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王阳明

五百年来王阳明

一圣人之学

中国文化传统中总有关于伟人出生的种种神奇传说，王阳明自然也不例外。怀胎14个月，出生前祖母梦到仙人踏祥云送子，五岁不言，但第一次说话即诵《大学》，随状元父亲入京，十一岁决心做圣人，“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程朱理学是王阳明必须要迈过的那道坎儿，两汉经学之后，儒家其实已经变成法家的外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质上不过是“外儒内法”。到了宋代，重文轻武，理学一下子以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学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但二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不是行动派，不为现实负责，而是在道德层面上提出至高的标准，依此作为理论的根本，很容易上纲上线。这样，理学从最初的“克己复礼”的理想走向后来的禁锢人性，印证了儒家过犹不及的辩证法思想。

但禁锢人性毫无疑问会被统治者看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民众更听话，社会更好管理，专制王权的统治也能更稳固。因此，明代以后，程朱理学顺理成章成为唯一的官方正统思想。

个体层面谈论的是理性，也就是个人的修身之道，成王成圣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似乎只有理学能提供。

王阳明先遇到当时的理学大师娄谅，大师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但同时也指出，通过学习兵法，希望“为万世开太平”的想法是误入歧途，必须先走通内圣的路，才能外王。王阳明问如何能做到“内圣”，得到的回答是“格物致知”.

于是就有了“阳明格竹”戏码，但理学的方法论上先天缺陷：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已明悟该事物中所含的道理，这个道理与最终大道（也就是“天理”）相通，积累了各种事物的道理后，也就明悟了天理。这其实就是哲学史的归纳与演绎，本身倒是科学方法论，可惜这一切仰仗的手段只有观察两个字。如果仅仅是观察，极有可能只是想当然，再加上功利性越来越强，所谓的格物就变成了一个表面功夫，在功利目的的驱使下，想当然的成分越来越大，格物就越来越形式主义。就算再全身心的投入，结局也不言而喻。但这次格竹失败至少带来三个结果。

1对他一生的健康影响巨大，其一生都为疾病所困。

2直接导致了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全面怀疑，也成为他放弃理学开创阳明心学的早期诱因。

3此路不通的情况下，使得王阳明转而选择先行获取成圣平台，应对科举考试。

事实上不仅是应对科举的词章之学，兵家，道家，仙家，佛家甚至程朱理学，都是他欲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做圣人）的努力与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也渐渐对各种学说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

其实，人就是在这过程中成长，深刻起来的。王阳明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词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博采众家之长之后，由博而返，终于回到儒家的根本，这其实是一个思想家的必经之路。虽然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需要生活的磨砺，才能使之升华。拥有平台之后，也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和陷阱。

明代是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搏杀最激烈的朝代。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刘瑾为首的八宦官掌权,作为小小六品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君仁臣直”上书皇帝，最终被刘瑾命人拖到午门廷杖，下了诏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在锦衣卫的大牢里，王阳明的自救方法是，把兴趣、注意力转到《周易》上。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倒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促使人们去寻找哪些终极的意义、问题的源头。当王阳明在诏狱这个狭窄、窘迫、肮脏的环境里，无人依靠的时候，只有去依靠内心，反而从内心中找到一种终极的力量。这种思索，其实已为他的人生开启了一段蜕变的旅程。

二龙场悟道

熬过了廷杖、诏狱，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刘瑾顾忌王父的声望而对其痛下杀手，为保险起见，派杀手半路截杀。王阳明金蝉脱壳假意跳江躲过追杀，一路逃难又经历虎口余生，暗中悄投奔父亲王华，听从父亲建议，赴任龙场以图后效。

《何陋轩记》中记录了他刚到龙场和当地苗人共同生活的细节，但仅仅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活下来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番生死彻悟。《瘗旅文》中讲王阳明看到一个吏目带着儿子仆人去上任，途经龙场，最后三人毙命。王阳明得知消息后很伤感，带着仆人去埋葬他们。仆人不解，王阳明劝说“我们虽然是陌路人，但我们的命运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

在蜈蚣坡，他们将三人埋葬，摆上祭品，流着泪，在墓地旁感慨说：古人不会轻率地离开故乡，外出做官也不超过千里，我因为流放，你又为什么非来不可呢？听说你的官职不过吏目，薪俸不过五斗米，你领着老婆孩子亲自种田就有了，为什么竟用五斗米去换你堂堂七尺之躯？如果你真的为这五斗米而来，那就应该欢欢喜喜的上路，为什么我昨天望见你皱着额头，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么重的忧虑呢？

王阳明如此感怀，他在悲怆什么？

自吾去父母乡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只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

他说他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历尽毒瘴儿能勉强保全性命，主要因为自己没有一天忧戚，凭着乐观与信念在如此艰难的龙场顽强的活下来。他没有因命运而郁郁寡欢，但今天却忽然如此悲伤，王阳明解释说，是为吏目悲伤的太重，为他想的太重，而为自身想的很轻.

这一反常态的悲伤并不只是他自伤自怜情绪发泄。“为尔者重，自为者轻”的悲伤，是因生死的明悟而生的慈悲之心。

经历过吏目死亡事件后，就不住在“何陋轩”，他花了不少力气，做一个石棺，放在最初来龙场栖居的“小洞天”石洞里，每天晚上睡在石头棺材里。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的时候，半夜中突然做起来，放生长啸。《阳明先生年谱》里说，阳明先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浴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之后王阳明说了一番话：“始知圣人知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接着又说，“至此心外无物，心即理也。”

说到“心外无物”，《传习录》中记载一段“岩中花树”的公案。一次王阳明和学生朋友出游，学生看到南镇山岩中有一棵开花的树，很感动，觉得很美，就问王阳明，先生你说心外无物，但是你看这棵树，“惟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个地方，这棵树就不开花吗？它就不美丽吗？就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吗？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要是没看见，不知道这棵树呢？它在我心之外，我不知道原来有棵树，花开花落，它就没有美丽和价值了吗？

王阳明说这个问题问的好，正好解答“心外无物”到底是什么。他接下来说：

“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不是简单的如陆九渊当年说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也不是后来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解释，或许会别开生面。

“寂”从宝盖头，最早是房子的意思。郭沫若先生考证说，“家”这个子体现了早先的祭祀文化，最早的房子不是给人住的，是部落祭祀的场所和开部落回忆的场所。“寂”下边的“叔”字，在甲骨文中的原意是手去捡一个豆器，也有一种说法是手去捡一根木杖。豆器原来是祭祀中重要的礼器。那为什么祭祀的时候要去捡豆器或者木杖呢？

我们再来看看“寂寞”，“寂”常和“寞”放在一起，“寞”上边宝盖头，底下“莫”这个字的甲骨文原意，上下四草丛中间有个太阳，指太阳落山，落到草碓里去了。“寞”是薄暮的本字，指太阳落下，傍晚的意思。最早人类大多是光明崇拜，太阳落下去说明祭祀完成，祭祀完成，神灵退去，然后要收拾祭祀的器物。这种状态叫寂寞。古人认为，失去了心中的价值归属，核心价值崇拜，人的精神没有了依托，这才叫寂寞。

花有颜色吗？其实，这些花都没有颜色，只是在你眼中有颜色，花的颜色是那个花在我们眼中形成的光谱反应，而不是花本身有这个颜色，花在你眼中五颜六色，在狗的眼中只有灰黑两色。

那什么叫“明白”？明，日月合并以后为“明”，而“白”不是白色，最早“白”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个人在极尽表达，反复陈说。为什么要极尽阐释呢？巫者，理解了神的意志，要把神的意志告诉大家，要把那种价值告诉大家，这叫“白”。在光明崇拜李，把神的意志、把部落的精神归属、把这种价值宣示给大众，让大众明白起来。

