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十五年的等待
叶向高绝对没有想到，他刚刚进入仕途，就挨了一记闷棍。
万历十一年（1583），25岁的叶向高顺利考取进士，接着参加殿试，叶向高文章写得好，他是福建考生的佼佼者，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本来也没有悬念。
翰林院是内阁大臣的摇篮，明朝的历代首辅，非翰林院出身莫属，当时给福建只有一个庶吉士名额。事情的起因是内阁排名第三的主考官沈一贯看中另一个成绩也不错的考生吴龙征，想选他为庶吉士，而让叶向高落榜。首辅申时行觉得叶向高文章更好，应该进入翰林院。最终沈一贯未能如愿，于是对叶向高心存芥蒂，就这样，叶向高还没有见到沈一贯，就身不由己得罪了他了。
这件事让叶向高明白，因为首辅申时行罩着他，他才能如愿以偿进入翰林院。然而，以后二十五年的经历更让他明白，靠首辅也不行，因为首辅会衰老，要退休，而三辅沈一贯会变成了首辅。叶向高意识到，除了依靠自己，别无他法。
此后，叶向高顺利从翰林院结业，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调任国子监司业，协助国子监高等教育工作。日子慢悠悠，岁月的车轮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在此之前叶向高可谓一帆风顺。嘉靖三十八年（1559），叶向高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他父亲在广西当知州，他的家庭是当地知书达礼的官宦人家。叶向高十四岁考中秀才第三名，他聪明乖巧，善解人意，一表人才。父亲的同事都希望把女儿嫁给他。在他故乡至今流传着许多年轻叶向高德才兼备的故事。
15年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礼部侍郎郭正域推荐叶向高给太子教书，沈一贯听说是叶向高，非常生气说：福建人哪能教皇帝，鬼知道他说什么鸟语？但叶向高人缘好，首辅赵志皋次辅张位都挺他，而沈一贯才三辅，反对无效，叶向高被任命为左庶子，当上了太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被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来沈一贯升任首辅，叶向高在南京呆了九年，没有升职。
从1583到1607年，因为得罪了沈一贯，叶向高基本被边缘化。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他本来就不是极端的人，时间的磨练使他更加炉火纯青。
2、七年的唯一宰相
1607年沈一贯辞职退休，皇帝命令增加阁臣。叶向高跟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一起接受任命。于慎行恰好病死，王锡爵坚决推辞不出来任职。第二年首辅朱赓也死了，次辅李廷机因为人言而长期闭门不出，内阁只剩下叶向高一人，他成了首辅，是唯一的宰相，而且“独相”了七年。
万历后期，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懒得连官员任免都不批示。叶向高任首辅时，根据当年明月统计，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五十余人，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只有四个人，其中五个部没有给事中，连个管事的都没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应该是一百余人，竟然只剩下五个人。中央左都御史、右都御史一个也没有，都察院连考勤都没人管。中央六部，部长和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死顶！
候补进士很多，可是万历皇帝就是不批，即使批了，也当不了官，因为发委任状的吏部给事中职位空缺，没人发委任状。
内阁是政府中枢，拥有“票拟”的权力，即要代替皇帝草拟诏书，还拥有封还驳回的权力。好几次，叶向高生病无法到内阁上班，内阁又没有其他大臣，只好在家中草拟奏章诏书，最长一次达一月之久。有人认为这不成体统，叶向高也自以为不妥当，坚决乞求辞职。皇帝不同意，也不任命其他人为宰相，只是派遣鸿胪官去安慰挽留他。有一次，叶向高主持会试，奏章都送到考场上让他审阅，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万历皇帝很敬重叶向高，表面上对他态度很好，但他提的意见却不大采用，十条意见只能接受二三条而已。
叶向高苦心支撑，坚持原则。明朝规定，藩王必须回到封国。皇帝和郑贵妃宠爱福王，想找机会取太子而代之，故意滞留京城不走。皇帝下诏以给皇太后祝寿为由挽留福王，命令内阁宣布诏书，叶向高压下不宣布。并向皇帝说，宫门外有一千多人跪地抗议，希望皇帝顺从民意，遵守祖制，让福王回封国。最终，叶向高封回了诏书，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福王终于回到封国。
万历皇帝爱财，以内廷没钱为借口，增设矿税，派太监到全国各地收税，这些太监乘机勾结地方官员，中饱私囊，搞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叶向高多次上疏，建议废除矿税，可是万历皇帝就是不听。
3、有心报国无力回天
万历后期，党争逐渐形成，有东林党、浙党、楚党、齐党等派别。叶向高不参与任何派别，但他“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而东林党多正人君子，观点比较一致，交往较多，所以一直被认为是东林党人，而东林党人又认为他若即若离，老奸巨猾。
叶向高刚刚入阁，就上书向皇帝表明原则：
“无营身肥家，徇私罔上；无以成心违众，胜心拜群；无以党心植交，以患得患失固位。”
