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灵武即位后，即着手建立新的政府组织。参与拥立的官员受到了重用。如，以御史中丞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理司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杜鸿渐为兵部郎中，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这些官员受到重用，一方面是肃宗对从龙之臣的投桃报李。另一方面，也是新政府的建立几乎是从零开始，可用之人非常之少，朔方、河西幕下的官员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被委以重任。这些官员由方镇幕府直接进入中枢要害部门，裴冕还直接升任宰相，也真是时势造人。跟对人，还碰到了好机会，想不发都难，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随着肃宗即位大赦文的颁布，由沦陷区进入灵武的官员多起来。这些官员中，就有六月桃林之战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军官，比如像王思礼、李承光等；有从京师逃出来的官员；甚至还有从洛阳、河北、河南沦陷区逃亡过来的官员。这些官员到灵武以后，大都被委以重任。
对军队的重整也几乎是从零开始。肃宗一登大位，即设立元帅府，任命广平王李俶——也就是后来的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整合兵力，统筹平叛行动。当时军务繁忙，各地上报军情方面的奏章，先报到元帅府，一般军情，由元帅府处理；遇到重要军情或火线战报，就再次封好，报到宫中由皇帝决断。
肃宗汲取了藩帅权力过重、尾大不掉，甚至反噬中央的教训，想要建立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部队。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在元帅广平王李俶的身上。据《旧唐书 代宗本纪》记载：
禄山之乱，京城陷贼，（李俶）从肃宗搜兵灵武，以上为天下兵马元帅。时朝廷草创，兵募寡弱，上推心示信，招怀流散，比至彭原，兵众数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肃宗重建部队的兵源一开始是流散的士兵。流散士兵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桃林之战后幸存的士兵，这我在前文已经分析过；其二是玄宗西逃时脱离部队的禁军。肃宗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除整编恢复了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外，还相继组建了一批新名号的禁军，如神武军、神威军、英武军、衙前射生、天威军、长兴军、宁国军、威远军等。
在大力建军的同时，肃宗还从各地征调部队。召朔方节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回师朔方。向河西、安西征调部队。有了这些军队，肃宗还感觉不够，想要得到外军的支援。任命豳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寀为敦煌王，命令他与朔方军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其发兵助战。还派出使节远赴中亚的拔汗那国调集部队，并通过拔汗那国向西域诸城邦国家传信，许以重赏，请它们派兵随同安西部队入援。拔汗那国即是汉代出汗血宝马的大宛，其国君是唐朝册封的，是大唐在西域的藩属国。
八月初，郭子仪、李光弼率领马步兵力五万返回朔方。有了这支生力军，肃宗一下子有了底气，朝廷上下都感到兴复有望。肃宗对两员将领在原来职务上加官，并同时拜相：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光弼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原来职务是灵武郡太守、朔方军节度使。因为此时灵武已由郡升格大都督府，郭子仪就改任灵武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李光弼原来职务是摄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
李光弼在此之前一直在河北与叛军作战，虽然被任命为河东节度，实际还没有到任。这次回师以后，肃宗就让他回河东上任。李光弼留下大部分兵马，带着景城、河间兵五千赴太原上任。
