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在这里作为女主的名字显而易见是隐喻的:其一是对于女性生殖器的直接指向,这一点和全篇大量的性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而很多评价都是从“阴道之爱”与“心灵之爱”两个向度(也或者是一个线性向度)展开的;第二个隐喻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绝望,带有不可言语的宿命意识,也即“花”的凋零最终不可避免,正如人永远在逃避中最终归于平庸的日常。
如果从情爱/性爱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本片和《颐和园》的高度一致性,也可以由此提到女性的解放或者觉醒意识,并且对于其中男性面貌的刻画同样一触即开。但是,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难免有买椟还珠之嫌。
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电影的镜头即语言。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导演在字面意义上的一个故事的陈述,但这种语言是可以复制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颐和园》——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后者简陋,而是说在叙述上两者字面上的趋同。
对于花和马修的第一次性爱以强奸开始,事实上很多人触及到了主人公“绝望”的内心层面。但更多时候出于对前一位“男友”的“留恋”而发生了转向,将这种“真实的绝望”看做了“情感移植”。然而,我以为并不是那么简单,当然我也并不以为这是花的轻浮以至于背叛——她在这里是清醒的,或者说女人在情感中往往更容易看清形势进而找对立场,只是我们或许更愿意从男性的角度观察到我们愿意观察到的而忽略这一点重要的事实。
首先,花对于马修的态度从内心中有着准确的认知,这不在于她接了他的电话然后和他吃了饭,而应该从之后她们在马路上的几次强吻寻找线索:后面的故事的开始,和花最后主动“吻别”马修有最直接的心理联系。
与其说紧接着的强奸是猝不及防,不如说之前的“吻别”是一场“练习”,而恰好对方是马修而不是一个中国男孩,这一点才是问题的关键——花所寻求的是清醒的爱欲,这种情形不是东方传统的所谓“明明白白”式的,而是直接的、强烈的、感官性的爱: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马修在事后没有选择掉头而去,而花也同样选择在同一个时间跟随马修在公寓中马上又开始了一次“正常的”性爱——之后她与同样来自中国的高材生“室友”淡漠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男女的传统交往中,“玩转曲折”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不可脱离的男性为主的动机,只是这样的形式从其原始形态的“玩弄”随着时代的进步成为了一种强加于女性的“审美意趣”——某种程度上的随时代而来的女性解放也毫无疑问地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让这种传统形式的辩解更加模糊,但在本质上并不能等同于其所期望的“浪漫主义”。所以说,花是清醒的,但同时也不免有所绝望。
而马修之所以没有离开,正是因为其本能上洞悉了这个层面,故而一开始就指向了对方欲求的根本所在。如果说影片开场时候花对“前男友”的请求“不能再上一次床么”是一句粗糙的陈述,那么两人在公寓中的性爱就是对这句话的精细打磨了。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完整的要素:情欲、爱欲、清醒和绝望——第二场性爱场面中花由始至终的“女上位”镜头,正是对前面“强奸”场景的进一步阐释和瓦解,以纠正观众很可能误会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这一场镜头的另一个作用,对于“花”这个任务的刻画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到这里还没有看到她清醒的目的性,在后面很容易会被大量的性爱场面所迷惑,且在剧情的叙述中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背叛”——从始至终就没有“忠诚/背叛”的对立发生,影片的色调是对唯一花这个唯一的故事内核的观照,而非对观众的心理暗示。
故事的转机发生在两个性爱场面(公寓、酒吧)和一次冲突之后。两次场面作为一个叙述场景的原因在于其陈述内核的一致性,也即外观上对马修的身份的进一步细化,同时在性爱的细节上用“传统体位”表明了两个人的真实关系——花与马修的“爱欲/情欲关系”的正式确立。而紧随其后的冲突很快将花重新拉回绝望的状态,一直到转折之后展现出两人的真正问题/差异。
马修的幼稚不是故事的重点,但在字面叙述上这种展现是唯一的途径,因为问题的核心并非直陈便可以清晰起来。第一次的“误会——悔过——修好”的过程之所以采用典型化/庸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正是要明确两者需求(花)/需要(马修)的内在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将之前的清醒/本能的关系对立起来。
