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寻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三侠五义
摘要: 《三侠五义》是清代具有非凡意义的侠义小说，它虽然也是以江湖豪侠为主要内容，但在故事中将江湖和朝廷结合起来，将以官府驭豪侠，以豪侠辅官府构成的新的模式臻于成熟，其侠义精神也与前代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有较大差别，《三侠五义》对中国侠义精神进行了继承与开拓，侠义精神的内蕴也得到极大深化，其侠义精神的特点展现得别具特色。
关键词: 《三侠五义》;侠义精神;继承;开拓
“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说，人类始终有被拯救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渴望催生了侠的产生。中国文化中，自春秋战国起就有侠的身影，他们出现在先哲的片段论述和史传的记录中，《史记》中专设“游侠列传”，记录了秦汉时期的游侠，魏晋时的曹植也有《侠客行》的传世名篇。由于侠群体的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劫富济贫的人格魅力，自叙事文学兴起后，侠客便成为戏剧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唐代传奇中也有不少惊心动魄的侠客故事，宋代话本中也记录了“杆棒”的传说。明代《水浒传》的出现意味着侠义题材正式进入章回小说系统，在它的影响下一批侠义章回小说纷纷出现，其中《三侠五义》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品。作为一部宣扬侠义精神的小说《三侠五义》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侠义的传统，同时在侠义方面也有所开拓，体现出侠义精神的在清代文学的中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学界己经对《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有所研究，并且取得不少的成果，但依然有未深入的领域和可开拓的空间，本文就《三侠五义》对中国侠义文化的继承和开拓入手，重点研究《三侠五义》侠义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侠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南侠展昭
1.《三侠五义》对中国侠义精神的继承
侠义精神追溯到战国末期，韩非子对侠义精神作了明确的归纳，指出了三大特征，一是弃官宠交，二是肆意陈欲，三是以武犯禁。明代第一部章回体侠义小说《水浒传》中的侠义精神的特点与韩非子的观点基本重合。黄华童教授的《论<水浒传>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中明确赞扬了侠义精神的这五个方面：“一、官逼民反，以武犯禁; 二、快意恩仇，见义勇为; 三、仗义疏财，存交重义; 四、劫富济贫，锄强扶弱;五、替天行道，辅国安民”。[1]《三侠五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水浒传》中的侠义精神。
第一， “弃官宠交”的侠义选择。《韩非子·八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2]。这是对不自由的秩序即朝廷庙堂秩序的抛弃。而在《水浒传》与《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并不这样，它们对韩非子口中的侠义精神进行了另类的创新。《水浒传》表现的梁山泊一百零八英雄好汉确实是“弃官宠交”，但领头人宋江却做得迥异，他虽然由地方政府的押司到被迫上了梁山，成为了绿林英雄，可究其本质的思想根底，还是忠君爱国的，一心一意为大局着想，就是所谓的“大局观”。虽然他投靠朝廷，最终让梁山好汉英雄末路，但他归属朝廷的选择开启了绿林侠士置身朝廷之中而为大局的官侠互融的叙事模式。梁山泊是一群具有侠义精神的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的集聚点，为的是百姓民生和受冤未平的侠士，并不排斥朝廷，因此他们殷切地盼望朝廷的招安，希望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秉持着一种“哪怕是朝廷负我，我仍忠心于它”的态度。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平辽征方腊而英雄不存侠义永在的悲壮结局。《三侠五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水浒传》的侠义精神，并且将之进一步向前推进。《三侠五义》是让侠归顺朝廷，受朝廷的差遣，让江湖“改过自新”成为朝廷的顺民。这样，《三侠五义》就对“弃官宠交”进行了颠倒性的擅变，它的中心内容从始至终都没有脱离朝廷和江湖的结合，始终贯穿以官府驭豪侠，以豪侠辅官府的小说发展模式，并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在《三侠五义》中，主要的侠客有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丁氏双侠和五鼠，他们从起初的“肆意陈欲”到结官以辅之，其中心的侠义精神并未发生改变，变的只是它的形式特点。众豪杰本就为侠而群战襄阳，但带上了朝廷的的声名，有受命于朝廷之意，然实则是因不平而欲起意平之，使这样形式的侠义精神产生了畸变，似束于朝廷而实则是体制中合法化的侠义，这便使白玉堂这一形象放大了，因家国大事而牺牲，可歌可泣。为侠义做了更多，当然也要付出许多，哪怕是侠客们眼中最珍视的自由，甚至是他们的生命，都会义无反顾。
锦毛鼠白玉堂