我们把几个关键词一说，就明白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不是说存在即被感知，他说的是一种价值存在。王阳明说的不是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认识论问题，说的是意义问题，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近似。也就是说，心外无物，指“心”乃发生意义的源泉，不“致良知”，外在世界尽管五彩缤纷，也对我毫无意义可言。

那个花存在不存在是一种纯客观存在，学生问的是一种物理存在，但王阳明回答的却是一种价值存在。

如果简单的批之为主观唯心主义，是不了解王阳明这番话的出发点。从训诂学的角度看，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即往事万物只有人类意识参与时才能明白，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说的存在是价值存在，这个是超越物理存在的。王阳明龙场悟道后，首先悟的是“心外无物”,有了这个基石，才有了后面的“知行合一”才有后边的“致良知”才有整个心学的大智慧。

心外无物的本质是人的一种价值存在，获得这种价值存在之后，人生就有了一个价值支撑，有了一个价值出发点。其实，这种价值存在也正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缺乏价值的支撑，无法明白生命的价值存在。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滴水，再饱满，放在阳光下没多久就被蒸发掉了。这滴水怎样才能不被蒸发呢？放入旁边的长江大河，汇入汪洋大海，就不怕被蒸发掉。这就是价值存在。

对于王明阳的龙场悟道，各种说法，质疑，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就是“心学本质上就是佛家的禅悟之学”。而后来王阳明心学盛行之时，也正是明代中后期枯禅思想盛行之际，后人每每把心学与禅悟混淆。其中的不同，主要有三方面：

[if !supportLists]第一，[endif]从王阳明既往表现来看，他虽学贯儒释道三教，也经常在佛家道家中苦苦追寻，但在当年他主持山东乡试时，所出的题目为：“佛、老为天下害已非一日”。他的观点就是“佛、老害道，是由于圣学不明。”他经历龙场贬黜厄运之后，更明显表现出与佛道两家的分道扬镳，无论思想还是行为上，都表明了他儒家正宗的姿态。

[if !supportLists]第二，[endif]从龙场悟道后的表现来看，也与禅宗的顿悟大不相同。佛教讲的是放下，而心学讲的是拿起来。这事初始态度的根本区别。佛教最后求的是解脱，心学最后求的是担当。他在龙场考虑生死问题，考虑人生的终极问题，考虑一直困顿、迷惑着他的问题：圣人处于此种境地，该当如何？根据史料记载，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第一个表现，就是写《五经臆说》去诠释五经。第二个表现就是从穴居的石洞出来，请当地人帮他在原来何陋轩周围建一堆房子，叫“龙冈书院”教化民众。

[if !supportLists]第三，[endif]佛家讲圆融，而儒家讲担当。王阳明一旦彻悟，行动风格变得犀利儿非圆融。王阳明建书院后汉人、少数民族的人都来听课，其中不乏各个部落、各酋长的孩子，树大招风，惹恼了当地长官思州知州，派地痞寻衅滋事，但当地苗民、彝民孔武有力，把小混混们打跑，思州知州把王阳明告到了贵宁道按察司。副使毛应奎前来调查居间调停，让王阳明写道歉信，但王阳明却给毛应奎回信义正言辞说清事情缘由，关键不是看里边的情绪谁对谁错，而是看道理。王阳明已经把思州知州这种小人心理揣摩得很清楚：“自己好歹一个知州，他一驿丞，到最后搅上朝廷，万一给人留下话柄，没事惹的一身膻。”王阳明不是好惹的，义正言辞不留余地，他反而立刻就变成缩头乌龟了。从这一行动风格上开看，他已日趋犀利。

同样的犀利，在应对当地土司，水系宣违使安贵荣时也能看出来，安贵荣试探问裁撤贵州驿站，王阳明豪不客气的点破他的野心：翅膀硬了，野心膨胀，想试探朝廷。安贵荣治下有人反叛，他按兵不动，做壁上观。王阳明又写信直接点中安贵荣痛处，问他是否是对朝廷二心。吓得“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难，民赖以宁。”王阳明真正要救的，是当地百姓。

心学真正的悟道，是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然后勇于担当用语负责，这其中充满智慧，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三 知行合一

虽说王阳明自己在五十之后，重点只提“致良知”，但很多接触人事把王阳明当作精神导师的关键，就是知行合一的学说。这个精神的产生，和一个叫席书的人有很大关系。

席书听毛应奎是个人才，就亲自到龙场去听课，见识一下这人。席书名声赫赫，比王阳明大十一岁，当时是贵州提学副使，提学官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席书就相当于贵州省副检查长兼教育厅厅长。席书是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标准的理学教育。既然王阳明学问大，就问了王阳明一个问题：朱陆异同。

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儒家的理学，追根溯源，都是从程颐、程颢那儿来，老大程颢一支传到陆九渊，再传到王阳明这儿，哲学史上就陆王心学。老二程颐这一支传到朱熹，后来叫程朱理学。席书提的问题是：你要讲理学，讲心学，那就按照学者的观点讲清楚朱陆异同，源流考证，伦理考辩，我听听你学问怎样。”

王阳明淡淡一笑，不讲朱陆异同，只讲“心即理，心外无物”。席书回去后，琢磨不透，第二天又去，又问朱陆异同。王阳明还是不讲，只讲“吾性本自明也。”重要的不是陆九渊讲什么，朱熹讲什么，是你席书的那颗心该想什么。席书一连来了四次，请教了四次。突然领悟了。“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也就是贵阳书院。书院成，以师礼请王阳明去教书。到了贵阳书院之后，王阳明的“心即理不断往前延伸，以纠当时时风之弊，纠知识分子空谈、须谈之病。王阳明渐渐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这是他心学的第二大台阶，是心学重要发展。

徐爱是王阳明最心爱的大弟子，后来把自己妹妹嫁给了他。王阳明在贵阳书院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后立刻写信给徐爱。徐爱即从江西的龙冈书院来到贵阳书院，见到老师，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孝悌之问，“大家都知道应该讲孝悌，可事实上做到的人很少，这就说明，知道和做到是两件事，怎么合一呢？

王阳明先举了一个例子，“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大学》中举这个例子是证明诚意的。诚意正心的意思。而这里王阳明的用意不一样。这里的“臭”不读臭气熏天的臭，而是读“嗅”，恶臭指包括臭在内的各种难闻气味。王阳明说，看到美色心生欢喜，开眉舒颜，你不是看到美色之后才决定开眉舒颜的。那个恶臭你已经闻到，一闻鼻子就皱起来，不是稳完了，判定他是臭的，才决定皱眉头的。眉头一会儿开，一会儿皱，都是和你的那个审美、审丑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放到“孝悌”也是一样的，光说知道不是知道，去做了，做到孝悌才能说明知道孝悌。也就是说，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不做不到就不是真的知道。知与行其实是一个整体。

徐爱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承认老师说的知行合一，但是古代圣贤为什么要把知、行分成两个呢？是希望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研究吗？

王阳明频频点头赞徐爱有悟性。“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为二者，缘世间有一种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为冥行妄作，所以比说知而后行无缪”。除此之外，另外还有意中人，“茫茫然空悬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是之为揣摩影响，所以必说行而后知始真。此古人不得已之教。”古人之所以把知行分开，是因为有两种人，一种冥行妄作，一种好说空言、不着实躬行。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解决了人生的三大困惑之一，即习性问题。

冥行妄作与好说空言、不着实躬行是人的两大习气，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曾国藩曾说过：“败人两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这一类人，惰就是不着实躬行。我认为，解决习气问题没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从个人角度，学习阳明心学，“心即理”最能帮你找到自己；“知行合一”能够帮助你塑造自己，改自己；“致良知”最后帮你成就自己。知行合一是最强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变习性最关键的一种智慧。

