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母亲辞掉工作，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准备陪读。 

 那一年，母亲和我都有各自的目标。

“明年一定考个好大学！”我信誓旦旦地说。

“给你织两件毛衣，来年带到学校去。家里织的保暖。”母亲说。

其实我对家里织的毛衣没什么好感，织得再怎么用心，也觉着没店里买的好看。但想到一年时间漫长，光让母亲洗衣做饭未免太折磨她，便不好扼杀她的消遣，满口的答应了。

不多久，家里便多了一个灰色的手提袋，里面装着针和线。

于是，小小的出租房里便有了两个奋斗的身影。

母亲针线活手艺算不得高超，一遇到技术问题总要去附近的阿姨家讨教。有时一去就是一上午。但一到饭点，母亲一定会准时回来，拎着手提袋和顺便买的菜。推开门，轻轻问一句：饿吗？我正好遇到难题解了好久仍没头绪，焦躁与烦闷正在心头蔓延，听到这句话，像找到个发泄的对象似的，重重地回一句：“去这么久！饿死了！”母亲便立刻住了嘴，放下手提袋，悻悻地走进厨房忙活起来。现在想起来，把自己的过错强推给无辜的母亲，实在是不该。

篮球是高三唯一的消遣。有时去球场痛快一下午，抬头看一眼半黑的天，知道早已超过与母亲约定的时间，一边自责，一边加快脚步往家赶。

回到家，桌上的饭菜已经没有热气，也没有动过的痕迹。母亲坐在旁边织毛衣，也不抬头看我。

“怎么不先吃，有什么好等的。”心里明明满是歉意，口气中却是理所当然。

母亲不接话，放下手里的针线，端着两个盘子往厨房走。喊一声：“把汤端过来。”

知道已经获得原谅，如释重负，便跑到厨房，想一些学校的事逗母亲，当做弥补。

已记不清那年收到过多少次这样的包容，这是高三享有的特权。

晚上，房间总是静悄悄的。这安静，有刻意的成分。偶尔会有一些交流，对话不过几分钟，母亲突然像想起什么大事一般突然停止，”又吵到你看书了，不说了不说了。”说完又静静地织毛衣。我暗笑，又有些心酸——无形中竟剥夺了母亲说话的权利，只让她空对着不能言语的针和线，在惨白的白炽灯下，咽下想说的家常。

夜深，母亲轻轻问一句：“饿吗？”

“有点。”还没对自己的胃做估计，就不假思索地回了句。

不久，厨房里起伏的滋滋声，包裹着香气，悠悠地传来，温暖了整个书桌。

晚上大都是这样安静地度过的。但重复没觉得单调，反而增加了回忆在心中的分量。正是在这些重复的夜晚，母亲将对儿子的情爱，一针一针，细细地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毛衣里去。

毛衣快完工的时候，会不时地被母亲叫去试穿。三两根针在未成品的毛衣上交错着，所以试的时候得谨慎些。转圈是不可少的，好让母亲观察个仔细。“领子大了些，得去掉几十针。”“袖子差不多了。”母亲一边整理，一边自言自语。

两件毛衣在高考前完工了。第二件比第一件更合身。母亲又把第一件不合身的地方拆了重织。

毛衣被小心地收了起来，静待着高考后的征程。

虽然毛线的颜色是自己选的，质量也算上等，但进了大学后，实在没多大穿这两件毛衣的欲望。不过它们的每一根线，都在母亲的抚摸中，寄托着母亲的牵挂，表达对它们的重视，是对母亲的尊重。所以第一次去学校收拾行李的时候，我主动提醒母亲拿出这两件毛衣。每次寒假回家，我也必会套一件在身上。因为我懂得，回到家里，放下行李，脱掉外套，呈现出的一切对母亲的意义。

现在，再回想起那个安静的房间，里面的一切都已经变得模糊。课桌上的台灯，我已经记不得是放在左边还是右边。只有灯下专注着让针与线穿透指尖的母亲，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