第二，“肆意陈欲” 的江湖情谊。《韩非子·八说》:“人臣肆意陈欲曰侠” [2]，这是对成为主人的自由即江湖侠义秩序的追求。在我看来，所谓的江湖秩序就是黄华童教授总结出来的侠义精神的特点中的几个，如快意恩仇、见义勇为、仗义疏财、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等都可以归结于“肆意陈欲”这一点，大意都可互通 。《水浒传》就以极其鲜明的笔法，颂扬了许多重情重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仇必报的侠义精神。如 “拳打镇关西”，“武松杀嫂”两节，而在《三侠五义》中这样慷慨激昂，令人热血沸腾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比如“紫髯伯庭前敌邓车”，“蒋泽长桥下擒花蝶”，“杀妖道豪杰立奇功”，“观水灾白玉堂捉怪”……都是大快人心之举，这些英雄侠士的侠义精神在事件中体现出恩怨分明，惩恶扬善。在《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快意恩仇的“肆意陈欲”的侠义精神。《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有其自身的发展，别于《水浒传》开先河之举。《三侠五义》是在原有公案故事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侠义小说，其中，官侠即与朝廷的完美融合《三侠五义》中侠义精神的体现与传统侠客的侠义精神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大都投身于清官的门下，当然在《三侠五义》里集中表现为投身于包拯门下，侠客成为官府的一员，大部分的侠义研究者把这些侠客称为“官侠”。例如: 忠君爱主的南侠展昭；逍遥不羁的北侠欧阳春；嫉恶如仇、正言正信的五义们；勇敢无畏的小侠艾虎；卧薪为义的黑妖狐智化；义薄云天的双侠丁氏兄弟等等。他们这些豪气动天的侠客，委身于朝廷，回归到体制之中，尽管牺牲自己最珍视的自由，依然秉持着“肆意陈欲”的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也着力刻画了很多让人记忆深刻的侠仆，这一类义仆尽皆是侠义精神的平凡化，从这一方面也能体现石玉昆的一个意旨即侠义无处不在，不仅仅存在于大英雄大豪杰的身上，也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三侠五义》中比比皆是如此样有情谊的义仆，如满腔忠义的陈林、秦凤、寇珠、余忠等，还有始终如一、尽心尽力的雨墨、锦笺等，这是《三侠五义》刻画的一个细点，更是一个亮点，为《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的特点增添了不少亮色。
五义兄弟
第三，“以武犯禁”的侠义表现。《韩非子·五蠹》:“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而犯五官之禁。” [2] 这是对不自由秩序即朝廷庙堂秩序以自由秩序即江湖侠义秩序所进行的反抗。在《水浒传》中这些英雄豪杰们的身上，汇集了自秦汉以来“以武犯禁”的侠客的种种特性，这些英雄个个武艺非凡，都是因受到朝廷礼法的迫害，喜好抱打不平、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如智取生辰纲、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拳打镇关西等等都是仗义行侠、“以武犯禁”的侠义之举。“以武犯禁”在《三侠五义》中同样展现了它的种种特性，并带有自身的特点，如第四十回“思寻盟弟遣使三雄欲盗脏金纠合五义”的壮举，说的是庞吉的外孙孙珍为给庞吉贺寿，备松景八盆，暗藏黄金千两于其中，作为予其外公庞吉的献媚之资。柳青打听真实，想要纠结五鼠劫下此金，此举与《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一节颇为相似。在《三侠五义》中白玉堂“因朋涉险寄柬留刀”与“忠勇祠题诗，奏折夹字条”，以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的话，这些侠客的行为都是“以武犯禁”的鲜明表现。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侠客的所作所为虽属犯禁之列，与体制不和，产生冲突，却让人由衷的钦佩。在《水浒传》中大多侠客都在“以武犯禁”之列，而《三侠五义》中唯独锦毛鼠白玉堂一人将“以武犯禁”鲜明的呈现在众人的眼前，其他诸人的行事本就近于体制，“以武犯禁”表现的并不明显，这样《三侠五义》因一人而“以武犯禁”更为鲜明尖锐，表现力更强，亦成为自身的特点。《三侠五义》不同于《水浒传》的另一点还在于，《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们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和绿林草莽完全分割开来，将自身的江湖与朝廷的官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如《三侠五义》第一百十九回中智化所说“天下至重莫若君父。大丈夫做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 [3] 《水浒传》中的侠客都是被逼上山，尔后又下山作了朝廷的御林军，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都是自觉地向体制靠拢，维护体制，从而功成名就。
白面判官柳青
2.《三侠五义》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开拓
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的发展跟随着时代的变迁也相应的产生着同步的改变《三侠五义》在对以往原本的侠义精神继承的同时，浸染了自己时代的独特的色彩，赋予侠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和特点，对中国侠义精神进行了进一步开拓。