当时正值全国洪水为患，百姓颠沛流离，所以他内心如焚，多次向万历皇帝上疏，指出南直隶及江浙湖广各省为洪水淹没至今未退，数百万生灵转徙流离。劝皇帝“诸凡不急之务，悉皆停免，以固结民心，使有乐生之望。”可是，他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叶向高日子很不好过，一些事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比如一些大臣奏疏，上呈皇上，会被说成推卸责任，不上呈又会被说有所隐瞒。比如边疆打仗，打输了就说宰相失策，打赢了则怀疑要借此表功。比如皇上召见谈话，保密就会产生各种小道消息，公开了又说宰相炫耀恩宠。叶向高说：
“众人所拟，不当则以为私；当则以为伪。众人所贤，未用则以为有意疎远；用则以为姑事虚糜。事至不得不辩，辩之则以为争胜，而必欲摧之；不辩则以为气馁，而愈益攻之。人至于非理相犯，不容则以为狭隘，而群然非之；容则以为畏缩，而肆然侮之。”
最终结果是：百口莫辩。
叶向高坚持一个原则，即不亏待一人，也不收任何人钱财。他还经常轻装简出，有时干脆走路，连肩舆都不用。他洁身自律，把中庸思想发挥到极致，即使这样，他也是在走钢丝呀！叶向高的钢丝走得很好。《明史》说他：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
叶向高当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当了几十年皇帝了，可谓阅人无数，然而，他对叶向高始终敬重。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乞求离职更加频繁，奏章写了十几道。到了八月，皇帝同意他离职，给他的荣耀如下：
提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记录延绥的战功，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改任户部尚书，进武英殿；一品官三年期满，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吏部尚书，进建极殿。临行前，皇帝下令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赏赐白金百两，彩帛四件，表里大红坐蟒一件，派遣行人护送他回家。
叶向高独享了作为人臣的最高殊荣。
4、四年的内阁首辅
六年后，天启元年（1621），63岁的叶向高以老迈体弱之躯，勉为其难再次入阁任首辅。
此次入阁，与其说是皇帝的诏命，不如说是东林党的邀请。此时朝廷“众正盈朝”，欣欣向荣，他们敬重叶向高，把他当做领袖。叶向高也希望新皇帝新气象，能够拯救国家于倾颓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都受到魏忠贤的抵制，而熹宗皇帝又偏听偏信。
在短短的时间内，东林党和魏忠贤的矛盾迅速激化，叶向高发现自己处于居中调和的地位，他支持东林党，但不希望闹僵，他更深知，单凭外廷大臣是斗不过魏忠贤的。
宦官和皇帝住在一起，对于年幼无知的皇帝来说，宦官可以轻而易举挟天子而令外臣。宫墙高高，阻隔了大臣和皇帝的直接联系；宫闱深深，隐藏着太监不可告人的阴谋。宦官还代表皇帝掌握锦衣卫和北镇抚司，可以直接抓人审讯。叶向高深知，有明一代，凡是宦官干政，外廷大臣只有在内廷太监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比如刘瑾之流。现在要战胜魏忠贤，除非皇帝醒悟，否则没有击败魏忠贤的可能。
因此，叶向高主张调和，以期保障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叶向高知道斗不过魏忠贤，一直和魏忠贤保持微妙关系，反对东林党的过激行为。
天启四年6月，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大罪。叶向高心里赞同杨涟，又反对这种没有把握的做法，认为杨涟疏中一些指责无确定证据。另一方面上疏希望魏忠贤退归私第，以保荣华富贵，又可平息政治危机。
这是明智之举，然而东林党必除魏忠贤而后快，没有商量余地。杨涟还带着众人到叶向高住所，希望他带领群臣上奏，叶向高深知不可行，他说：
“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
叶向高的态度，导致了东林党人不满。对魏忠贤来说，他最惧怕有两个人，一个是德高望重的首辅叶向高，一个是皇帝老师，在辽东手握兵权的孙承宗。他对付叶向高方法是逼其退休，对付孙承宗是不让回京，如果胆敢进京，立即逮捕。
魏忠贤派数百人包围叶向高住宅大闹，让其不得安宁。叶向高上疏说，几百个太监包围首辅私宅，二百多年来没见过，臣如果不离开，有何面目和群臣相见。他坚决要求退休，最后熹宗批准叶向高致仕，至此，叶向高的政治生涯落下帷幕。
因为这样，后世一些学者批评他主持的政府无所匡正，导致国是日非，认为他是狡猾政客，《罪惟录》中差点把他编进了庸误之臣的传记中。
应该说，叶向高忍辱负重，他的努力未能达到其主观愿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晚明的腐败政治和社会危机。但他对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保持政治相对清明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是明末政坛的主要影响者。
叶向高生逢乱世，陷于党争，能够不激不随，泰然自立，周旋于庸懒皇帝，偏激君子，凶狠太监之间而洁身自爱善始善终。他的情商之高，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及。
201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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