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迁居到蔡国的第三个年头，吴国讨伐陈国。楚国发兵救陈国，听说孔子住在陈、蔡边界上，就派专人去请孔子。陈蔡的大夫们害怕孔子被楚国重用，危及自身，就派遣服劳役的人把孔子围困在野外。
孔子无法自由行动，粮食也已断绝，随从弟子都无精打采，有的已饿病了。但孔子却依旧不停地给弟子讲学、诵诗、唱歌、弹琴。子路面带怒容问孔子：“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面对困窘仍能坚守节操不动摇，小人遇到困窘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听了这话，子贡气得脸色都变了。
孔子也看出了弟子有怨恨之心，于是就召见子路询问道：“《诗》中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我猜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仁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我想我们是还没有达到智吧，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学说。”孔子说：“是这些原因吗？仲由（仲由，字子路），我打个比方给你听，假如仁者就必定受到信任，那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假如智者就必定能行得通，那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
子贡进来相见，孔子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子贡回答说：“先生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纳先生。先生何不稍微降低点要求呢？”孔子说：“赐（端木赐，字子贡），有经验的农民虽然会种庄稼，但却不能保证一准有收获；好的工匠虽然手艺精巧，但他制造的器具未必能令人人称心如意。君子研修自己的学说，就像结网先有纲一样，然后依序梳理结扎，但却不一定为社会所容。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学说，反而想降低标准求人容纳。你缺乏远大的志向啊！”
颜回入门进见，孔子也问了这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学说极其洪大，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够容纳。即便如此，老师也坚持推广而实行他。不被容纳怕什么？正是因为不被容纳，然后才显现君子本色!老师的学说不修明，这是我们的耻辱。老师的学说修明而不被采用，这是当权者的耻辱。”孔子高兴地笑道：“有道理啊！颜家的孩子，假使你拥有许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
二
为什么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弟子给出的答案却不相同。我想这是由他们的个性、阅历和禀赋决定的，也是由孔子的教学方法决定的。孔子弟子有三千，其中兼通“六经”的只有七十二人。
孔子的教学大纲只有《诗》、《书》、《礼》、《乐》。教学内容也只有四种：文献、行为、忠恕、信用。还有的就是要戒除四种陋习：不随意猜测，不固执已见，不孤陋寡闻，不突出自己。
由此看来，孔子注重的只是德行和修养方面教育与培养，更像是现在的思想政治课的老师。对弟子们的专业技能、谋生的手段则基本没有指点。所以孔子的弟子德行虽然都很高，但才能却各各不同。如“德行”方面有颜渊、闵子骞；“政事”方面有冉有、季路；“言语”方面有宰我、子贡；“文学”方面有子游、子夏。
子路生性质朴，喜好勇猛武力，心地刚强直率，头带雄鸡样式的帽子和佩带叫做豭豚的长剑，曾经还冒犯欺凌过孔子。孔子设施礼教，逐渐诱导子路。后来子路受到感化，改穿儒服，送上拜师礼物，请求做孔子的弟子。
从《论语》里看出，孔子教育学生，都是言简意赅，很少有长篇累牍之文。他的教育理念是“弟子不到为渴求知识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就不去启发他，不能举一反三，便不再教他”。这对生性鲁直的子路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所以子路向孔子询问政事等问题，总是请先生“多说几句”、“再多讲一点”。甚至有时听到了道理，不敢马上去实践，只怕再听到新的道理。
子路也知道自己愚钝，对老师的微言大义有时理解得不深不透。所以老师提出问题时，总喜欢从自身来找原因，于是就有了“猜想我们还没有达到仁吧，猜想我们还没有达到智吧”的回答。他虽然在学问上未能尽善尽美，但却是孔子礼义廉耻的笃行者。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豪侠之风却始终保持着。子路看起来更像个“义士”。
孔子是深深了解子路的，他曾说：“像仲由那样的人，会不得好死的。”因为子路身上武士精神会让的“轻生死、重然诺”。