第一，由“以武犯禁”到佐官除奸。在叶洪生所编大系的序文中，陈晓林己经指明：侠出于伟大的同情，武侠小说所强调的精神，基本上是一种同不公道的命运或者体制抗争的精神，所以能广受民间大众的欢迎。而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却生了“逆流”，属于一种背道而驰却又不相互抵触的平行线的新模式，其并不抵触体制，而也同样的对不公道的现象进行抗争。继《水浒传》之后，对这一种新模式的完善并推至顶峰。在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命运不公平、体制抵触的抗争的“以武犯禁”，从中我们能看出《水浒传》中的侠，亦然是一种抗争，包括体制。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水浒传》中侠客们最后的诉求是—----招安，对招安来说，不过是从对体制的抗争又再次回到了体制之中，其最终的诉求在《三侠五义》中得到了完美的实现。由此观之《水浒传》》只是开官府与侠客结合的先例，在《三侠五义》中并不同于《水浒传》,《水浒传》是由与体制的对抗到诉求回归并进入体制，而《三侠五义》从始至终都未向体制进行过对抗，以侠客佐官除奸来叙述，突出了其江湖与朝廷结合的独特，从《水浒传》的“以武犯禁”到《三侠五义》的佐官除奸，以官府驭豪侠，以豪侠辅官府的新的叙事模式由此成熟并全面展开。
一般看来，大部分人认为清代侠义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意识己经脱离了侠义小说的范畴，里中叙说的不再是不满不平的英雄，锄强扶弱，反而是与体制相结合，为朝廷鞍前马后的“忠臣”，这是一种极其讽刺的表现，展现体制内的公案与英雄好汉的结合，这是新的产物，于《三侠五义》中脱颖。所以，叶洪生指出:“侠义公案小说，命意所指，莫非忠于朝廷、效力官府。凡此恰与替天行道的古侠精神相反。这自是满清的怀柔政策的成功，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的象征。”[4] 他这就指出了《三侠五义》中侠义精神的背叛，背离了原始的游侠精神。
包公
第二，以“义”为核心的侠义精神。《三侠五义》的侠精神是以“义”为核心的，但其内蕴可进一步延伸。在《三侠五义》第十三回说:“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就放不下了，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3] 这描述了锦毛鼠白玉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仁义之举。侠之内涵便不脱于义了，而《三侠五义》的义的表现也化为侠义、信义两类，不管是小说所要描述的主要人物即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双侠丁氏兄弟以及五义，抑或是主要人物三侠及五义人物英雄所帮扶的对象，所呈现在读者眼前的都不过是以义扶不平到以义馈恩主，这样投桃报李的行为。一说侠义，侠义精神中的侠义就是最主要的，上引《三侠五义》第十三回己然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归根结底就言见不平而欲鸣义的主旨，这就是侠者的一种内行的责任，就是平天下之不平。《三侠五义》中韩彰义斗花蝶花冲，描写了采花贼花冲作案多起，以其违背纲常仁礼来塑形，这时韩彰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起以社会公正的信仰为基础的道义，以义惩淫，终归平静。
再说包公，这是《三侠五义》中众英雄围绕的中心人物，众侠客与朝廷的合作就以忠勇正直的清官包拯来实现，他伸正义鸣冤屈，无论是离奇的“乌盆鸣冤”，还是曲折复杂、关系甚大的国母冤案，无一不淋漓地展现一“义”字。以这一准则为线，延伸至今，才使得侠义精神在和不平与压迫的黑暗抗争中大放光彩。二说信义，人无信不立，更何况于集社会公正信义为理想的侠客。古代的侠客己将信义己经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古有韩信与漂母的故事，韩信为报漂母之义，便将承诺看的极重“言必信，行必果”不仅仅是侠义精神的内蕴所在，更被古之侠客视为所要遵行的金科玉律。司马迁对侠客赞美道“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5] 从中便能抽象出侠之信义。《三侠五义》里卢方将信义做到了极致，大有“士为知己者死，侠为仁所用”的风范，自卢方徐庆蒋平三兄弟受官回归体制之后，还有两兄弟在外，尤以白玉堂为性情，因“御猫”这一称号而愤愤不平，故智偷三件宝，百般刁难，而卢方因诺于包公，几乎为了劝白玉堂循归体制而差点兄弟反目，不过终为释然，其信义之行便是很好的说服《三侠五义》第九十九回“提艾虎焦赤践前言”，焦赤在众多英雄之中并不出众，但是毕竟为一侠客，也有其信义，故嫁女于小侠艾虎，践行己诺。通过这一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三侠五义》中的一些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也延伸了侠义精神的行径，展示了侠义精神的丰富内涵。
三侠五义
总之《三侠五义》在对中国侠义精神的继承与开拓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无论是从侠义小说模式的演绎，还是说对中国侠义精神的进一步开拓，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三侠五义》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及其侠义精神都有着不小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黄华童论《水浒传》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LJ」浙江师大学报，2000(2):5一9
[2」韩非韩非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3」石玉昆三侠五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5]司马迁史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