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与商鞅

今天的文章来梳理一下先秦历史的脉络，可以这么说，脱离时代背景读思想史，犹如看人独舞，又似隔空喊话;反之，读历史而不重视理解思想演变脉络的话，所谓的历史也就是一具干尸而已，所谓的历史事件也不过是八卦而已。

纵观中国历史，有五个空间坐标和四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五个空间坐标分别是:草原、中原、海洋、西域及高原。

站在中原，观察来自外部空间的新秩序的冲击，可以看到激发历史进程有两个阶段。早期，是来草原民族的冲击;近代，是来自更大范围内的海洋国家对中原文明的冲击。

在古代历史时期，中原和草原之间通过博弈，不断地催生出新的帝国，所以这是一条创生线，而中原和海洋则是新秩序的传播线。

在近代史时期，主线和副线反过来了，海洋与中原成为了新秩序的创生线，中原和草原成了新秩序的传播线。

影响中国历史的四个时间坐标，分别是: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唐宋之变及自晚清开始的古今之变。

从思想史的线索读历史，中国哲学是从周朝开始的，同时在周秦之变这个时期达到鼎盛。

之后的唐宋之变又来了一次高潮，在西方学者心目中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期”，其成果持续影响了千年，影响范围还辐射至周边国家。

                              01

商周之变是指周朝取代了商朝。后世的百家争鸣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要回归到周朝去。那么商周之变倒底变了什么呢？如此使人向往。

商周之变，最重要的转变是，由野蛮转向文明，由狭隘转为包容。

商朝的时候，是需要拿活人做祭祀的，祈祷上天保佑自己的部落。当然，祭祀的人头是俘虏敌对部落的人头。

周朝提出了共主的概念并刷新了天下观，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概念的变更挽救了众多生灵。

中国古人很早就不信鬼神，开始信天命了。商周朝代更替，也就是天命的更替。周朝的天下观是，天命不是降于“周”这个部落的，是降于“周王”的，而周王是天下各部落的共主，也就是说所谓的天下大家都有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周朝的普世主义理念。

基于这种普世主义理念，周朝采取了封建制度，即封土建邦的意思。《左传》有语:“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思是把亲信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作为周朝王室领地的屏障。

周朝王室的领地叫做“中国”，这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即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不是目前地理意义上的中国。

时常有人感叹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实际上，接下的半句应该是“中华正统在日本!”

有个典故是这样的，甲午战争之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按照国际惯例，合约双方需要一个国号。清政府在条约上自称“中国”，而日本政府坚决不同意，说你们本是蛮狄，没有资格称“中国”，我们才是“中国”，这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闲话少叙，继续正题。周朝的分封制，出发点是很好的，属于合伙人制。执行到后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合伙人的后代之间的关系松散了些，再往后关系又松散了些，越往后就越松散，最终诸侯国就不理睬周天子了。

不但是周天子没人理睬了，慢慢地诸侯王也被人丢一旁了。因为人口的膨胀，诸侯王又会分封次级诸侯。渐渐地，次级诸侯翅膀硬了，单飞了。

加速这个进程，还得益于两大技术的进步，分别是铁器和牛耕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竹简传播知识。

铁器与牛耕的发展，使得土地面积及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一方面诸侯实力增强，强到可以不睬周天子;另一方面，次级诸侯应运而生，并渐成气候。

当时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类似于九宫格，土地被平分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四周为私田。公田为贵族所有，私田为平民所耕种。铁器和耕牛的发展，平民开始逃离井田，开垦私田。

平民的出逃，削弱了诸侯的实力，但是为君主加强实力创造了条件。君主采取保护平民私垦的私田，并从中抽税的方式，增强了自身的实力。至此，君主-贵族-平民的三角博弈关系形成，此处君主指诸侯，贵族指次级诸侯，而此刻的周天子早就被束之高阁了。

当然，君主是不可能直接管理平民的，需要依赖一套班子来帮助君主管理他们，现在贵族已经靠不住了。迫切需要一套依附于君主本人的人事班底来处理政务。

这套班子的成员首先得是文化人，竹简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生产”文化人的经济成本。竹简之前，知识的传播是靠鼎，可想而知这有多贵，因此识字的只能是贵族，所以君主不得不依赖贵族来管理平民。

图片来自网络

使用竹简传播知识之后，有文化的人变多了，他们得不到封地，又不愿甘做平民，于是成了游士，到处游说君主。

诸侯王们的蠢蠢欲动，互相碾压，倚强凌弱，周天子就更被边缘化了。历史的车轮，首先由西周进入了东周，接着进入春秋和战国，最后归于秦，成大一统。

                            02

维持周朝的统治与秩序，是文化上的认同感，所以周朝在本质上是具备共同文化基因的精英共同体。

秦在位列诸侯之前是为周天子养马的，周天子在函谷关之外有一块养马基地，秦始皇祖上在那里做弼马温。

后来，秦国国君不断把握机遇，总算位列诸侯国，但是还是被其它中原老牌诸侯国瞧不起，这是一种来自文化上的歧视。

这种瞧不起是在文化上鄙视你，是在根上鄙视你，这是很狠毒的!也就是说，不管后世的你如何地努力，祖上的情况总归是无法改变的。

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所在，先天出身比后天努力更为注重，延续至今，久治不愈，这就是地域歧视。