后来，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采邑之宰。蒯聩挟孔悝发动叛乱，卫出公逃奔鲁国。蒯聩进入国都即位，这就是卫庄公。子路闻讯飞驰前往卫国，有人告诉他：“卫出公已经出走，城门也已关闭，你不要白白地去遭受祸害了。”子路说：“我吃孔悝的饭就不能躲避他的危难。”后随使者一起进入卫都城，赶至蒯聩处。子路说：“国君哪里用得着孔悝，请让我得到孔悝而杀死他。”蒯聩不答应，并命令手下人攻击子路，打断了子路系帽的带子。子路说：“君子即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于是系好帽带而被砍成肉酱。孔子从此至死不食肉酱。
三
子贡是卫国人，口齿伶俐，巧于辞令。而且长于经商，预测行情时经常被他猜中。孔子其实从内心来说是不欣赏这样的人的。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心。
孔子和儒家强调做人要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所以孔子在访谈中经常会打断他的狡辩。但孔子又切切实实地知道，像子贡这样的人，是有真本事的人。特别是在群雄角逐的乱世，更是如鱼得水，比谁都吃得开。因而，孔子把它比喻成“宗庙祭祀时盛放黍稷的容器——瑚琏”，即为国之重器，平时很少用，只在关键时候才用得上。
田常打算在齐国发动叛乱，但又害怕大臣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势力，因此想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孔子知道后，对他门下的弟子说：“鲁国是祖宗坟墓的所在地，是父母之国，国家危险到了这样的地步，你们为什么没有谁挺身而出呢？”子路、子张、子石都要求出行，但孔子不允许。子贡请求出行，孔子答应了。因为他知道唯有子贡才能够胜任。
子贡先是游说田常，说明攻打鲁国的危害性，以及和吴国开战的必要性；然后又去盅惑吴王夫差让其携越国攻打齐国，以成就王霸之业；其后又去和越王勾践会晤，让其假装辅佐吴国攻打齐国，让吴国的精锐部队消耗在齐国，重装牵制在晋国，趁其疲敝交困灭亡吴国；最后来到晋国，让其修整兵器，休养士兵，等待捡大运。
这些国君都是一方豪杰和霸主，并非是没有头脑之人，怎能被子贡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呢？这是因为子贡谙熟天下形势，也洞悉了解诸位君主的野心和政治追求，所以才能因势利导、丝丝入扣地设计了这样一个连环套。表面上看似都是为每一国的君主着想，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为鲁国解围，完成老师交办的任务。至于其它国家打成一锅粥，与我何干。由此看来，子贡就是一个极端务实的利己主义者，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问过程，不计后果。
此后，吴王夫差果真与齐国在艾陵干了一仗，俘虏了七个将军的兵马，却不回师，与晋军在黄池相遇，被晋国人打得大败。越王勾践听到这一消息，马上渡江袭击吴国。吴王回师同越军在五湖一带作战，三次战斗吴军都失败了，越军包围了王宫，杀了吴王和他的相国。
所以，子贡这一次出使，使得鲁国保全，齐国动乱，吴国破灭，晋国强盛，越国称霸。五个国家原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看来，子贡不仅是巧于辞令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了不起的胸有韬略的纵横家，其水平应该不输于苏秦张仪。
在子贡看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和做生意一样，要有策略和手段。不能自恃物美就一味地漫天要价。叫好不叫座以致没有收益，那是失败的生意。所以回答孔子问题的时候，子贡说，先生的学说是博大的，博大到极点了的，以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容纳。所以先生不妨降低一点要求先求得被容纳。也就是说，先解决有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好的问题。谁知孔子犯了知识分子的倔脾气，认为好东西宁愿烂大街，也决不降价，决不妥协。反倒批评子贡“缺乏远大的志向”。
然而，尽管孔子在政治主张上不认可子贡，但却相当认可他的办事能力。被困陈蔡之际，诵诗弹琴解决不了肚皮问题啊。最终还是派子贡到楚国，让楚昭王兴师动众来迎接孔子，孔子这才得以脱困。子贡是懂得机巧权变之人，认为人要干练圆通，要主动适应社会，而不能让社会去适应人。在这种烽烟四起的乱世，子贡才是人生的大赢家。他喜好做买卖，能够掌握时机转手货物，家产积累达到千金。还曾经出任鲁国、卫国之相。在政治、外交及理财方面，贡献巨大，孔门弟子中无人可以企及。
有人甚至认为他声名地位越过了孔子。但子贡却视孔子如日月，他曾谦逊地说：自己那点成绩好像矮墙里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而孔子的成就则有如数仞高墙里的宗庙景观，不入其门则不得见。相传，孔子病危时，子贡悔恨自己不在其身边。于是，别人守墓三年而去，而他又在墓旁独守三年，共守六年之久。
四