王阳明跟徐爱讲，你明白知行，就是知道、做到，这是克服习性的问题，知行合一的价值说透了。但知行合一的作用可不仅能帮助人改变冥行妄作和不肯着实躬行两大习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只是知道做得，并不只是我们理解的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这只是从知到行。知行合一有四个字，知行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行到合。我称之为沉浸式体验。《传习录》中解释知行合一时，“某尝说知是行只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这段话，我认为讲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这里讲了仲尼拜师襄子为师学琴的故事，一首曲子仲尼掌握了音乐技法节奏，还要继续弹奏掌握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把握了，还想琢磨作曲的人，还要琢磨作曲人是哪类的人，最终弹完，感叹一番，“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孔子在老师没告知曲名的前提下，自己沉浸进去，融会贯通，琢磨出了曲子的丰富意涵。只有沉浸进去，才能和对象融而为一，这叫合，知行合一的合。甲骨文中的“合”是上面一张大口，下边一张小口。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境界？就是我的眼中只有你。取消个体独立性，两个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整体，叫合。

第三步，由合到一。这是我个人研习心学心得，分出步骤来。

“一”就是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就是有一个价值性的归宿后和再出发。致良知的“知”比前边“知行合一”的“知”上了一个层次，然后这个“知”（致良知）有可以再导致“知行合一。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自我价值塑造，而且获得了一种思想成就。这种思想最本质的必须是价值判断，必须是致良知。他在《传习录》中讲：“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到致良知就是价值归宿，只是良知。然后“合”再出发，就是一个潜在的自我再塑造，这就是良能了，所以，孟子讲的良知良能他都解决了。这就是第三层。

四事上练

一次，在贵阳书院，一个官员说，先生的课讲的太精彩了，太有意思了，我恨不得天天都来听，来跟着您修行。但是我每天要去上班，没那么多时间，没法亲自来跟您修行，真是遗憾啊。王阳明说，你听了这么多课，怎么还没开化，我并没有让你放弃工作来修行啊。那官员问，难道工作的时候也能修行？王阳明笑道，对，工作就是修行。

这里先廓清一个问题，虽然儒释道三家都非常讲究静坐，事实上静坐也是心学入门的功夫，但和佛家的不同。正德五年，王阳明带学生出贵州去江西沅陵，留虎溪山龙兴寺讲学，在那里特别交代了在龙兴寺里的静坐：“前在四种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王阳明讲心学的静坐关键是要“为己”。孟子说“求其放心”就是把放逸、逃逸之心收起来。佛家讲的是明心见性，而儒家讲的是修己治人。王阳明曾经婉转而又犀利的批判那种做枯禅的静坐方式，“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虽能至于只是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国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就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像僧人那样坐枯禅，僧人做得枯禅，不是实学；而心学是一种实学，儒家实学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用功的；不是解放一个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一个族群。因此，静坐必须要和事上练结合起来。

曾有一个学生问，我静坐的时候按照老师讲的，力求做到“收放其心”，也觉得颇有感悟，但是一碰到事情就不行了。王阳明回答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这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事上练”。他认为静坐一定要和事上磨，事上练结合，方能立得住。

不久，事上练的机会就来了。王阳明三年贬谪期满，朝廷的任命来了。任江西庐陵县知县。他第一天到县衙门上班，还没跟手下幕僚们熟悉情况，就忽然涌入上千乡民，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他既没有叫衙役把乡民赶出去，也没有耍官威，更没有落荒而逃，而死不懂声色的听与分析，在人群嘈杂中，他很快明白了这些人是说税太重，乡民交不起。事情大概弄明白，他就安抚乡民情绪，说既然是来做父母官，如果确有不平，一定为大家做主。这样表态后，大家安静下来，王阳明召集幕僚开了小会了解情况。

王阳明做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论新地方、新工作、新任务，他都能迅速把情况了解的非常扎实。无论什么是，都应该先调查研究，都先了解面对的这件事背后的东西。明了规律是什么，搞清楚了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这就是事上练的第一个智慧：洞悉全局。搞清楚来由：当地百姓要交一种“葛布税”，但当地不产葛布，这个税只是三年前新增的税种，这确实是不合理的税，于是他立刻表态，免去当年的葛布税。

但王阳明七品新官上任，有什么资格卖你去国家的税收呢？尤其明朝中期还有监税的宦官派驻地方。其实，在短短时间内王阳明已经发现问题本质，就在于宦官的利益。不产葛布的庐陵是三年前加的葛布税，原为来了一个监税的王太监，为搜刮民财而肆意增加了一些税种，这个葛布税并不是国家应收税种。

王阳明借向上级写信陈情，实际上是写给这个王太监看，说明事情来龙去脉，将庐陵县三年前的税收情况及王太监来后的税收情况列明，“民产已穷，征求未息，不相顾疗。幸而生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夕。”当地正逢干旱，流行疫病，收成本就不好，再如此压榨，百姓流离不算，还会酿成大祸。“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事之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刚才说了硬话，现在再说点软的，请求怜悯仁慈。最后又说有什么责任我担着，税是我免的，有意见想法冲我来。“若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

王太监看到这些，当然恼火，但打听一下这个王阳明，也知道不是好惹的，万一阴沟里翻船，不值当。最后这个葛布税就免掉了。

再说一个事上练智慧的例子。当时庐陵治安乱，抓到一个江洋大盗，叫王和尚。王和尚严刑拷打都不怕，王阳明深谙也有意思，就给王和尚讲课，（审问审的只剩底裤，审出盗匪心中的良知的故事）最终真的给感化了，就供出团伙中的两个头目，王和尚是老三，老大多应亨，老二多邦宰，是兄弟俩。根据王和尚线索，迅速破案，抓捕了这个犯罪团伙。但没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上级政府突然把这个案子打回来，说此案是冤案，多应亨兄弟俩良民，与王和尚犯罪事件毫无干系，责令重审。原来，多氏兄弟的母亲行贿，让王和尚一人把罪行都担下来，这样多氏兄弟就可以逃脱了。上级政府昏官，就说庐陵知县审错了让重审。

王阳明上堂前跟幕僚交代了几句，到时候如何动作，然后简易设堂，堂上对着三个人又把案子问了一遍，没上刑没逼问。王和尚很轻松的说这件事我上次说错了，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们无关。就在这个时候，幕僚突然来，说外边有重要人要见大人，王阳明起身出去，说等会我们回来再说。王阳明把场景设计的很随便，连衙役都没站在两边。王阳明一走，就剩王和尚和多氏兄弟，等了半天也不见回来人，王和尚终于按耐不住，交代多氏兄弟，等会若问起来，你们一定咬住牙关扛着，万一他用刑也得扛得住，我就能把事儿全扛下来，保证你们脱掉干系。那兄弟俩人频频点头，是的是的，一定这么做。

话音刚落，突然堂案下布帘一掀，里边爬出来一个人，有史书说是王阳明，有说是别人扒的，但都不知道怎么趴回去的。因此经常有人将，王阳明机诈、机警，打仗也擅长玩这个。

王阳明在处理葛布税问题上强势、强悍，而处理王和尚匪案时很聪明甚至有点狡猾。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不是空谈，要落到具体事情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面临上千乡民 告状，王阳明敢迅速拍板，免去葛布税，就说明他对背后的厉害关系把握的清清楚楚。至于他审王和尚的案子，更是暗处他那种“明觉精察”的厉害了，这才叫做知。知行的功夫本不能分，不是空谈，不是天天说道理，行动能力、行动智慧，那是一定能落在行动力执行力上，不“行”不足称“知”。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心学的静坐关系密切，心学的静坐，不是佛家的坐枯禅，不是进入那种玄虚状态，而是进入一个思维上的高屋建瓴状态。这个思维上的状态叫“精一”。《尚书》中有一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实这个是儒家总纲。为什么要静坐？人心惟危啊。“危”按训诂学来讲，就是一个人在悬崖边，很危险的样子。人在红尘中，受其影响，各种情绪各种欲望，渐渐就失控了，人心被外在所干扰甚至绑架，这就叫“人心惟危”。哲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矛盾问题。