老秦家的发家过程，抓住了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图片来自网络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个帝王版的狼来了的故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不断地通过点烽火台来召唤诸侯，美人是笑了，诸侯是不再信任周天子了。

公元前771年，废太子的外公申侯勾结外部势力犬戎攻克镐京(今西安)，真的狼来了，诸侯没来。就这样，周幽王不但断送了自身的性命，还葬送了西周。

诸侯拥立废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镐京不能待了，一则因为地震破坏，二则老有犬戎侵犯。于是第二年，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阳，途中由秦、郑、晋等诸侯护卫。

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就更没权力了，不能再担任共主的责任，诸侯力量开始做大。再加上，周平王背负着弑父之罪名，因为王位是他外公帮他抢来的，所以周天子的威信进一步丧失。

周天子对诸侯的依赖加深，怂恿了诸侯的变强变大，最终形成了春秋五霸的局面(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后来，楚国的崛起将历史带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楚国不是周天子封的诸侯，他是土生政权，因此楚国不受礼制约束，也不按套路出牌。

周秦之变与商鞅

周天子的东迁还为老牌的诸侯大国齐国和晋国增加了压力，促使他们大搞军备竞争，这是变法的发端和源动力，商鞅变法沿袭并加强了这些变法。

秦国的逆袭一方面归功于商鞅，一位在魏国被排挤的改革家，是他为秦国量身定制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使得秦国上下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斗志昂扬。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庆幸其它诸侯国没有带秦国一起玩，使得秦国在文化上没有被深度同化。这使得商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少了不少来自文化上的阻力，因为商鞅变法在根本上是和儒家传统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03

商鞅由魏入秦，在公元前359年开始实施变法，从此秦国一路开挂。

公元前340年，商鞅亲率大军击败魏国，攻破函谷关;公元338年，商鞅被车裂而死，这是来自王子的复仇，但是商鞅的制度得以继承。

公元前316年，秦结束对巴蜀的征伐;公元前310年，秦在成都以咸阳为模板，修建新城。后来，通过兴修水利都江堰，四川成了秦的粮仓。

公元314年，秦打败敌对的戎族部落，解除来自西边的威胁;公元312年，攻占楚国的丹阳地区，保有汉中地区;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之后，保有整个关中地区。

中途，秦有过一个波折，旧势力的复辟，差点使得秦国“一夜回到解放前”。公元前307年，秦国的旧贵族势力重新掌权，接着在公元前295年，秦被诸侯联军打回函谷关。

再次帮助秦国扭转局势的是范雎，他是第一位提倡秦国扩张的政治家。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为秦昭王所采纳。远交是结交齐国，进攻先指韩国，再指赵国。

秦灭六国的进程

秦灭征服诸的进程是对“远交近攻”战略的执行:

灭韩，公元前230年

灭赵，公元前228年

灭燕，公元前226年

灭魏，公元前225年

灭楚，公元前223年

灭齐，公元前221年

                              04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组织架构的扁平化和职业化。具体的政策有: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

商鞅变法的理想是打造一根吸管，这根吸管被插到每一个普通的平民的身上，君主通过这根吸管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脂民膏(税收)，这是君主们做梦都在想的事情。

君主比任何人都讨厌中间商赚差价，但又不得不依赖中间商。中间商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群体充当，战国时期的贵族，汉朝的地方豪强，以及往后的官僚。

商鞅是如何为君主打造吸管的，其后果又如何呢？

商鞅建立一套以兵役为基础的统一管理制度，五人为伍，并附以系统化的等级制度，即爵位制度。秦国有爵位20级，爵位对应相应的土地、宅院和奴隶;爵位还可以用来赎罪，或者为罪犯的亲戚减轻罪名。

爵位与军功挂钩，与出生无关，即使是宗室贵族，也需凭借军功来保有其社会精英的地位。

爵位不可世袭，但是如果战死沙场，爵位可由后人继承。商鞅釜底抽薪，抽掉了贵族阶层，但是却为全国的平民打了一针鸡血。

爵位成为了秦国社会荣耀和名誉的唯一衡量标准。爵位所获得的土地，家属在土地上耕种并依法纳税。

                                05

“县”最早是指城市城墙外四周的区域，由农民和隶属贵族的奴隶居住。到了春秋末期，“县”成为了主要的兵源地。也就是说，主人住城里，要打仗了，贵族再来城外招兵。

商鞅彻底摧毁了周朝形成的城市与乡村社会和制度障碍，彻底终结了周朝的礼制社会，也终结了半独立城邦中的血缘家族。在商鞅的主持下，整个秦国被划分为“县”和“郡”，也就是取消了城市与农业户籍的差别。

