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上了点年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都对他并不陌生，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尽管他对人一再谦称自己为“小小老百姓”，但实际事实却并非如此。
他，不仅不是一个“小小老百姓”，是一个官，而且是一个大官，大到完全超乎你的想象。他，曾被号称为“理论家”、“中共一支笔”和“中国舆论总管”。是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主编。
“文革”初期1966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至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曾连续被当选为中共高层，权倾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排名于毛泽东、林彪之后、周恩来之前，位居第三，成为共和国的“三把手”（有的文章说是排名第四，但我查阅资料是排位第三）。
“九大”时的政治局常委排名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他又担任组长，领导东方大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位高权重，红极一时。
他，就是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长达31年之久、是毛泽东30多位秘书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具有“一支笔”之称的陈伯达。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1989年9月20日心肌梗塞卒死于北京。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此生政治生涯的终点。
会上，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针对陈伯达说的，使陈伯达的政治高位轰然倒塌，顿时从政治的颠峰跌入低谷。
随即，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批陈（陈伯达）整风。这使得陈伯达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他不得不怏怏地从庐山回到北京地安门大米街粮库胡同的家中。
“倒霉”还没完，1970年10月18日被拘留，1971年转入公安部秦城监狱，入住204监区，代号71114。我在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服役时，曾做过他的狱中贴身看守。1973年中共“十大”开除其党籍，1976年9月被捕。
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直至1981年1月25日，“十名主犯”公审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8年10月17日，在他因病住院的医院里，由当时的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为他举行了获释仪式，宣布他刑满释放。
陈伯达出狱后在接受著名作家叶永烈的专访中，曾坦诚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
他的所做诚如他的所说。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原本应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经陈伯达的匠心独运，大笔一挥，将标题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其内容真可以用“气势汹汹”来形容：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
……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的一代和将来一代……
这篇在内容中加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极度刺激眼球和脑洞等新名词的重磅社论，用于吓唬当时已略为“微神经”进行“文革”的人们。
按说，用于引导全国“文革”发展方向和态势这么重要的《人民日报》社论，理应经过毛泽东审定后才能发表。然而，这篇社论却未经毛泽东审查就直接发表了。
这篇社论的“开创性”标题后来不仅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标志性口号和引导人们做出种种非理性行为的理由，而且对“文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波助澜作用。
自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整个全中国开始疯了起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父子反目、夫妻操戈、随意“打、砸、抢、抄、抓”、群殴群打、械斗、有的地方甚至开展武斗等种种疯狂行为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蔓延开来……
刑满出狱后接受专访的陈伯达
要说陈伯达被誉为“一支笔”，倒也有点儿实至名归的味道。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还是无名小卒的他就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紧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文章旁边，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说《寒天》，那时他才刚满20岁；
30年代末期，他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等文送毛泽东指正，曾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同志曾三次回信陈伯达，对他的文章给予较高评价，并附了具体修改意见。
修改于2018年1月18日于湖北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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