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一个宏大的时代，既有简单纯粹，又见肮脏龌龊。它们都属东周，算是周朝一部分，然而闻先贤之言，如孔子，似都已然把春秋从夏商周三代里摘出，“周”在其语境中，属于古史、古人。何以如此？这便要说到平王东迁。
东迁，缘于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周朝分封，诸侯对天子没有税收义务，行政上也不受直管。封地给了诸侯，人民百姓、经济收益、政治权力都尽数归之。天子自己的土地，就是京城和周边一带，很小的一块。诸侯对天子的义务，一是承认他为天下共主，按时朝贡，二是军事支持，天子用兵须出兵相随。朝贡只是形式，军事支持才是最核心的内容。而周幽王的荒唐作为，拿军事内容开玩笑，失信于诸侯，等于废除了军事义务，自坏长城。
幽王想要废黜申后，同时废掉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太子。结果，申后之父申侯纠结犬戎，杀入京城，社稷丘墟，幽王被杀，褒姒被掳。郑、卫、秦、晋起兵，扶太子宜臼即位，就是周平王。都城镐京（现在西安一带）已为废墟，平王东迁洛阳。走的时候，平王跟秦襄公说，如你能恢复天子旧地，就都送你了。秦国后来果然打垮犬戎，获得天子封地，成为日后强盛之资。
洛阳一片平原，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诸侯益轻天子，这就是春秋分裂之始。不止政治分裂，周公创设的封建制度在宏观层面基本覆灭，“礼崩乐坏”。这是一个质变，是以如前方所云，孔子以周为古。
春秋时，封建制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名存实亡，但在诸侯国内部依旧维系。诸侯国君把封地给大夫，大夫又分给更小贵族，彼此还是以军事义务维系。先秦史里没有人民，偶尔出现“国人”“野人”，俱一笔掠过。社会不流动，贵族地位世袭，政治、军事、外交、祭祀等国之大事，都是贵族之事。打仗也是贵族带着家臣上战场，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彼时打仗都用马车，须找一块开阔之地，排好阵势开打，因此对老百姓伤害也不大，屠城、无差别杀戮这种情形，很少发生。打仗就是国君或者贵族的家事，普通人真不太关心。年年打、月月打、天天打也无所谓，一次战死数百人，那就是惨重损失。
今读商君、韩非之书，看商鞅、李斯作为，后背之汗，涔涔而下。
战国就不一样了，国家开始集权化，举国动员，战争杀伤力百十倍放大，到后期动辄数十万人参战。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军40万人，尔时全中国也不过1000多万人，可见动员之程度。死者为谁？当然就是百姓子弟了。孔子最后的时光，季氏有意推行军队国家化，去问孔子，孔子推说不懂，料已预知惨烈后果。作为一种文化标志，孔子死于战国前夕。
春秋时，贵族必须血脉传承是有共识的，一个贵族死了，要找他的后代来接替，国君、大夫一体若是。弑君者立所弑之君后代为君，是正常现象，无法像后世那样斩草除根。国君后人是个混蛋，是个弱智，也只能是他。战国大不一样，一可灭国、可削封，悬置不封，事实就是垂直管理了，这便是县（悬）的来源。二不讲血脉继承，异姓篡夺横行，韩赵魏三家分晋，就是大国榜样，也被视为战国起点。贵族制度共识彻底破坏了，后来田氏篡齐，连姜太公的封国也没了。诸侯国越来越少，是战国的特点，最后打到只剩一个秦国。
春秋时，上层贵族好人不多，但还是满嘴仁义道德，谁都不愿承担破坏贵族信条的骂名，迨至战国，仁义道德被理直气壮地怀疑，温暖的儒家靠边，冷峻的法家兴起。
秦、楚没有文化负担，最为强盛。最后秦朝一统，因为它进行了最彻底的社会改造。今读商君、韩非之书，看商鞅、李斯作为，后背之汗，涔涔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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