就在肃宗即位以后不久，长安的叛军出了件大事。叛军中的同罗、突厥部队，占领长安后一直驻扎在禁苑中。七月二十二日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带领五千骑兵，盗得二千匹厩马逃向朔方。这些家伙一直往北，跑到了河套一带胡人的聚集地。阿史那从礼在此策动了九姓胡和六胡州的胡人数万人集结在经略军（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准备南下朔方大干一场。同罗、突厥骑兵的战力唐军已经在桃林之战中领教过，肃宗不敢掉以轻心，所以郭子仪征尘刚洗，即派他赴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发兵剿除这些胡人。
到了九月份，元帅府行军司马李泌向肃宗建议：“灵武偏处朔陲，号令调集，多有不便。陛下不如南下彭原，待西北援军将至，再到扶风接应。到时江南庸调亦至，部队保障，可确保无虞。”肃宗觉得有道理。九月十七日戊辰，肃宗从灵武出发，于九月二十五日丙子到达顺化郡。此时，从成都赶来册立的韦见素、房琯、崔涣一行也到达顺化，他们向肃宗奉上玉玺、宝册，传达玄宗诰命。肃宗自然是一番推辞，接着毕恭毕敬地把宝册供起来，早请示晚汇报，像对待玄宗一样。
对于三位玄宗派来的宰相，还是继续原职使用。韦见素原来是依附杨国忠上位的，肃宗有些看不起他，对其态度比较冷淡。对待房琯就是另外一种态度。房琯在当时就以文才和政绩名动天下。此外，他还与肃宗有渊源，担任过左庶子。左庶子是太子东宫内左春坊的主官，当然李亨当太子时候比较悲催，玄宗没有让他开府，房琯不过是挂个名，实际上没有为李亨服过务。但现在不同了，李亨当了皇帝，想用谁就用谁，房琯怎么着也算作老部下了，再加上总感觉身边缺心腹，就对房琯格外地亲。两人再一谈话，房琯口才好，谈起局势来滔滔不绝，听得肃宗不断点头，仿佛刘备遇到了诸葛亮一般，对他就更加看重了。有了肃宗的垂青，房琯干劲就很足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作敢当，搞得其他宰相没事做，只得拱手靠边站。
在顺化郡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九月二十八日己卯，肃宗把副元帅李承光给杀了。关于这件事，《旧唐书 房琯传》记载得比较详细：
其年八月，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等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
这件事非常蹊跷，其原因决不是追究桃林战败责任那么简单。王思礼和李承光，都是出身河西节度的将领。安禄山叛乱以前，王思礼职务是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李承光也做过河西兵马使。天宝十四载年末，哥舒翰被委任太子先锋元帅守潼关的时候，王思礼任元帅府马军都将，李承光任步军都将，吕崇贲任蒲州刺史兼蒲关防御使。桃林之战后，潼关失守，王思礼、李承光逃出战场，弃守潼关向西败逃。同位于黄河沿线上游的蒲关也没有发生战斗，吕崇贲是未作抵抗弃关而逃。后来，三人都不约而同地逃到灵武。肃宗即位以后，李承光任副元帅、王思礼任行在都知兵马使、吕崇贲任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太守。
以上是三人以往的经历。可以看出，王思礼、李承光、吕崇贲三人在肃宗即位之初都没有因以前的败仗在仕途上受影响。如果肃宗真要追究以前败军的责任，那也应当是在灵武做的工作。即使是不作处置，也决不会重用三人。而现在把这件事提起来，从深受重用到突然要砍头，剧情转换之大真让人看不懂。
如果要追究责任，似乎吕崇贲的罪责更大一些。王思礼、李承光在桃林之战中不是主帅，对于失败不负主要责任，作战中也能尽职，血战竟日，锋矢交加之下侥幸生还。至于潼关失守，那也是部队在野战中损失过大，主帅被俘，无力回天所致。客观看待李承光的表现，非不尽力，实不可为，于情于理，都不应追以重责。吕崇贲就不同了，他是蒲州刺史兼蒲关防御使，保境守土，职责所系。但就因为下游潼关失守，未交一兵即弃城而逃，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的。如果真要追究三人其中之一的责任，也应当拿吕崇贲开刀。
而且更为搞笑的是，由于房琯的说情，只杀了李承光一人。其他两个人呢？按说应当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怎么着也得贬官流放。实际上，这两人当时就给放了，官还照做，一点儿都没受影响。王思礼后来做过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一直做到正一品的司空。吕崇贲也一样，官运亨通，官至节度使，最后在广州都督任上被乱军所杀。所以说，肃宗所针对的，就是李承光一人。所谓追究以前败军失地的责任，不过是找来的杀人借口。因为这个借口，相关的王、吕二人不幸被拿来陪斩。
