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份，又到了开学季。母亲给我用布缝了个大书包，擦干净我拖着的长鼻涕，正正我的黄色小帽子，给我背上书包，领着我要在代销点去买个画面是小老虎的铁皮铅笔盒。然后再领着六岁半的我进小学堂。
母亲看着青砖瓦舍的乡村代销点温柔地对我说：“这是老县长的宅院，你看多好呀，雕梁画栋，青石板台阶，青砖铺地。”然而进了代销点，我却眼光挪不开那好看的铁皮文具盒！
再后来代销点挪走了，成了我的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可我总想着这里的代销点的那时，那事与里面好吃的糖球……
在这过去是代销点的教室里，我却只懂得在方格本上画圈，要不在课堂躺在清凉的那青砖地板上睡觉，虽然在最后一排，可也偶尔被郭老师发现，拎着我的耳朵找我的母亲。
母亲虽然不认识字，却吃足了不识字的苦楚，拿起扫帚疙瘩皱着眉头狠劲地打。我哭泣累了，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觉得清凉，偷眼着，母亲眼湿润着给我在屁股上涂抹清凉油。
母亲笑着给我说:“我拿了两个鸡蛋在代销点换了一盒清凉油，困了就往眼上抹点。”从那以后便再也不敢在课堂上睡觉了，困急了，就往太阳穴与眼睛旁抹点，立刻就清醒许多。
七十年代，我们这个家，是母亲与父亲如燕子垒窝一样，一口一口春泥叼来的。
母亲说:“才进这个家门，穷呀，生产队里，咱们一家人才分了百多斤的小麦。给你从供销社用粮票买点面条给你吃，下面条时不敢下到锅里，只下到小盆里，只下一小绺，怕捞不着呀。分家只分得一个风箱，连只锅都没有。家里喂只鸡，下点鸡蛋，哪敢吃？我就偷偷地揣在布袋里，怕别人看到给你当工人的父亲没面子，到代销点换包火柴或者盐。后来我们家的宅子是两人深的大坑呀，硬是与你父亲一车车地人力拉土垫起来的……”母亲哽咽着，给我说。
第二年春季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不够吃呀。于是，上课之余，母亲领我在野地里采集野菜。那时的春天，原野上的野菜种类很多。因而挖野菜是我儿童时的重要项目。不过，童年的记忆总是经过岁月的过滤，总是沉淀下浪漫的亮丽，那苦涩的岁月也打下暖色的底色，喜爱劳动的品性是那时塑造的。其实那时的挖野菜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们挖了荠菜码成一扎一扎的，母亲便用篮子装起来，挎着篮子走到县城供销社，找到在供销社上班的亲戚，让她偷偷给卖掉，城里人喜欢吃，很好出手。那时个人不允许摆摊卖东西的，母亲就用买野菜的钱与粮票给我买点白面。
再后来到了秋天。北方乡村的秋来得早，来得狠，来得凉。到十月份北方的秋却已落叶飘零，水瘦山寒。立秋后，北风烈，秋雁排空。寒露打蔫了红薯的叶子，冻皱了咕咕叫母鸡，猪肉仔们哆嗦着夹着尾巴在猪圈里哼哼地呻吟，风卷着落叶在空中打转，天阴沉着脸能拧出水来。
我冻得拖着清清的鼻涕在村西的老坟场里，正拖着带有几米绳子的用来串杨树叶子的钢钎子，一片一片的串着树叶子。我听到那枯枝上的昏鸦呱呱地连，我便有些害怕。
可村里最热闹的，最让我嘴馋的便是供销社在村里的基层组织代销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馋的原因，那时候碰到来学校送信的骑的电驴子屁股后面冒的汽油味都喜欢闻上两口，还有去联社、代销点，你就是不买东西，那酒缸，酱油醋缸飘出来的那味也刚香，更不用说点心、饼干的味了！
也有能分流代替代销点功能的， 便是货郎挑子。
正当我在代销点掏出五分钱买了点醋放在插着透绳的瓶子里喝得带劲，(那时据说喝糖泡醋预防大脑炎）这时，“拨浪铛……拨浪铛……拨浪拨浪拨浪铛……”一听那拨浪鼓声，伴随着货郎那嗓子“拿头发换……针来！”货郎来了，赶快找点破铺衬，废油纸，娘剪下来的头发啥的，娘都是用来换针换线，换颜色，女孩们换根红的绿的扎头刚子，你倒好，拿了这些换了大米花，糖豆吃。每次不管那货郎愿不愿意，都要抢过那拨浪鼓拿在手里胡乱”拔浪铛”两声。
第二天，正赶上要开学，妈妈会给我买几个本和几支三分钱的铅笔，橡皮要花二分钱另买。临要走时又给我五分钱镚让我到代销点去买一块炉果吃。
我从小一直对代销点太亲近了。每个村只有一家，它简直是我向往的乐园，梦境里的宝藏。起初，我只能牵着妈妈的衣襟去那儿。有大人领着，那个戴前进帽的代销点的张四就会脸一拉：“小孩子到外头去玩。”代销点把西头的玻璃柜里净是好吃的糕点，有“炉果”、“牛样子”、“光头”、“长白糕”，紧挨着一趟摆着铅笔、书本、文具，把东头是布匹、鞋帽、棉花等等。妈妈往往是直奔东头的柜台，扯几尺平纹布或给爸爸买双农田鞋了事。糕点的香味丝丝缕缕像根无形的绳索拽着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一门儿朝那望，一连气咽了好几口涎水。
我跑到房前的干草垛偎个窝坐在里面。用草蹭蹭手，拿出两块“炉果”左看右看舍不得吃。一狠心咬了一口，哇！酥酥的，喷香的，甜甜的。不巧一块“炉果”渣掉进了草缝，我好心疼，怎么忘了咬的时候用手接着点下巴？我像大公鸡刨食那样，撅腚扒拉开干草，可怎么也没有找到那块“炉果”渣。爸爸出工好长时间才回来。让我高兴的是他用补助费在供销社买了一包“炉果”。
那是我感到是最好吃的东西了！
再后来八十年代，我母亲搞起了布摊生意。为什么母亲对布特别有感情。那七八十年代布很珍贵，个人没棉花，到供销社买布要布票。所以小孩往往穿的衣服是大人旧衣服改的，大人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
生产责任制后，母亲便种棉花纺线织布。我父亲给我说：“哎，种棉花，你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一生只怕比别人过得差，勤劳苦干。越是下雨越往地里跑，跪着爬着拔草上化肥，扶着歪斜的秧苗，补着缺失的秧苗。地里的收成不比别人好是不行的。喂猪牛马羊，鸡鸭成群，养殖业每年弄个几万元。还磨粉条，一天打两千多斤的红薯，往往是忙到半夜，才扶着累弯的腰睡去。睡一觉不管什么时候，就翻身起床，再忙活。这样积累了点做布摊的本钱，后来一个字不识的你母亲，独自到百里外的县城去供销社批发布匹，与我相互帮扶着做起了布摊生意。从两包袱的布匹起家，慢慢发展成两大屋子也装不了的布匹地摊。用自行车驮，后来弄了两个三轮车装着去摆摊。供应成了你与弟弟两个大学生。你母亲很为这高兴。”
现在母亲的布积累了一大屋子。
供销社，供销社的代销点，总让我在记忆上偶尔穿越，重回过去童年时的那时，那事，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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