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我总算找足了放纵的理由，书本扔在一旁，一手按着手机，一手握着遥控板，看电视也觉着乏味，不带劲儿。索性成天浪迹于娱乐场所。钱没几个，却过足了阔少爷的瘾。夜里灵魂不安的时候还聊以自蔚：反正一年也就这么几天自由时光，别把自己亏着了。
正是怀着这种内心深处的不安、焦虑和自责，我踏上了返校的列车。窗外的黄土地嗖嗖往后退去，心里的空虚和失落开始弥漫。仿佛整个身心被重力拉扯着，向地心坠去，哪儿却又被挂住了，一下把情绪拉长了，把筋骨扯断了。同时又侥幸地寻找许多理由来抵抗空虚：希望在前方，梦在远方，自己是在寻梦的路上。再往窗外看，越往东南走，土地越来越肥沃，那象征希望的绿色也越来越多，都在向我挥手呢。这么一想，心情渐渐开朗，人居然活放起来了，才把注意力往外扩张，就发现了站在我斜对面的那个无座的女孩。
她的衣服有些异样，后来得知那竟是一件校服。具体样式和日本学生夏季的校服相似，宽大的衣领像猪耳朵一样搭拉在肩背上。前面并不全开口，只有到胸的一截拉链。通身深蓝色，只有领子、两肋以及裤子靠外的缝合处各镶有一条白边。脚上套着一双白色的脏兮兮的旅游鞋。
这小姑娘约摸十五六岁，却显得极老成和丰腴，其实那都是过早过重的体力劳动留下的痕迹。脸方方的，眼神忧郁而多疑。皮肤有些粗糙，脸蛋红红的，但不是那种很健康的红润，依稀能看见好多血丝。我以为她是个学生，看她的年龄也必是出入于某个初中或高中的校园里。便笑着说（我的笑大概不是那种坏笑）：
“同学，你这衣服很与众不同。”
“校服。”
仿佛误以为我有讥讽的意思，回答得冷冰冰的。以一种探寻、似怒未怒的眼神盯向我。我有点惊讶和茫然。又问：
“上高中了吧？”
“打工。”
同样是冷冷的，说得极快，似乎想抢先出剑置对手于死地。听完这句，我心头一震。聊天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我哑然不知所措了，再也没有将对话继续下去的念头。仿佛一句话打翻了我脚下的支撑物，而我本身变成了海明威笔下那面标志着失败的旗子，随着车厢不知所措的摇摆。
像她这样的农村孩子在精神领地想必受了太多的伤害，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方面常常是过激的、病态的。即使是出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随机形成的入群里，她还是自卑的，小心翼翼的。她无法平静地理解一个陌生男孩给出的过多关注。她或许觉着穿校服出来打工是丢面子的事情，她也爱美，也想穿得花枝招展，可是她穷，她没钱。不知道因为怎样的困境，才那么点年纪就沦为打工妹了。她渴望关注，渴望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然而她又本能地拒绝这一切。仿佛总有另一个自己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对她说：别理他，躲开他，他在嘲笑你！
我对面的女生让座给她，她客气地拒绝了。好像是做给我看的——她不接受来自外界的任何东西，哪怕是同情和关怀，更别说讽刺和挖苦了。我心里满是自责，觉着伤害她了。另一方面又怪她多想，我真的并无恶意呀。
此后的时间，我和她都留意起对方了，横在我们之间的不自在又阻碍了我们进行正常的眼神交流。我多希望她能通过偶尔的眼神交流看出我并无恶意啊。再后来，过道那边有人让座的时候，她坐进去了。我又后悔起来：为什么不让座给她呢？便无意再坐，也许是想惩罚自己或者掩盖什么吧。把座位让出来，自己站在了过道里面、比她稍靠后的地方。
火车又过了一站，一股酸臭味在我们那里蔓延开来。若是有人脱鞋而发出脚臭，人群中应该会有人出头抗议的。这种气味明显是身上的味道，更像是一个女性发出的，便不好说。人们其实早就闻到了，个个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喝水的喝水…暗地里却也在顺藤摸瓜，寻找气味的来源。我刚已闻到，就知道是她身上发出的。我却突然紧张起来，好像是自己发出的一样。我定然不会出卖这个秘密，事实上它也毫无价值。我想帮她，替她掩盖这个秘密，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她发觉这种情形的时候肯定会尴尬得无地自容。如果她恼羞成怒，我也将是她痛恨的对象。
这种气味时浓时淡，但车厢里的人始终如一。这里的人几乎都来自社会的下层，我不禁被他们拥有的这种善良所打动。致使我在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论中，偏向了前者。
那股酸臭味很快被吹散在风中，那段记忆，那个女孩，那两句话却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当疲倦袭来，伺机放纵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两句“校服”和“打工”。它是那么的冰冷，又那么尖锐，像一把刀悬在心头使我不敢掉以轻心。相比之下，我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突然觉得以前所有的抱怨都像是对生活消化不良而产生的屁，酸臭难闻。这让我想起迟子建的那么一句话来：我想在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别人看见我的悲伤。真的，我们没有资格抱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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