怎样由这个所谓危险的人心，捕捉到天人合一的道心呢？“惟精惟一”，怎样才能精和一的状态呢？因为到精和已的状态就可以“允执厥中”，就可以守中正之道了，就可以做到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这就先要静坐。在静坐的过程中，是自己的思维模式达到那个精一的状态，这才是儒家心学讲的静坐功夫的关键。

但过这个样还不行，王阳明给给学生讲过：静时亦觉意思好，才与事情便不同。 一遇到事就不行了，还要事上磨练。这里的“事”就是精神的磨刀石，事上练，配合静坐，这样内心的智慧与思维以及精神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五致良知

    王阳明有个学生叫周道通，写信说，先生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是生活中这个事真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做行政官员，工作纷繁复杂，这事没处理完那个事又来了。百姓，上级都有不满，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我也按照先生教的事上练智慧去做，但是常觉精神疲惫，虚弱不堪，按您所说，每件事还要总结，还要静坐反思，然后才能升华，这样，人的精力怎么能够呢？遇到一些情况，我想应该按照您的教导，从事情里抽身出来反省，宁可不把事情做完，也不能不培养我的心，您说对吧？

王阳明自己也做知县，他同样不轻松，当周道通这样问到时候，他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一应之。”。为什么在事情中总觉得疲于奔命，些事做得还可以，有些事做得真难，是因为你心中整个“牵于毁誉得丧”。就是在做利益判断，你的出发点，你的终极追求不是致良知，你的那个毁誉得丧和致良知根本不是一回事。困惑其中，是因为出发点以及归宿都是一个：你在做利益判断，不是在做价值判断，不是致良知。

   庐陵任上繁忙，凶险困难异常，庐陵当地一方面人才辈出，文化素养不得了，另一方面税收繁重，社会压迫导致之风日下，再加上劣币驱逐良币，造成庐陵讼棍成群。一点点事就要吵架要告状。前一任知县最后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给上级的报告中说，每天街道的状纸有上千份，实在累的受不了。王阳明上任后，每天依然收到大量状纸，告状内容多是邻里之间的矛盾，你拿我一棵葱，我拿了你一瓣蒜；朋友之间当年他结婚的时候我送了份子钱，我结婚他不送份子钱一类的鸡毛蒜皮的事，王阳明本来身体就不好，就算再有精力也处理不了这么多状纸啊。

知行合一的第一个智慧就是调查研究，管辖地区贫富奸良，经济状况，文化情况以及当地的人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心里有谱之后，具体解决办法三步走：

第一是限制。

告状可以，但当地人诉状一写就是千言，半天也说不到正经事，王阳明规定，告状只许一事一告，不许说其他事情。又规定每份状纸不许超过六十个字，状纸必须短而精悍。其实这是个量变，但限住了这个量，就会引发质变。

第二是拖。

王阳明身体确实不好，他也不是假装，而是写告示说自己带病坚持工作，有些重要的就处理，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不能立刻处理，往后放一放。

第三是改变。

重要的案子，拖只是缓兵之计，改变制度和人心才是重要的。王阳明首先恢复洪武年间旧制，下令复建“申明亭”和“劝善亭”。劝善亭就是光荣榜，梳理好人好事。申明亭就是坏人榜。选出德高望重的三老，让他们对民间的一些纠纷，尤其是民事纠纷进行审理评判，在民间劝喻。这也就是乡贤文化，古代儒家社会乡制中很重要的功能，乡村里大多是宗族自治，就是一种教化和引导。

德治与法治结合，就是的渐渐形成趋善向良的风气。王阳明还设立书院，亲自讲学。

他知道改变社会风气的根本，是便民惠民，不解决实际问题，百姓不能幸福生活。当时社会风气不好，根本问题是需要父母官身体力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日。爆发旱灾，就亲自设坛求雨，干旱常引起火灾，王阳明就提倡百姓改变房屋木质结构，更关键的是让居民之间的巷道拉大，为此亲出面让驻军与居民各自退让建成避火巷，他还实行了世家牌坊制以维护当地治安，改革驿站。这里的每一件事都很难做，但实实在在关乎老百姓切实利益，他每件事都做到了。

宋明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道理都会说，但一来有些人只说不做，而来有些人想做，却没那个智慧去做，没那个能力去做。王阳明此前也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但他就做成了，不过是因为“开导人心为本”，心里揣着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知行合一其实是有步骤的，从知道到做到，叫“事上练”。然后到“行”到“合”，“合”到“一”，那个“一”就是“致良知”。终极的那个“一”，不是终极，不是最后，他还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在循环。这个致良知，没有止境，可以不停地升华上去，一个循环再一个循环，这个智慧是不停成长。王阳明在讲授心学的过程中，在事上练的过程中也不停的成长。圣人不是做了圣人就摆在那里，立在那里，像王阳明这样的圣人，都是展示给我们看，他们的人生是如何不停成长，永无止境。儒家追求的根本不是成功，而是成长。

王阳明“致良知”的这个“我”，是一个“真我”（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概念）。他的这个本我应该是善良的，和孟子的人性本善有关系，人本来有一种大智慧大善良在里头，找到它，然后升华它。王阳明之所以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也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致良知”。换言之，本来就有这个智慧、这个能力，只是以前没有面对这个“事”，因而没有激发出来而已。

按照考证，王阳明是到了正德十六年才正式提出“致良知”的，但他自己说，龙场悟道时便已经有致良知了，但是“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钟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他那个时候不提，到后来再提，是担心大家把深刻的“致良知”纯粹当成此前理学家的口号一样喊一喊而已，王阳明正式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一点点的验证了什么叫做“致良知”。

致良知中很重要的观点是：人人皆有良知，只不过被蒙蔽了。人人皆是圣人，如果你觉得没有，只是被显示蒙蔽了，被欲望、情绪、纷繁复杂的红尘这比了。教育个体的时候，致良知是指每个人发现这个良知；面对社会群体的时候，“致良知”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良知致人。用良知去关照百姓子民。

六朱陆之辩

王阳明在庐陵任上七个月，拥有了很大名声，这时此前难为他的太监刘瑾倒台，他的春天也来了，很短时间内连升数级，回到京城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回京的第一件事是在北京重兴讲学之风，王阳明一生最爱的是讲学，所经过处只要有条件都会讲学，甚至还建了几所大的书院。不论人生流离、命运艰难，讲学其实是一种精神寄托。他说“夫志，犹木之根也”，他说心学首先要立志，人生的志向很重要；但“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

王阳明的一个朋友乔宇，要到南京任职之前，说人生还有迷惑，来问王阳明，人生应该怎样学习，怎样成长。

王阳明回答说，第一个就是学贵专。

乔宇说，我从小就很专注啊，我喜欢下围棋，常常废寝忘食，几天几夜都不关心别的，因为这份专注，少年时就在围棋界无敌手了。

王阳明笑笑，又说，第二层叫学贵精。

乔宇又说，我成年之后因为考进士，努力学习词章之学，感觉自己的功力经唐宋而入魏晋。（古人认为，学诗词文章要有魏晋风骨才是把文章写到老道的境界）

王阳明又笑笑说，第三条，学贵正。人间正道是沧桑。

乔宇说，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意识到人生应该学圣人之学，这才是正道。但我的疑惑在哪里呢？我又学贵专，我又学贵精，我词章之学很好，现在我要学贵正，开始圣人之学。但为什么总是觉得很迷惑呢？我此前哪些东西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又觉得耽误时间，但是你让我放下吧，我又舍不得。我的爱好有很多，还喜欢养花花草草，还有国家朝政，事务繁杂，我最近心不定。你既然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我觉得我都做到了，但为什么新还定不下来呢？

