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三)
他每天六点左右就起床了,先是坐在床上做些头、眼、脸、手的保健操,此时才能见他脱帽,露出头上“庐山真面目”--几根稀疏而又细软的白发。保健操约20分钟至半小时,然后起床“吐故”纳新和洗漱,完毕后,他便在室内用他那蹒跚的脚步缓缓漫走,权且当成他的“早操”了,直至早餐。
日常绝大多数时间是看书,伴有室内漫步,有时写点交代材料。他的记忆好像很棒,尤其是对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的著作和某些名著记得很多很熟很深,说话中偶尔引用的原话,不仅一字不差,甚至能精确到在谁的书多少页面上。

陈伯达监狱里的生活,在我国当时那种条件下,那是很不错的,比我们看守好得多。每顿饭由老何用保温饭盒专送(黄吴李邱陈那时的生活比其他人犯好,是专灶,每顿都是专灶做好后送进“二门”,送饭者不得进入监区,然后由老何将饭盒接手,进入监区按饭盒上的编号分别送到黄吴李邱陈手里,其他人犯的是大锅饭由监管员用室内小推车逐监舍分送),早上有稀饭、馒头、花卷或各种包子轮流,中午晚上米饭两菜一汤,荤素搭配,偶尔还有水饺,节日有牙祭,饭后还有一个水果,或者苹果、梨或者香蕉等,每周好像不重样……
生病了,马上带去看医生,每天用药有卫生员定时按次按量送到手中,且监督服下。每周五下午换书。衣服被子等定时换洗。
他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按时锻炼,按时放风……,生活很有规律。
我们看守陈伯达在他监室外的内走廊进行,走廊里放有一张小桌,桌上有看守记录本和笔,用于看守记录他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如“该犯9:15时小便一次,尔后散步……”等。为当局分析他在狱中的思想状况提供第一手资料。
有一次,我们干部大队参谋长李焕良在大会上批评说,有的人在看守记录本上把字写的过大,很浪费纸张,那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当时我正在跟我的老乡加战友二中队三小队副李锡富学写钢笔草体书法(李的草书很规范,写的很好),我把看守记录本当练习硬笔书法的载体了,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非常抱歉。不过,自打参谋长强调后,我就再也没那样作了。
我们看守和看守对象陈伯达隔着一道厚厚的木门,人犯在室内,我们在室外,木门外边的铁杠栓只插不锁,便于随时有事开关。
木门上下部分的正中央有一块约15--20CM见方的活动小风门,没有设置锁具机关,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关,上半部分的小风门上镶嵌有一个猫眼,卫生间也有一个直径约10CM的玻璃圆孔,都是用于观察看守对象在监室内或洗手间的活动情况。
人犯若有什么事需要报告,看守或监管员只需打开木门上半部分的小风门就可以与之面对面对话并加以解决,不必打开整个木门。人犯写交代材料所需的纸笔或者写好的材料有时也从这个小风门传递。
木门下半部分的活动小风门,主要用于送饭、换书、衣服等。卫生员送药是要打开整个木门送到人犯手中,并站那监督他服下后再关门离开,再送下一个人的药。
他有时敲敲监室的门,表示有什么话要说或者有什么事,我们看守就打开小风门询问情况,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就叫老何或者其他监管员来处理。我们看守人员一般是不会随意打开小风门的,更不准主动与他随意交流。
但有时他执意坚持的事情,我们也能现场做到,且并不违反相关规定的,我们就现场解决,不过,这样的事情很少。
那是1978年8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三国刚刚回国,这是我国领袖首访东欧国家。
那天中午我值班,他敲门表示有话要说,我打开小风门,他用他那较浓郁的福建口音说到:“急过(这个)偶(我)说三句话,你记下来,第一,热烈祝贺英明领袖华主席访问东欧三国圆满成功;第二,热烈欢迎英明领袖华主席访问东欧三国胜利归来;第三,我向全军指战员八一节问好”。
由于他的口音原因,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搞懂意思,并按他的原话记录到看守记录里。
当时我想,听他这说话的口气,并没把自己当做住进秦城监狱的人犯,仍把自己当做是当年政治局常委的共和国“第三把手”呢。
2017年7月9日于湖北襄阳落笔,修改于2018年1月18日于湖北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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