弄假成真的试探之后,两者的对立基本明朗起来,一方面是马修直白的占有欲(放血仪式,歃血为盟的翻译太不准确),一方面是花明确的拒绝(对于马修的“永恒”的回应是“我不想留下伤疤”)。这种立场的神明尽管在后面以马修的行为继续呈现出来,但只是作为一种明确的意义,其作用乃是呈现不同文化差异下的男性的趋同性。
然而这种趋同的男性占有欲/控制欲,恰好与女性在情爱中所寻求的位置具有某种模糊的重合,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往往会选择具有更强占有欲的男性,此举有助于更加明确其在这一场景中的位置(爱情地位)。故而在这一次发生于马修家中的性爱中,花发出的声音尽管实在马修的手掌之下,但依旧是所有场面中最嘹亮的——清晰明了的定位让情感上升到了最主要的位置而之前呈现出的问题自然退居其后,但与此同时,花的追求情欲/爱欲的意图也毫无疑问地明朗起来,代表生理欢愉的响亮的声音正是其内心满足的具象化。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两人的关系也在这种“大欢乐”中发生置换,第一次出现的马修事后儿童般餍足的睡姿和花闭着眼睛轻柔划过马修脊背的手指,说明两者的内在关系交换为需要(花)/需求(马修),恰恰回答了前面两人在放血仪式之后马修的话:你现在是我的妻子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花的表情是带有恐惧的,而马修的幼稚行为也正说明了其行动上的懵懂(自发而非自觉的本能性)。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以“中法文化差异”差异为外壳发生的一场误会:表面上是马修和梁斌(前面那个留学生)的认知差异(事实上从生活阶层来说或许在法国马修的方式也很容易引起冲突),但实际上恰恰是以花的被羞辱作为场景的结束——紧接着就是在马修家中的第二次伤害。
梁斌“不要脸”的评价与其说是言语羞辱不如说是一个诱因(起点),当他们在马修家中遇到其黑人妻子的时候,这个点实际上便被引燃了。经过一个一闪而过的马修搭讪黑人女子的场景之后,花在昏暗中和马修的性爱开始走向徒劳无功的尾声。他们此事像极了无望的多年夫妻一样,在昏聩的光线中,用一种干巴巴的方式进行着受难般的性交,其间夹杂的呓语充满重修旧好的期待,但事实上都已经濒临绝望的境地。如果说此前的花是从马修那里获得了情欲的身心欢愉,那么这时候她的努力寻找则是越发注入了爱欲的痛苦,从而令绝望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于是也更加清醒。
日常生活是没有爱情立足之地的,至少在华这里是这样进行的,她的日常就是回到北京且回到丁一的身边。一方面在这里她有翻译的工作,另一方面和丁一的同居生活以一种可以称之为“虚伪”的方式展开:没有性,各自维持表面的矜持。花是通过电话寻找马修,但却失去了联系;丁一则是深深掩盖欲望,但很快被一个女人找上门来——事实上在双方的立场而言并不存在背叛的问题,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催动自己的理由,丁一的假矜持和花的死寂正需要这种冲突进行调和:当双方揭开面纱之后一样丑陋,才会真正的会心一笑。
当然我们是看不到会心一笑的,理由是丁一的求婚本质上依旧是基于占有的主权宣誓般的“回归仪式”,其人到中年的设定和婚姻连接起来称为拥有更稳固话语权的起点和基石。这种带有利益捆绑式的家庭组成形式极其重要,或者说中年男人的婚姻本就是其“成功”模板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故而他宁可带着恶心(登门女子指出的他对花的评价以及带来的关于花的法国生活的“谣言”)咽下花这枚“果子”,也要将“版图”拼凑完整——现代文明之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忽略“贞操”或“伦理”这一男权思维的底线,事实上正是得益于日趋白热化的“领土之争”,而女人作为必要的“资源配置附件”更是要像丁一同志手中的保健球或者串儿一样考究才可以“拔份儿”。
这一点花是心知肚明的,也是她在本能上始终刻意摆脱的。当她再次回到法国的时候,和马修最后一次做爱中告知自己将要结婚的时候,正是要彻底放弃留在这里的一切。她知道自己什么也带不回去,和在异乡失去一切相比,在故乡至少还有一息尚存。唯一的条件是她要赤条条地回国,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地,做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多少会看到一些反理智的影子夹杂其间,但并不值得惊讶。花的状态从始至终几乎都是理智的,但在生活中却无时不处于被动的状态下。就像直到最后的告别时刻她依旧没能和马修调转体位,而马修中途的无以为继的“阳痿”的隐喻,恰恰和前面丁一追出来的痛哭涕零相映照,让花看到了预言般的结局。
生活和通话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的美好永远是虚构,前者的一败涂地才是每个人的真相所在。花的认输恰恰让她完成了其一直以来期待的情欲/爱欲的完整性,简而言之就是一场从无开始、到无结束的虚幻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是绝望,但却无时无刻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留学生的花要和搬运工马修相识的真相:灾难不会特别青睐某个具体的对象,灾难就是每个人都无处可逃,且毫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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