王阳明说，你那个不叫专、精、正，唯独求圣人之学可以叫正，那个喜欢下围棋可以说叫“溺于棋”，不叫专于棋。为了考科举喜欢学诗词文章，应该叫“癖于文章”，不叫精于文章之道。因为你此前这些，包括你的其他爱好，是技，是术，而不是道。为什呢到这个年龄还会迷惑呢？是因为你开始出发的时候走的不是这个正道，现在你渐渐意识到了，即使我说的，世人多巧，心茫茫然。乔宇如醍醐灌顶，后来评定宁王之乱时，宁王攻打的南京，就是乔宇守的。

随着心学影响越来越大，一个敏感话题逐渐产生。心学本质上和占主流的程朱理学格格不入。南宋时，陆九渊和朱熹的观点就格格不入，吕祖谦为了化解朱陆二人矛盾，搞了鹅湖智慧，让朱熹带着门人，陆九渊和他哥哥陆九龄带着门人辩论了三天三夜，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陆九渊门人记载“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约”,要从一件东西上慢慢学，最后才能找到这个事物的真理；“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是两条路的选择，朱熹的路叫博而返约，陆九渊的路是先立人生根本，先归纳，然后去演绎，放之四海而皆准。纯以方法论来看，各有各的道理，但在文明史发展的过程中，朱熹的这条路总容易跑偏。

第一就是”物先心后“。事物放在前边，你把事物都格完了，最后才找到那个道理。人心在事物之后，就渐渐失去了人本主义精神。

第二是为了”求致知“。格物为了致知，这个目的明确，求致知而格物，就容易导致表面的格物，容易跑偏。真的格物，像西方实验主义科学客队，但中国后来走的一条路就是表面的格物，然后就去想当然的致知了，到最后就是徒逞口舌之利，而错失了科学。

第三是容易滑入假道学。这种徒逞口舌之利，渐渐形成社会风气，叫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样“致知”出来的“知”渐渐变成了喊口号、假道学，这就容易被专制统治阶级利用，变成禁锢人性的一种手段。

王陆心学则是先以人为本，发现自己的心灵，先塑造一个人。陆九渊的学说先要让人做个“人”。西方文艺复兴也是在人本主义精神的觉醒下，然后实验注意、科学主义兴起，导致现代科学文明的诞生。没有人本注意精神支撑，那个博而返约的手段最后就变成了假大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本主义这个出发点、制高点，人也会渐渐迷失。

王阳明在北京讲学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两个学生一个喜欢朱熹一个喜欢陆九渊，就向先生请教朱陆之辩。心学要发现，绕不开这个问题。从前龙场悟道时不能提朱陆是非，现在却可以了。两个学生来问，王阳明一开始也打马虎眼，说朱非陆，朱熹是官方认可的定论。但时候给另一个学生写信，说支持象山（陆九渊），哪怕因此受天下讥讽、嘲笑也无恨。清楚的表明，心学继承了陆九渊这一路门派。

这样反官方程朱理学的讲课，自然是朝廷不允许的，王阳明的心学地位确立，但他的人也不能留在京城了。被调任到滁州太仆寺（马倌），王阳明也不沮丧，仕途本身起起落落已经不挂心，他最爱讲学到哪里都能讲，王阳明南下，心学也迅速向南方播迁，心学旗帜树立，体系完整，内容深刻，且和程朱理学格格不入，一下吸引大量有识之士，滁州讲学盛况空前。

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滁州两年，教学成果显著，影响广泛。这时突然一道圣旨任命文官出身的王阳明为南赣巡抚，去平匪患。原来，明代中期民怨沸腾，江南地区本来赋税就很重，正德十一年，南、赣、汀、漳四洲的起事、匪患越演愈烈，眼看要大爆发成为朝廷心腹大患。兵部尚书王琼向朝廷保荐王阳明，但王阳明街道任职兵不愿意去，他向朝廷写了一份辞职报告，理由有三，一说老了，二说要回家侍奉祖母，三说自己文官不会打仗。但其实立德也立了，立言也立了，心学也成立了，就差立功了。要做圣人，怎么可能不去一展身手呢。最终接受了任命带几个仆人上任。

一路轻装，路上却流寇劫船，王阳明机智应对，驱散了流民；上任后又很快发现官衙内部的间谍，不仅揪出内奸，反而使用内奸传递假消息给匪寇，上演无间道。他平乱、平寇、平匪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手段。文官带兵百战百胜，表面看上去非常神奇，实质上和心学倡导的切实、扎实的工作作风息息相关。做事最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是自己的学养，另一方面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后来推崇王明阳，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来自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最讲究调查的功夫，他到各个地方平匪患，平宁王之乱，一刀那儿，对当地的山川地形、人情风俗，敌我双方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到了任上之后，王阳明就提出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十年来此地匪患越积越重，越剿越重？

四洲之间的匪患多年来不时发生，每次剿灭又重新开始，就因为它是各省边界地区，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属于四不管地区。大家都推诿塞责，应付一下上下级来剿一下，结果就是地方匪患越来越重，政府军战斗力越来越差，只好引援军来剿灭地方匪患。王阳明的手下建议说，前任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前任都是调广西狼兵。因为广西狼兵作战能力强。王阳明实地考察之后，拒绝调狼兵，他说狼兵之患胜于匪患。王阳明发现广西狼兵老了之后，只是把土匪打跑了，土匪往深山一钻，就找不到了。名义上打了一两次胜仗，狼兵就撤了。但是后来狼兵逮不到土匪，为了证明打胜了，就去杀平民以冒充领军功，成为当地一患。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打造基本作战方针。王阳明向上向朝廷要控制权。明代是中央集权，赏罚的权利全归中央，王阳明寻求自定赏罚，这样部队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后来曾国藩办湘军，大彻大悟的时候就是吧这个赏罚权用在他的军队实行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高薪养廉机制。王阳明向下设计了“十家牌法”的制度法管理方法。每十家相互管理、相互监督，使得社会风气呈现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后来典型的户籍制的雏形。不用狼兵，王阳明决定自组新军。到各地部队筛选，每支部队只选七八个人，也可以自主报名参选，最后严格选拔出两千人。管理方法和十家牌法一样“每二十无人编一伍，恶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四百人为一营.....”所谓营官，最早就是从他这儿来的额，后来包括戚继光练戚家军，曾国藩练湘军，都有营管制，都是从他这儿来的。王阳明设计理念是基本作战单位设计的比较小，以机动取胜。虽然文人治军，却非常清晰的意识到军队单位组织的精细化、浓缩话、灵活性的重要。“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使臂，臂之使指，自然 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在实行的过程中，要保证所有 的战略意图能下达到基层，这很重要。王阳明说事上练，其实功夫在事外，事前下的功夫，事前的调查，同样是一种大智慧，

有了坚实的基础，王阳明开始使用心理战，前边说过收服了身边的老吏作为双面间谍，战前整体棋局已经布好。于己“收拾人心整固之”。于敌“乱其心志疑惧之”。在策略上选择舍近求远，出乎意料的选择打离驻军最远的一伙，“兵者，诡道也”大家都以为要么打最弱的，要么打最近的，要么打最强的，最远的詹师富没有防备。

王阳明先派一只地方军奇袭，突入土匪所在的土楼，不拼杀，只是趁乱放火，土匪大败。詹师富带着残余部队躲进山深林茂的象湖山。官军没有办法，也好歹打赢了第一仗，回来交令。结果王阳明缓缓的说“既然出战已胜，谁让你们回来的？贻误战机，该当何罪？”本来应该乘胜追击，土匪撤入山中，没有完成任务，本该按令处罚，众将求情，王阳明允许其戴罪立功，将官没办法，只好带队重新杀回来。在说官军走了之后，这帮土匪又从山里出来，重新收拾一下又住下来，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嘛。官兵又来，看这次队伍没有上次那么斗志昂扬，这次一打，官军一触即溃。官兵没有斗志，但又不能回去，只好扎营，每天装装样子打一打。土匪一看，官兵还是老样子没有战斗力，就不用往山里跑了，双方就在这里相持着。大概一个月之后，官军突然开战，这一次又像第一次那样斗志昂扬。王阳明知道一战之下很难吃掉詹师富，土匪毕竟长期在这个地方聚集，因此，第一场战斗之后，让手下不对反复攻击，这支部队已经产生情绪，知道打不过土匪就摆摆样子。但是这个消磨的过程中，土匪的警惕心也放下了。这个过程中，王阳明组建核心不对新军，然后配合调动其他军队在象湖山周围完成合围，彻底全歼这股土匪。