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十三岁就拜孔子为师，终身师事之，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对颜回的称赞最多，如“贤人哪，颜回！一碗饭，一瓢汤，住在简陋的小巷，别人受不了穷苦而忧愁，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乐趣。”颜回素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的“仁”“礼”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故孔子认为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䘵，慎于治身。
颜回的忠厚与内向，掩盖了他的聪颖善思，就连孔子也难于断定颜回的智商究竟属于哪个层次。孔子曾评价说：“颜回听讲时如同蠢人；但退回去再思考他的言行举止，足以发现他与众不同，颜回可不蠢。”就连能言善辩的子贡也坦率地说自己不能与颜回相比。孔子有次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一个好？”子贡回答：“我哪里能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个道理就能推知十个，我听到一个道理只能推知两个。”
颜回是较早体认到孔子学说博大精深的人。他一辈子都以孔子为榜样，以尊崇千古圣哲之情尊崇孔子。他曾感慨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它高大；越用心钻研，越觉得它深奥。看着它似乎在前面，等我们寻找到前面时，它又好像突然出现在我的后面。用尽我的心力才力，才感到似乎有所建树；但要向前再迈一步，又不知从何着手了。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
因而，同样的问题在颜回这里，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颜回说，老师的学说不修明，是我们的耻辱；学说修明而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正是因为不被容纳才体现出君子的本色。这话真是说到孔子心里去了，因此孔子高兴地要为颜回“当管家”。正是因为颜回和孔子的政治主张保持高度的一致，因而在那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常被诸侯们所排斥，导致其一生没能致仕。所以孔子慨叹：“任用的话就身体力行，舍弃不用的话就隐藏起来，唯有颜回和我是一样的呀。”
卓尔不群、遗世独立的人注定一生悲苦。颜回家庭既贫困，读书学习又刻苦，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贫病交加，二十九岁时头发就全白了，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一颗巨星殒落，悲哉！惜哉！鲁哀公曾问孔子：“学生中哪一个最喜爱学习？”孔子说：“有一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习。他从不把怒气转移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颜无繇，字路。颜路是颜回的父亲。父子俩曾在不同的时期都师事孔子。颜回死去，颜路贫穷，便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帮助安葬颜回。孔子说：“不管是有才（颜回）还是无才（孔鲤），说起来都各是自己的儿子啊。鲤儿死了，也是只有内棺而无外椁。我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徒步行走而为他置办外椁。因为我忝列为士大夫之后，是不可以卖掉车子步行的。”颜回虽然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孔子却不愿意卖掉自己的车子而为他买椁。这倒不是说孔子舍不得一辆车子，而是因为礼制的规定，士大夫必须要有自己的车子，是不可以徒步行走的。
值得玩味的是，孔子曾经说愿意给颜回当管家。颜回死后连棺椁都买不起，纵然孔子愿意折节来当管家，但又哪有多余的财产给他管呢？想来孔子当时也只是说了个冷笑话罢了。
五
孔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推行礼制和实施仁政。这在和平年代是可以大行其道的，比如汉文帝时代。但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是没有多少可行性的。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所以各路诸侯虽然都很尊重孔子，但却很少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有一次，卫灵公询问用兵的阵法，孔子冷淡地说：“摆弄礼器的事倒曾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没有学过啊。”所以，第二天卫灵公再与孔子交谈，只是仰头看着天上飞翔的鸿雁，神色和心思都不在孔子身上。无奈何，鸡同鸭讲，没有共同语言啊。
当代诸侯需要的是短平快的富国强兵之道。最好是一年打基础，二年见成效，三年登台阶，五年成霸业那样的。所以秦国任用商鞅，楚国重用吴起，齐国任用管仲......这些人不仅有富国强兵的理念，更有富国强兵的措施，还有推行政令的手段。如商鞅的“立木为信”，孙武斩吴王的宠妃以严军令，郭隗召揽贤士的“千金买骨”等。而孔子的政治主张太过宏观，实施三五十年也未必能有大的成效。而在战乱之际，三五十年国家存亡与否还两说呢，时不我待呀，哪有时间让您老人家来搞试验田呢！
