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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幼小的我和爸爸去赶大集时，在街上遇到我们前边院里的邻居，爸爸让我喊李叔叔好。他的名字叫李富平，但奇怪的是，长辈在谈起他时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三次打火机”，这让我满脑袋围绕着问号。于是，我抓住机会问爸爸：“爸爸，为什么你们都叫李叔叔叫‘三次打火机’呀？这个名字好奇怪呀。”
爸爸摸着我的小脑袋笑了：“你李叔叔在咱们这可是个‘大名人’，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吧。他每天干完活回家从来不开灯。”
“啊？不开灯？那怎么看见呀？走路不会摔跤吗？”我脑袋上转着的问号更多了。
“你李叔叔进院子大门前先按一次打火机，进二屋门前再按一次打火机照亮，最后进房间门时按一次打火机，然后拖鞋上床再也不下来了。所以我们叫他‘三次打火机’。”
我有点明白了李叔叔外号的由来，可是却更加疑惑了：“那李叔叔不吃晚饭吗？那李叔叔不刷牙洗脸洗脚吗？那多脏呀。”
爸爸笑着回答：“不知道，可能摸黑吃饭洗漱吧，反正他家每天的电费水费就两三块钱。”
时隔多年，我对李叔叔的印象就剩下他那“三次打火机”的外号了。
我们都说：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节俭是一种美德，但过度的节约就不是美德了，而是吝啬。吝啬鬼被记住的不是他过度节俭的美德，反而徒留笑柄。
文学史上就有很多吝啬鬼的形象。世界文学史上就有四位经典吝啬鬼：泼留希金、夏洛克、阿巴贡、葛朗台。他们将吝啬贪婪发挥到了极致。对利益的无限追逐，使他们丧失理智，将人心的黑暗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的文学史上也有一位吝啬鬼。清代的吴敬梓在《懦林外史》中就塑造了一位传名至今的吝啬鬼——严监生。严监生家有田产，有十多万两银子，有一妻一妾。小日子应是过得不错的，但严监生过得却相当节俭，他的节俭在他临去世前的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已被疾病折磨地没有一丝力气，却执着地举着两根手指。
“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众人猜了多种可能，却无一猜中。还剩下一口气的严监生更着急了，两根手指越发指着不动，别人还猜不中就直摇头，手指还是不动。最后，还是赵氏懂他的心思。
“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两根举着的手指描写很有层次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学《两茎灯草》这篇文章的时候，都被这段描写逗得哈哈大笑，一想到吝啬鬼就想到了严监生。但如果读过《儒林外史》就会发现，严监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吝啬鬼。他和他哥哥严贡生在过日子上和他简直是两个极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哥哥极度奢华，没有钱就去卖家具、赊账都要先享受，而严监生则他胆小怕事，一生节俭，但是对一些大事也是舍得花钱的，还花钱帮他哥哥收拾烂摊子，并不是一个眼里只有金钱而没有人性的人。与其说他是一个吝啬鬼，不如说他的一生实在是可悲、可怜，令人同情。
我们身边的一些“吝啬鬼”们，并不是自私、贪婪、冷酷、狠毒的人，也不是“只认金钱不认人”无情之人，他们只是没有把握好节约与吝啬之间的分寸。人来世间一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纷杂的物质世界？不妨把握好尺度，既让自己享受这世间的美好，又不过度浪费，过充实从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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