真正意义上的初战告捷，奖赏三军，朝廷表彰，朋友学生来祝贺，但这个时候他反倒给学生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阳明是说，地方匪患三十余年，一直难评判，不是说官兵有胜有负，为什么匪患却渐成燎原之势？是因为前面的人只是把平匪当任务，打一仗就向朝廷表功。任务完成就走人了，并没有解决当地百姓问题。解决一批土匪，还有新生的匪患。换言之，就是百姓心中的贼不破，官员心中个贼不批，山中的贼就永远灭不完。这其实已经涉及明阳心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致良知。不能让官员、百姓的良知呈现，就不算真正的长治久安。心中贼不破，不算真正的能耐。

王阳明认为，前提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关键是你怎么引导、启发它的出现。所以王阳明在赣南平匪结束后，就上奏朝廷，申请新设立了好几个县，使流民聚集，讲学教化，制定制度，更关键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他在巡抚任上，曾经颁布过法令，保护商业、商人减轻政府社会对商人的歧视、盘剥。

王阳明一次到乡下，发现有一户人家很穷，乡里不仅不帮他，还嘲笑他穷的活该，原来，这户龙姓的人家原来是县丞，退休了，他向来廉洁自律，退休后没有多少家财，反而成了村子里最穷的一个，大家都嘲笑他，哪个官不贪啊，别人怎么都富裕？还是你没本事，乡民不仅嘲笑还污蔑他。王阳明知道这件事后，很愤慨，立刻移文乡里，还专门立了一个牌，叫“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亲自撰写牌文。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可见社会风气差到什么地步。“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这事百姓的责任吗？王阳明说不是，是官员的责任，嘲笑廉洁的官员，反而羡慕贪污的官员有钱，这说明社会底线被突破了。官员做不到，说明你心中贼难破，不敢面对。就是破心中贼难。

这个时候还剩下很多土匪没有剿，他又出人意料的按兵不动，休养生息。这个过程中，出来落实当地百姓的安居及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土匪《告谕巢贼书》，虽然是招降书，但情字满纸，理字满篇。达到招卢、乱谢、疑池的效果。

第一个是招卢，卢珂原本就是一个乡绅，因受匪患骚扰，没办法，被迫变身土匪，王阳明招安，他第一个来投诚。

第二个是乱谢，谢志珊是左溪衡水一带的大土匪头子，他还没表态，地下小弟陈曰能就跳出来反对，王阳明派兵去打，官军在前，卢珂的队伍藏后边，两军交战胶着时，卢珂率部杀出，陈曰能看来了一帮土匪，以为是帮自己的，哪想到是来灭他的，阵脚大乱，下子就被彻底灭掉了。接下来就是对付谢志珊，王阳明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对其举动了若指掌，在衙役李又发现了两个谢的间谍，威胁加诱导得到一个重要信息，秘密抓捕看给些至珊设计老巢的能工巧匠，了解了布局，捷径、暗道，全用图纸画下来。王阳明一方面排兵布阵，命九路大军攻打，又选出四百精兵秘密出发，走小道攀绝壁，秘密绕道谢老巢的背后，双方杀到疲惫的时刻，攻入山寨，到处放火，众土匪杀了一天看老巢失火，又听到很多人大喊些至珊已死，人心大乱，四散奔逃，活捉了谢志珊。接着又写信给谢的另一个小弟蓝天凤劝降，蓝天凤正在犹豫，召集手下开会，会开到一般，还没定下来，突然官军来功，猝不及防，桶冈贼巢也被攻破，蓝凤天跳崖自尽。

在审问谢志珊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入何得党类众若次？”谢自号征南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土匪听你号令呢？谢虽然被抓，但仍然有一番豪气。“生平见世上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多方钩致之，或纵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与之吐实，无不应矣。”王阳明听了之后，退出来跟学生说，“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岂异是哉？”意思是，我们儒生，追求志同道合，追求理想，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一个土匪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夸完谢志珊后，王阳明却命人把谢推出去杀了。学生不理解，问问什么不能感化他。

这事恰体现了王阳明的智慧，讲知行合一，行动能力强，只要有理由，他绝不犹豫，前边詹师富那样的凶悍土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他良知泯灭；谢志珊这样的人有智慧有追求们这样的土匪更不能留，对于江山社稷来讲，最危险的不是詹师富这样的土匪，而恰恰是谢志珊这样的有头脑的土匪。

除恶务尽，最后一股池仲容，是时间最久，根基最深，地盘最大的。王阳明也用了各种计策诱其前来，招待了很久，一直等到春节，借打赏机会，把他身边的九十多个随从杀掉，这边杀了池仲容，令一百年派官兵昼伏夜行，潜到池的老巢，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

此时王阳明任赣南巡抚不过一年零三个月，数十年来，从没有人能彻底剿灭匪患，他招卢、灭谢、疑池，足见其对人性洞见之深，每个人的欲望、情绪、每个人的习性都把我的非常透彻，把人把握住，就把整个事把握住了，也就把整个局面控制住了。《明史》中说，他手下没什么厉害的人，都是临时组建的队伍，却能歼灭盘踞数十年的匪患。

但王阳明不仅剿灭土匪，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升华，“百战自知非旧学，执行到此证合一。”

（王阳明史上最大的功绩，是平宁王叛乱，书中也使用大量章节来讲述这件事，有兴趣可以自行寻找音频视频，十六至十九章,名为《三个七零后》，《两个余姚人》《心智的较量》《艰难时世》）

八心学归于致良知

（简单介绍前边就是匪患平定过程中，宁王密谋十年造反呼之欲出，终于以一个意外而爆发，恰逢王阳明去别人赴任路上，匆匆组织军队平乱，很短时间内平息，中间昏皇帝朱厚照想自己立功，下江南游玩，得病去世。于是来到了嘉靖朝。）

嘉靖皇帝登基因为继承顺序问题，嘉靖皇帝与扶植他的杨廷对抗，产生长达十八年的大礼仪事件。王阳明始终不被重用。因嘉靖以理学大师自居，王阳明的心学自然是异端了。但经历宁王之乱，忠泰之难后，王阳明内心已经修练一定境界，索性辞官，在老家山阴会稽一带讲学。

前边说过知行合一最后那个“一”，其实就是“良知”，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处处被打压，痛定思痛，静中思静，心中默默过滤学问，觉得有个一精华将脱颖而出，仿佛就在嘴边，但还说不出来。终于有一天讲完课后，和学生们一起静坐，王阳明突然睁开眼睛，面带春风微笑：

我找到了，我胸中久久揣摩、呼之欲出的那个词，就是“良知”。到了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又在前面加了一个“致”，把“致良知”变成他心学的最后归宿。至此，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彻底完备，这时候他就不说其他，专提“致良知”。

致良知出于《孟子》，“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不学而能，叫本能；不虑而知，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有良心,都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律，这就叫良知。

但我个人理解，如果这样认识“致良知”的话，就把心学的最终归宿、最高的升华看低了。我们前边分析过，良知肯定是知行合一最后那个“一”，肯定是儒家追求的“惟精惟一”的“一”，就是指最高的这个规律，可以统摄其他，引发其他的所有，甚至可以变成每个人的终极追求。可见这个良知对人生的帮助是极其巨大的。王阳明认为，每个人一旦良知觉醒，人生就是一片光明。所有的困难挫折都挡不住。当然，这种觉醒也一定是从困难挫折中来。

