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二）

抗战时期，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分别对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写出了《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和《抗战中的经济》等系列文章。

国共论战时期，他写出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特别是他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使他名声大振，此文也被后人评价为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章。

曾经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二）

建国后，他又写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刚要》，还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整理出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文章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社教“二十三条”等，周总理曾赞扬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即使在陈伯达服刑期间，他也没有放下自己舞弄了一生的那支笔。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得生活优待并保外就医，根据中央安排，让他做些研究工作，此时的他更是笔耕不辍，晚年的他先后写出了《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通过内部渠道，送给中央领导作决策时参考了。

不仅如此，更搞笑和令人惊讶的是，服刑中的陈伯达尚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所写的《求知难》以“纪训”为笔名，在1982年第10期《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了。

曾经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二）

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品味很高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界享有颇高声誉，而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的作品在该杂志发表，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甚至在我国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恐无先例。

为了照顾陈伯达晚年的生活起居，组织上将在石家庄工作的陈之长子陈晓农调回北京。陈晓农充分利用照顾晚年父亲的机会，有意识的引导父亲陈伯达指向性回忆。他根据回忆谈话记录，整理出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2005年港版）一书，对陈伯达一生亲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作了客观的回顾和描述，但对秦城监狱那段岁月的日常版生活常态着墨不多。

我见到过一些媒体报道关于陈伯达在秦城监狱情况的文字，有的甚至说是采访过老何。

所谓老何，就是某些媒体称之为秦城监狱管理处处长的何殿奎，我们在秦城时他是204监区负责人，当时我们都称呼他“老何”，看押对象有什么事报告了，我们是不负责处理的，都是叫他来处理。一些媒体报道说是老何提供的情况或资料，说陈伯达是整个监狱最难管的人，为了引起上面注意，他假装腿不能走路了，爬着上厕所、甚至撞墙寻死等。

对于这些，可能真实，也可能讹传，或者不排除有些哗弄取宠的成分，但我无亲历和耳闻目睹，不敢附和，更不敢轻言肯定或否定，我只能就我亲见的陈伯达的狱中点滴，作些回忆，与战友们分享。

第一次见到陈伯达时，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位沧桑的老人，第一印象是有些邋遢甚至有点猥琐。

之所以有这样不堪的初步印象，可能基于以下状态所折射的判断。

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他戴着老花镜正半斜仰卧地躺在那张低矮的床上看书，左腿放在地上，右腿弯曲置于床上，上身和头、脖子佝偻弯曲，后头靠在墙上，头戴一顶已经看不出具体颜色的深色帽，上面好像还有一层浮灰，身上穿一身统一的监狱服----无棱无角的黑色棉衣和大裆粗腿棉裤，床边放一根拐棍（监狱内“享受”拄拐杖“待遇”的整个204监区只有他一人）。

他个头不高，精瘦，长脸尖下巴，眼睛略陷，头上的帽子基本不脱，连睡觉也戴着。站起时，身体已然站立不直了，有点弯腰驼背，上身有点含胸佝偻。腿脚有点外八字，走起路来更是不太利索，步幅很小，速度也较慢，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很是蹒跚。讲话声音很小，且口音生涩，地方味很浓，难以听懂。

他一个人住一层楼，在204监区二楼南面走廊尽头的一间监舍里，约20余平米，看押哨别为专哨看护（即一个哨兵专看守他一人）。他的每时每刻一举一动均须记录在案，作为当局分析他的思想动态之用。

房内有广播和当天的《人民日报》，他在监狱可以听广播看报纸看书等，室内有一张全监狱都同一款式的低矮的单人小木板床，床上靠墙一边堆放着一些书，全是那种很厚本头的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的著作，一个略高于床的长方形小桌（204监区只有他和“黄吴李邱”监室有，其他人犯监室没有），室内有卫生间。

修改于2018年1月18日于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