回家，早出晚归，生怕路人敏锐的阶级斗争觉悟，会无端的又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
教堂的右边围墙对面，有一间低矮的房子，在一个浅窄的门槛上，常坐着一位六十多岁孤零零的老妇人，她经常的敞开着大门，望進去一屋子里都堆满了各种草药，几乎没有什么另外空间，还有一张竹床。夏天，她有时半躺在门槛上乘凉就睡着了。
也不见有丈夫或子女来看望她，常年就穿件侧边扣布钮的青蓝色旧衣服和黑裤子，不管是乡下或城里都时常有人找她看病，她牙齿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讲话语音有点不清了，但似乎精神健烁，中气十足，别看他体态老迈，听人说，她还随时可以飞檐走壁，还会内功点穴，如果被她点中穴位，你就难逃九死一生。虽然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住，盗贼也不敢轻易造次。就是教堂被造反派占据，街口子弹横飞的日子，造反派谁也不想去招惹她麻烦。但却给外来的盗贼看上了，在一个夜静人深的时刻潜入屋，乘老妇人酣睡，偷去了她仅有的几十元存款。
她常提着个蓝子，荷把锄头，独自悠悠的走过十字路口採药去。
礼拜堂左街对面，这屋子冲着十字路口，可能为了避风水缘故，一進门就下了二个台阶，屋子里总是阴暗的，常有几个孩子在门口玩，门上挂着“四类份子”标牌，可能这牌子显目，这家主人很少露面，他是做木匠的，显然生活很艰难，孩子们的衣服都很破旧。主人偶尔会走出来，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一张冷峻的脸上架着付褐框眼镜，带着忧郁和警惕的神色，不在门口久留，好似一条潜在水底的魚，偶尔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又沉了進去，一切都小心谨慎，很是低调，因他是受社会监督的，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随时可以惹来天大的麻烦。隔壁的街委会经常会告诫他；不许乱说乱动。他只能藏在屋子里，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十字路口的变幻。
教堂鹊巢鸠占，钟楼上的尖塔顶被造反派凿了个洞，似一处痛苦的伤口，不论白天或黑夜，总有造反派在那里开枪狙击，夜晚万籁俱静，突然枪声响起“叭....叭.....啾啾啾......”的响起，把婴儿都嚇哭了，“喔哇......喔哇......”的叫着。
那年代，这十字路口常有革命遊行队伍气势高昂振臂高呼着口号走过。有“走资派”或“地富反坏右”失魂落魄的给革命群众押着遊街。有警号凄历的鸣响，大车上人全付武装的军人押着五花大绑的犯人遊街经过。还有造反派荷枪实弹，神情紧张在这里巡逻穿梭......教堂荒废了，牧师没了，信众也不敢来了。
太阳最早在这十字路口照糶，也最迟在这里消失。
一只贵气的花猫蜷伏在教堂花岗岩垒砌成的阶梯上晒太阳，用那慵懒的又似乎可以洞察一切的淡然目光望着十字路口的风云变幻，喧嚣陆离。望着那年代，压抑的，也有些神经质的，匆匆惶惑走过的众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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