那么这钟良知只是良心或者道德自律吗？

我认为王阳明“致良知”的本质是，让人们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这种内心的光明指引是什么？应该是人类文明历史几点下来的智慧、道德与灵性自觉。这种自觉是内在的光明，可以指引我们的一切，可以指引我们的成长。光有良心，并不能指引人生的成长，不能引导人生格局的建立。（这一段光明的解释我不同意）

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困顿，就是面临事情的时候，面临生活困难挫折、矛盾、面临红尘中各种纷繁复杂现象纷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左右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怀、智慧，我们是听从外在还是听从内心？别人说了话，外在的东西左右让你无所适从。我们在一轮谁，谁又在议论我？生而被天地所困，该怎么办？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曾国藩学习阳明心学后有两句名言，一句叫“重开天地，另起炉灶”，另一句叫“内断于心，自为主持”。就是说听从内在心声，而不是听从外在。

正是困顿早就了王阳明的破茧而出，龙场是他人生的的第一个大困难，现在宁王之乱、忠泰之难有事人生的一大困境，困境中才有大智慧。这个“致良知”非等闲中来，“某与此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中的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知容易，把做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处，负此之尔。”

当年王阳明奉旨去福建，听到宁王叛乱的消息，立刻前去平叛，毫不犹豫。当时环境是朱厚照昏庸荒诞，宁王准备了十年，完全可能成功，当时南方官员给朝廷上书都没说叛乱，而是说南昌有变，江西有变，江南有变。就是为了给自己留退路。王阳明却知难而上，直接上书说叛乱，甚至让家眷在家门外环布柴草，说一旦事变，举家自焚。他为什么挺身而出？就是这种“致良知”，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行为准则、行动智慧全都自然地出现了，这就是致良知的表现。

九天泉证道四句教

王阳明一生三大功事：平江西匪患、平宁王之乱、还有就是后边要说的平广西匪患。

三次正道：龙场悟道，得出“心即理，心外无物”之学。第二次就是宁王之乱与忠泰之难后悟出的“致良知”之教，心学得到升华。此后还有一次，叫天泉证道。当然这次证道和平广西匪患也紧密相连。

广西因为田州岑猛之乱，朝廷开始派姚镆征伐，确实也把岑猛杀了，但因为使用暴政，反而激起民变。再加上广西原来的匪患，局势一下子不可收拾。姚镆是桂萼的人，桂萼也压不住了，朝廷也就开始重视起来。朝廷想找王阳明来解决，王阳明说身体不行，嘉靖皇帝以为是打压王阳明的桂萼的问题，就让桂萼自动辞职让位，下旨王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到广西平叛。

临行前，讲课后，留下自己两个学生，一个钱德洪（编（王阳明先生年谱》），一个王畿（刊行了《传习录》），王畿聪明，寻求修身超越之法；钱德洪质朴，讲究循序渐进之法。两人常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王阳明就在天泉桥上，解答他们的疑问。他说了四句话，被称为“四句教”，这件事就成为“天泉证道”。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王畿当时就有疑问，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那后来怎么又有善有恶了？怎么会知善知恶了？怎么又要为善去恶？

王阳明强调说：“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而且嘱咐二人说，四句宗旨是纲领性的东西，不能更改。

有学者认为这四句教其实也灭有多少新鲜东西。“致良知”已经到顶了。但我比骄傲赞同另一些学者观点，这四句教是一个大总结，非常关键。王阳明认为这四句教几有极朴实性的价值。不论是对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不论对初学者还是已经到了圣人境界的，不论哪个阶段，这四句都适用。

无善无恶心之体，说的是一种世界观。

书中举了杂草做例子，花园里是恶草，但如果是一个荒山秃岭，就是好的。这个草没有绝对好或是坏。金子和粪便的好坏也是同样道理。王阳明说，善和恶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凡事你不能喜欢就说它是好的，不喜欢就说它是坏的。不能简单以自己的标准去看待万事万物。要真的能盛下万事万物应该排除自己的执见，把固有的东西抽空，才可能接受新的东西。世界观就是人与天地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我们带着执念去看那种关系，就始终处在矛盾之中。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值得是人生观。

王阳明讲课时对学生于中说“你原来是圣人，圣人原是众人皆有，不独你有”。他的学生王艮聪明，第二天上街回来后，跟王阳明说，先生，我刚刚上街，有一个重大发现，我发现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知道他故意这么说，就说“你见满大街皆圣人，满街人见你王艮亦是圣人。”王艮嘿嘿一笑。这时候一个姓罗的学生进来也说，先生，我刚才在街上看到满街都是圣人。这个学生比较老实质朴，不像王艮脑子转的快，王阳明笑笑说，本来满街就是圣人，现在你感悟到了而已。

人生观是解决我与我的关系，我与我达到和谐，人生最痛苦的就是与我周旋，一矣念起，然后知道善恶，知道光明黑暗在哪里，那我与我的周旋就成功了，我与我的矛盾就解决了。

知善知恶是良知，是价值观。

善恶的标准在哪里？首先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知行合一，来源于事上练，不能躲避，碰到事情要做出自己的选择。王阳明的心学推崇行动力和执行力。在行动和执行中发现自己的良知之心。

王阳明在课上拿自己的经历做例子：正德十六年，祖母去世，父亲重病，我四次上疏请假，不被应允，我当时想辞职回家。你们当时都劝不要，那时候是为什么呢？

有的学生说，疑谤在身，不可走，朝廷诬陷，对老师有猜忌，那时候你走了，别人就觉得你畏罪潜逃，所以不可走。

但也有学生开玩笑说哦，先生思归一念，亦是着相。老师不是讲不动如山吗，讲不忘其念吗，那时候辞职回家，是不是太著念了。

王阳明说，我细想了一下，我和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最基本的人性，是我要追求最光辉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没了，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呢。就真的辞职不干了。这说明他自己内心中的良知是最高的指引，而不是外在世俗的标准。这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

价值观就是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族群的相处智慧。我对亲人朋友和社会，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来？在大是大非中，在价值冲突中如何取舍？这个叫价值判断。知善知恶是良知，是经过一种价值判断后，在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生智慧，当然也是一种社会时间智慧。

为善去恶是格物，是方法论。

这就是行动层面，实践层面，也就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要事上练。不经历困难挫折的出来的“致良知”，不经过繁琐事物磨练出来的“致良知”不是真正的“致良知”。也就是说不经过红尘的历练，不经过知行合一的锤炼，得到的东西不是真东西，只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事上练叫为善去恶是格物，处处格物，处处反省。到这一个层面就和儒家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完全吻合，这就叫修身，可以处处反省。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问题，一次一个人说家里困难，急用钱，要卖一块地给王阳明，王阳明说钱可以先借给你，我现在没有打算买地。后来王阳明带学生出游，遇到郊外一片田地，觉得很漂亮风水也好，想要在这里建一个书院。学生告诉他，这片地就是当时要卖给你的那块，当时您不要，现在已经卖给别人了。王阳明一听，眉头一皱，一看就是后悔了。他立刻什么也不管，盘腿就静坐，做了好半天，王阳明才展眉一笑，对学生说，刚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也后悔，这就是内在的贪婪和私欲泛滥。我觉得自己境界太低了，难道因为这一点点利益得知就动心了？我静坐了一下，反思了一下，把这私念格去。

天泉证道四句教后，虽然身体越来越差，仕途不得意，但人反倒越来越快活。上课也无拘无束。他经常讲一句口头禅“常快活是真功夫”。上课形式也越来越无拘束，天热大家不必遵循师生礼仪，每个人都送一把扇子，没必要为了表面的虚的东西去掩盖这种良知。孔子讲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讲不动心，王阳明则是把孔子和孟子的说法全都结合起来。