抹灭城乡的户籍差别，并不代表取消了户籍制，而是加强了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下，全国人口以军事单位划分，国家管理以军事地区划分。

商鞅把全国人口的个人财产与军功或者农耕联系在一起，把大家庭拆分成了核心家庭，即家庭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否则赋税加倍。

政策的贯彻执行离不开监督，商鞅用的方式是连坐，及群众之间的互相监督与举报。这份传统为我们的朝阳群众所继承。

商鞅的政策将国家打造为一个战争机器，同时使得人情越发冷漠，这一直为儒家所诟病，儒家的思想是基于宗族式的大家庭的。

法家在很多地方和儒家的观念格格不入，而且方向是相反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百姓需要管制;儒家认为人性本善，百姓需要引导和教育。

                          06

商鞅立木为信

本末之别是当时的普世价值观，“本”指农业，“末”指商业。

“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国家有难也不会弃家而逃。

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所以，商鞅将商人或手工业者分开登记在册。

这似乎与现在的观念差别很大，现在大量的农村年轻人逃离了土地，农村逐渐空心化。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指引下，相比手握锄头，锄禾日当午，现代人更喜欢手握激光笔，演示PPT。这在商鞅眼里，这是“舍本逐末”吗？

古今之变，以农为本的道理没变，很简单，因为是人都是需要吃饭的。只是相比商鞅之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之后，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更多的劳动力。同时，现代人更为自由了，有了更多自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人逃离农村来到大城市打工，和战国时期的平民逃离井田，去开垦私田实际上是类似的。手握激光笔，PPT创业和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王，推销各家的治国方针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即使商鞅穿越到现代，他一定还是可以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

商鞅的重大举措是重点开展了新农村建设，他把农村分成矩形的方格，规整为统一的街区。秦汉时期，90％的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抓住了平民等于抓住了根本，再配合上述一系列的政策激励，商鞅成功地为秦国打造了一套战争机器。

在军事上，引进步兵，步卒由平民组成，兵源充足，装备与技能要求低，因此战争成本低。

加强由平民组建的骑兵，取代了贵族的战车部队，继续降低了战争成本。

引进和发展技术革新，主要是弩的发明和鳞状盔甲的发展，还有铸剑技术的提高，及铁兵器的更广泛应用，步兵成为了一支真正不可战胜的武装。

                              结语

秦国采取普遍兵役制，全民皆兵，所向披靡，所到之处秦国的制度也被复制粘贴到占领区，全国统一思想。

说到统一思想，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和李斯为历史背的大锅。焚书坑儒的细节以后有机会再说，简单说一下焚书是怎么回事。

秦统一之后，为了禁止民众援引理想化的古代制度来批评当前制度的做法。下令没收了《诗经》、《尚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哲学著作，藏之于皇家图书馆，只供指定的专业学者进行研究之用。实用性书籍，比如医药、卜筮、农业、种植等书不禁。

公元前206年，项羽攻入咸阳，火烧咸阳，皇家藏书也被毁之一炬。

汉朝为了显示其正统性，不得不和前朝划清界限。但是，汉朝又在制度上毫无保留地沿用了秦朝政策，只是在手法上显得更为渐进与变通而已。

于是，汉朝对前朝的诋毁不得不局限在个人身上做文章，比如秦始皇与李斯自然是首当其冲。至于前朝班底，换套制服可以重新上班。在秦被灭之后，法家不得不穿上儒家的制服，所谓外儒内法。

秦朝的一意孤行，独尊法家，在战争上效果很好，一旦战争结束了，那一套手法只好由外转内对付老百姓，结果激起了民愤，秦朝两世而亡，仅仅持续了15年。

西汉初年，黄老之道调养生息，恢复民生。接着，在场面上独尊儒术;待喘过气来，一直由内核维系的法家，再次将历史的车轮开向了对外战争的方向……

诸子百家是帝国游轮上的一群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在甲板上不断地争吵着，也许因为航向之争，也许因为操作层面的分歧，但是他们都很笃信是他们正在使用哲学的大脑为帝国游轮指引方向。

撩文嚼字，下期将为你继续哲学的旅行。

写在文末:

前面的文章留下如下一段感慨:

孔墨之辩犹如一条互相缠绕的双绞线，慢慢地你会发现后续的诸子百家的学说也会在不同时刻、不同程度上被绞进来。

绞进来的线多了，就拧成了绳，最终形成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粗壮神经，历经两千多年未曾中断。

……

发完感慨之后，停笔了快半个月了，说实在的，有点不敢写了，感觉事情被搞大了。不过这段时间里，也没敢歇着，在酝酿，在充电，想着怎么样接着前面的线头继续写下去。

接下的文章的参考书除了继续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及《中国哲学史》为大纲，还将穿插施展的《枢纽》、卜正名主编之《哈佛中国史》及《中国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