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胡适，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他作为白话文倡导先锋的地位。而因为提倡白话文，胡适遇到过很多打击和嘲讽。
有次在北大讲课时，他赞扬白话文的优点。一些学生产生抵触情绪，讽刺他说“白话文打电报字多费钱”。
原来这话是有来头的：同在北大任教的大学者黄侃，曾刻薄地在课堂批判胡适：“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电报费可省多半。”
现在学生借此发难，天性和善的胡适于是就因势利导举了个例子，提议大家用文言文代他拟份电报，帮他婉拒一份就职邀请。
结果一刻钟过后，学生中用字最少的电文内容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点评说，虽然12字的电文确实简练，但他自己的白话电文却仅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干不了”本身就已经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最后两个字“谢谢”既能表达感谢之意，又暗示了拒绝的态度。显然白话文的电报在“省钱”方面更胜一筹。而是否精炼，也不足以判定文言文和白话文孰优孰劣。
还有一次，胡适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呼吁抗日救国。会上一位学者赋诗暗讽他又做演讲。
胡适当即写了首白话打油诗回应：“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这则生动风趣的打油诗后来被报纸刊载，据说连蒋介石看了都忍俊不禁。
其实这样大力倡导雅俗共赏的白话文，与胡适对民间文学的态度，以及他本人所秉持的平和中立的治学方法，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民间文学，他说：“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而对于国故经典的整理挖掘，他更是自有一套方法论。
一、治学态度：勤谨和缓
因为日本捐赠防疫物品上的标语，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国人的目光纷纷转到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之一——《诗经》上。
胡适对《诗经》的看法有如下几点，足见其追根究底的学者精神：
1. 《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也不是圣经，并不神圣。
2. 孔子并没有删《诗》，“诗三百篇”本是一个成语。
3. 《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而是被慢慢收集起来的。
4. 对于《诗经》的解释和研究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
他号召自己那代人彻底改革旧有的研究，用“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大胆地细心地研究”《诗经》，超越前人的成就。
不仅是号召，胡适还提出了两条具体的研究道路：一是训诂，一是解题。
关于训诂，他举了很多自己对于《诗经》中用字的研究，推翻一些错误的解释，找出更加合理的说法。而关于解题，他反对那些往文王先圣身上硬套的过度解读，认为情感真挚的诗句是诗人心有所感的自然表现。
最后，他总结道：“你要懂得《诗经》的文字和文法，必须要用归纳比较的方法。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但你必须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你必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你的比较材料越多，你就会觉得《诗经》越有趣味了。”
这就又回到他所谓“为读书而读书”“先致知而后读书”的观念上来了。
胡适对于治学方法的主张是“勤谨和缓”。这四个字，原本被奉为做官秘诀，胡适却把它“看作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秘诀”。
勤，就是不偷懒。谨，就是谨慎。和，就是要虚心平和。最后一个“缓”，却是做到前面三个字的必备前提。
缓就是不要忙着轻易下一个结论。“悬而不断，并不是叫你搁下来不管，是要你勤，要你谨，要你和。……要等着找到了充分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来下判断。”
胡适自己就是这四法的坚定践行者，比如他对曹雪芹生卒年月的考证，就是经历了一个几次三番，不断破立的过程。
二、政治态度：容忍与自由
“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的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原载1935年5月12日《独立评论》第150号）
为了呼应美国开国前期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引用范仲淹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灵乌赋》）。这句话比“不自由，毋宁死”还要早740年。范文正自喻报忧不报喜，招人憎恶的乌鸦，表达自己“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政治态度。
但是，胡适也强调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应有容人之量。
他称赞孙中山是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改组国民党时能容纳异己，理想同五四运动方向一致。而在自己所提倡的白话文方面，他极不赞同陈独秀所谓“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武断表态。
胡适认为，一切不容忍的根在于“我不会错”的心理，“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三、人生态度：做轰轰烈烈的梦
某人来信谈论人生有何意义，胡适回复说：“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他还引用王安石的一首诗《梦》来说明自己的人生观：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前两句正如胡适所言，有佛法的味道，“认得人生如梦，故无所求。”然而后两句笔锋一转，王安石指出，既然人生如梦，又何尝不能随梦境而为，在梦中修行功德，有所成就呢？
胡适总结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吗？”
虽然王安石的政治抱负最后并未能成功地施展，但是他的变革思想和诗文均被后世所记。
胡适在谈及自己治学方法时也一再强调贵在多疑，和王安石这种独立思考和怀疑批判的精神也算是遥相呼应吧。
这些思考和批判同时引出了大师对于做人的态度：自由追随本心，努力不懈，即使做梦也要做得轰轰烈烈。
胡适一辈子都乐在求知和学术研究之中。
“我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便是知识的快乐。”他自述从小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虽然知识无涯，人生有限，但在求知欲和求知方法中，却寻得到极大的乐趣。
他还在62岁时的一次演讲中谦逊地说道：“虽则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是我生活得很快乐。”
胡适本人曾在民国时期考取官费留美。为不辜负家族厚望，为帮助中国振兴实业，他并没有选择文哲政法之类“没用”的学科，而是勉强选择了农科。
一个学期结束了，功课还不错，但在第二年，一次花了两个半小时分辨苹果种类的实习课，令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最终，他放弃已经学了一年半的功课，牺牲了两年的学费，改学文科，也即那些“没用”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
还在没回国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与朋友们讨论文学问题，引发了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并用白话撰文、做教育。而所有这些，才是他当时真正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后来对于国家最大的贡献。
因此他也用“过来人”的经历劝勉年轻人，不要问别人要你学什么，而是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什么。“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他向来强调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想要对社会有用，必须先把自己铸造成器，至今值得青年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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