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纪61
牛李党争虽然历经几十年，但主要发生年代在唐文宗时期。
当时，李德裕和李宗闵各有自己的党羽，相互之间极力排挤对方，声援同党。
文宗对此十分忧虑，经常感叹地说：“诛除河北三镇的叛贼容易，但去除朝廷的朋党实在太难！”
历来对于朋党，皇帝都是深恶痛绝。这其中，以清代雍正皇帝为代表，对朋党给予坚决打击，即使是清流也未能幸免。
雍正说过：一旦结成朋党，不管近在咫尺，还是远在万里，朋比交故，牢不可破，祸端丛生；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致国家大局于不顾。这一次，谢济世、陆生楠、还有李绂，煽动百官 朋党乱政。甚至威逼朕躬，就是铁证。
但也有很多学者和大臣，与皇帝的观点不太一致，他们主张：君子有党、小人无党。人以群分，君子自然愿意与君子交往，但是君子是出以公心，不追求私利。因此有益无害。
其中，包括欧阳修也写过朋党论，他说：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以“好贤”著称，一生荐才无数，而且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包拯等都成为北宋政局的主宰者，这些人大多继承了欧阳修的政治人格，所以说欧阳修的“好贤”对北宋政局影响很大。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算是欧阳修的晚辈。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61中的评论中也表达类似观点。
他说：君子和小人之间不能相容，就像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中相处一样。
所以，如果君子执政，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然而，君子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撤免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
而小人则阿谀奉迎，投其所好，毁其所恶，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
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
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
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
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置不同的职位，根据官员的才能大小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
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赏赐；
有严重罪行者，则撤免惩罚。
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
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
他们既不能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都被任用。
朝廷的大政方针自己不能作主，决策权渐渐移到他人手中。
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凡是树木腐朽，就会产生蠹虫；食醋酸败，就会集聚蚋虫。
所以，如果朝廷出现朋党，君主应当首先自我引咎，而不应当责备群臣百官。
唐文宗如果忧虑群臣朋比为党，为什么不去核查他们所诽谤和赞誉的是事实，还是捏造？他们所荐举的官员是德才兼备，还是庸俗无能？办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如果他们的言行实事求是，荐举的官员德才兼备，办事出于公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君子，朝廷不但应当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提拔他们。
如果他们捏造事实，荐举的官员庸俗无能，办事出于私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小人，朝廷不但应当拒绝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惩罚他们。
如果唐文宗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就是命令百官结党营私，也肯定没有人胆敢那样去干！
唐文宗不去这样做，反而埋怨群臣百官难以驾驭，这就好像一个农夫，自己不种田也不锄草，反而抱怨田地荒芜一样。
唐文宗对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铲除，何况对于河北三镇的叛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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