有证据吗？有。不过在正史上找不到。
事情过了很多年，到了肃宗的儿子代宗时期，李承光的夫人也过世了，家人想要将夫妻合葬，就请李承光先前的老部下于邵给朝廷上了一道表章进行申请。因为于邵是当时的大手笔，这道表章就有幸流传了下来。通过这道表章，我们能看到李承光之死真正的原因。
臣某言：臣固不肖，宠由父任，累荷朝奖，非臣本才。永惟筮仕之初，滥觞有地，感旧恩爱，窃系于心。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李承光，顷充河西兵马使，天宝年中，录臣帐下。自兹效用，得列戎班。出入五凉，艰勤一纪。风雨寒暑，未尝废离。俄属幽燕作逆，伊洛陷寇，蒲潼不关，天地交闭。承光临计自失，仓卒西还，亦既通表华阳，奉笺灵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曾未信宿，先朝赐书，敦序兄弟，如家人礼。当是时也，臣亲见之。开缄流涕，是日便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名匡国，扈跸彭原，别承诰旨，因此伏法，当瘗朔陲。身虽受刑，家免孥戮。遽蒙昭雪，发使宣恩，特令安存，葬日官给。今长男愿，见充镇西副将。次子谔，又知覃怀兵马。女婿周鼎，分阃河西。咸受绿车之荣，并为白马之将，圣朝宠寄，洎男及女。臣哀匡国，虽死犹生，近以孀妻告终，愿从合祔。谔等衔恤，无由上陈，将传铭诔，未正官爵。且匡国非禁人收视之责，微臣当故吏愿言之时，辄冒宸聪，乞从优赠。纵前封尚在，讵敢追荣？傥后命有加，方期复魄。则卫青有时将葬，而乐布不负一言。黄泉有知，丹悌斯在。无任恳款求哀之至！谨诣某门奉表陈乞以闻。
文章将李承光的死因讲得很清楚：别承诰旨，因此伏法。所谓诰旨，是玄宗在成为太上皇以后，将自己发布的旨意改为诰。也就是说，肃宗即位以后，身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李承光还私下与玄宗保持着联系，因此犯了肃宗的大忌，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肃宗刻意营造的温情脉脉的父子情背后是对父亲排斥和防范。另一方面，肃宗也从玄宗朝旧臣如何处理与新老皇帝的关系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自觉与玄宗切割并向肃宗效忠的，继续重用；首鼠两端，与老皇帝藕断丝连的，就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相比较玄宗的通达，肃宗性格阴鸷，敢下手，下狠手。
故事讲到这儿，还有一个谜底没有揭开，就是为什么肃宗不在灵武时就解决李承光。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肃宗当时还不知道李承光与玄宗私下交通，是到了顺化郡以后才知道的。看看肃宗在顺化期间发生的事：
九月二十五日丙子，玄宗派来册立的官员到达顺化；九月二十八日己卯，杀李承光。
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关联得这么紧密，决不是巧合。其实稍动脑筋就能得出结论，是册立的官员中有人告了密。
是谁向肃宗告密的呢？
与玄宗交通这么机密的事，肯定是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才能知道，而且到顺化以后，还有机会单独向肃宗汇报。满足这两个条件，除了三个带队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之外，应当别无他人。
这三个人中能是谁呢？
崔涣与肃宗不熟，韦见素与肃宗有隔阂，古人云“交浅而言深，愚也；在贱而望贵，惑也；未信而纳忠，谤也。”以这两位与肃宗的交情，即使知道也不大可能告密。而房琯，与肃宗是一见如故，打得火热，完全有条件告密。另外，房琯也完全有这方面的动机，这样做等于向肃宗送一份见面礼、纳了份投名状，为什么不去做？
这大概也是房琯很快受肃宗信任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吧。
这件事在当时肯定只有几个当事人心知肚明，玄宗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玄宗，从这件事上也看出了儿子狠辣的一面。两京收复以后，玄宗一度对回长安非常犹豫，李承光事件的影响因素也许也在起作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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