广西平叛的前一年，全国会试考试，主考官出的题，指桑骂槐，说的就是王阳明，说有人所谓自创学问，非议程朱理学，大逆不道，对于他的学问，考生们怎么看？

王阳明的几个学生也有几个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徐珊说我怎么能违逆内心去说圣学是非呢，于是弃考；欧阳德和魏良弼写文章批判这种观点，魏良弼高中；钱得洪也批判这种观点，结果落榜了。

钱德洪回来跟老师说这个情况，王阳明却很高兴，说这个是好事，全国会试都以我的学说为靶子，如果我的学说错误，可以激发真正光明的圣学出现；如果我的学说是正确的，他们的批判反而为我做了宣传。好事，圣学可明啊。

在去广西的路上，一路上前来拜师的求学的很多，到了江西，百姓听说，纷纷沿途感谢迎拜，还有很多人从别处赶来求学。其中有一个弟子徐樾，心学还在入门，对于每件事，穷究其理，反倒入迷。那天晚上，王阳明发现了徐樾的问题，是太执于事理了。王阳明就指着船中蜡烛上的光芒说：这是光，对吧？

徐樾点头，这当然是光。

然后王阳明又指着船舱中空白的地方：这也是光。

当然了，徐樾也点点头，如果不是光，哪来的这么量呢？

然后，王阳明又指着舱外，江面上被烛火照应的地方说“这也是光，

哦，徐樾突然眉头紧蹙，有所顿悟。王阳明说，你明白了吧，光不止在烛上！

光不止在烛上，人生就是光明与黑暗的一场抉择和追求，但是光明到底在哪里呢？格局够大，眼光够大，见到的光明才够多，才有真正的光明。王阳明讲心外无物，致良知是他的终极光明，其实是无所不包的。

后来王阳明路过南浦，百姓都想看看他，王阳明就坐在雁门大堂上，百姓鱼贯而入，他点点头打声招呼，大家就像看神仙一样。去广西路上的盛况，说明当时虽然官学不认可王阳明，甚至批判打压，但在社会上，对于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社会底层平民而言，明阳心学已经成为他们心凉的寄托和希望所在。心学最光辉的地方，就是教会我们尊重自我，尊重生命，尊重人性的价值；教会我们不去做世俗的奴隶，不去做专制的奴隶，不去做人生境遇的奴隶，不去做坎坷命运的奴隶。启发人发现内心的光明，找到后破开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格局，获得行动智慧。这样人生就进入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良性循环。王阳明综合孔孟之道，既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又可以内心不动如山，这种境界从他人生最后一件事功——平广西匪患，可以说表现的淋淋尽致。

为什么要王阳明来平广西匪患呢？这个地方听上去动静很大，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原来是桂萼知道王阳明打仗厉害，当时恰逢明初在版图内后又独立的安南国内乱，桂萼是希望借这个契机收复安南，他有一份扩张的野心。王阳明后来也明白了这个意思。

广西原本是少数民族聚居，汉族管理灌云贪婪不得法，激起民愤，当地的土官岑猛性子急躁，与流官关系渐渐破裂，就起兵造反。桂萼派心腹姚镆率兵八万征岑猛。岑猛打败，被其岳父毒杀。姚猛主张严刑峻法，大肆搜捕，高压政策激起岑猛原来两个手下卢苏、王受在起兵，拥兵自重以图自保，一度发展到七万多人。姚镆陷入被动局势失控，才把王阳明请来。王阳明身体已经很糟糕了，严重的肺病和足疾，走了几个月才到。朝廷又整机了两湖两广的军队，数十万人马，不仅要平卢、平王，还想一举荡平安南，再收回来。

为了显示武将的业绩，湖广的将领都想快点打，但王阳明却认为应该招抚为主。王阳明知道卢、王两人非常质朴，纯是在高压之下逼逼无奈寻求自保才反叛的。王阳明这叫知人善应。只有了解对象、把握对象，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杨的人，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定、恰当的反应。所以虽然中间有人用计离间，但王阳明还是让二人甘心受降，七万人马得到安抚、遣散。

收服卢、王二人后，王阳明认为教化才是让民心安定、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手段，他兴学校，办教育，还给予特别政策引进人才，许多在其他地方不受待见的人才，这时候都到了广西。这些人逐步改变了当地生活面貌。包括思想面貌，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风俗习惯交融，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定乡约，引入内地儒家基层社会的经验，效仿当年在江西剿匪用的十家牌法。这个过程中甚至为了安抚人心也采取一些作秀祭祀等手段，整个填州思恩对他奉若神明。

王阳明拖着病躯，看起来不费一兵一卒，但毕竟劳心劳力，多次上书身体原因请辞，但桂萼一直压着不许，还希望他继续领兵剑指安南。王阳明面对叛乱，认为造成当今局面不是当地百姓问题，而是政府制度设计问题。为加强中央集权，明请历史上都取消当地土官，改成汉族流官，政府派来的人与当地格格不入，造成矛盾。王阳明认为应该以安抚为主。让百姓民心有归，而不是表面上把他们镇压住。王阳明知道他采用这样的政策稳定地方，是违背好事者之心，主政者中桂萼这样好大喜功，唯恐天下不乱，想通过广西战争的机会，把安南收回来。但他说，这样要杀无数无罪的人，最后成一将之功，这违背我的良知。

“仁者之所以不忍也”，万物一体之仁，是阳明心学的一个核心归宿。儒家说的核心就是仁，仁者爱人。对与大凶大恶之人，王阳明从不假慈悲，但对于无罪之人，尤其是黎民百姓，王阳明却始终怀着仁爱之心。战乱一起，百姓流离，不知道多少人要无辜失命，因此，王阳明宁拂当政者、喜事者之心，也不会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不再打仗的时候，王阳明突然又要打了。原来，王阳明在安定广西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当地百姓心中还有个一更大的忧患，是来自八寨、段藤峡的匪患。历史上曾平叛过，当地地势险要，匪患再次聚集，每次都剿而复燃，成为匪患中心。学生都劝他，朝廷没有旨意让您去平断藤峡之敌，您现在身体又不好，何苦呢。王阳明摇摇头，说我来广西一者为圣命，二者为我内心良知所命。

他看百姓受罪，焉能视而不见，不解决这个匪患，对不起内心的良知。现在仅有湖南一支原本剿卢王但晚到的不对，加上广西当地官军，卢王剩下的人，总共一万六千与人。而断藤峡土匪总数却有好几万。王阳明坚决要打，各种办法下来，最终彻底荡平了八寨和断藤峡之敌。

但他主动为民请命，中央政府置若罔闻，嘉靖皇帝觉得消息恐怕有误，桂萼指责他抗旨。王阳明身体每况愈下，反复要求辞职回家，1528年农历十月初十，王阳明写了奏疏，说身体不行，要回家，恐怕离大去之际不远。但嘉靖皇帝没看到，这篇上疏被桂萼压在内阁不发。王阳明不想上次那样忍下来，他一边上疏，一百年收拾行囊，回乡的过程，一是因为身体原因，二来等朝廷回音，因此走得比较慢。

慢慢归途，经过伏波将军庙拜谒，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

徂征敢倚风云阵，所过须同时雨师。

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就疮痍，

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兵戈定四夷。

一路前行，经过广东曾诚，他好友湛若水的故乡，在此拜谒他五世祖王纲；过了梅关，学生前来拜见时王阳明还问进学如何，但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了.“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

王阳明一片归心，但时间却等不及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船到了赣江青龙铺，王阳明晚上连续咳血不止。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红日初升，江上霞光一片。船还未启行，王阳明突然整理衣服端坐，把随侍的周积叫入船舱，对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吾去矣！”周积开始看老师将神好像好很多，但这时候眼泪立刻留下来，但这个时候还要保持冷静，周积问老师有何遗言？有什么要交代的事？对各个书院的学生，对家里一岁多的孩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

王阳明听了只是展颜一笑，淡淡的只说了一句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