因此，孔子离开鲁国十四年周游列国，但却没有哪一个君王真心去采纳他的政治主张。齐景公是比较欣赏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他曾想把尼溪的田地封赐给孔子。晏婴进言道：“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些形成习俗；四处游说祈求借贷，不可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后，礼乐残缺已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烦琐地规定上下尊卑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也不能学完他的礼乐。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齐景公此后虽然也还恭敬地接见孔子，却再也不问有关礼的事。
楚昭王兴师动众把孔子接到楚国，还准备把有户籍的民社方圆七百里之地封给孔子。楚国令尹子西问：“大王出使诸侯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问：“大王的宰辅中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说：“楚国的祖先在周受封时，名号为子男。封地方圆只有五十里。如今孔丘推崇三皇五帝的法度，彰明周公召公的事业，大王若任用他，那楚国还怎么能世世代代堂堂正正地拥有广圆几千里之地呢！周文王在丰京，周武王在镐京，从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统一天下。如今孔丘得以占领封地，又有贤能的弟子作为辅佐，这不是楚国的福气啊。”楚昭王于是作罢。
孔子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推行，但他的弟子像子路、子贡、冉有倒陆陆续续地都做了官。冉有还率领鲁国的军队，打败了齐军。季康子问他：“你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是学习得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有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这就是有点往老师脸上贴金了。众所周知，孔子是讳言军事的。卫卿孔文子准备攻打大夫太叔，向孔子询问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退出后马上命令驾车上路，说：“鸟儿可以选择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儿呢！”冉有自己也说：“我学通这军事之道，即便积累功劳有千社的封赏，老师也不认为有利。”再者，兵行诡道，讲究的是尔虞我诈，声东击西。这和儒家提倡的正大光明，言行一致是背道而驰的。这显然是孔子不屑为之的。
总之，孔子的一生都是在推销他的政治主张，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除了在鲁国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外，在其它国家基本没有任过职。周游列国十四年，走得磕磕绊绊，在匡邑被当成阳虎的人拘留五天，在蒲邑因卫大夫公孙氏反叛被扣留，在陈蔡边界又被陈蔡掌权的大夫们派人围困在野外，差点饿死。同时还受到隐士长沮、桀溺和接舆等冷嘲热讽。可以说，受尽了磨难，但成效却了了。在郑国时，甚至被讥之为“丧家之犬”。孔子感叹道：“谓之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其中的苦涩，唯有自知。
是孔子的学说不好吗？诚如他和三位弟子的问答，并非是我们的学说不修明，而是因为太博大精深，才不被容纳。到汉代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甚至把它当作治国理政的圭臬。其后的几千年封建社会，无不把它奉为治国之经典。
他的主张之所以不被采纳，主要是因为不合时宜。在一个崇尚霸道的年代，王道是得不到弘扬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你去推销礼制；在一个尊崇武力的时代，你去推行仁政，显然是不会被接纳的。所以说，一项政治主张，要想能够落地见实效，首先要接地气，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因此，制定和推行政治主张，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如果抱定“阳春白雪”不放，沉浸于理想主义的梦幻里，那政治主张哪怕再完美，也只会成为没有根底的空中楼阁和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永远落不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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