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衰退【下】
降雨量或绿洲水源的缺少，会让大地因干旱变为不毛之地。
土壤也许会因为不合理的耕种或者破坏性使用而被消耗殆尽。
用奴隶制劳工取代自由劳动力，能降低对生产的激励，从而导致土地弃耕，城市萧条。
贸易工具或贸易路线的改变-——例如海运或航空业的兴起-——也会使旧的文明中心萧条和衰败，像1492年后的比萨或威尼斯就是这样。
税收过高，也许就会让投资和生产失去动力。
海外市场和原料会因更具开拓精神的竞争而丧失。
进口远大于出口，也许会用尽国内宝贵的金属储备。
财富的集中，也许会让国家在阶级斗争或是种族战争中分裂。
人口和贫穷都集中于大城市，会让政府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采用会让经济萎靡不振的救济政策，要么冒叛乱与革命的风险。
在一个社会中，因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平等，就会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一个是多数的芸芸众生，他们十分不幸，因为天生的原因或者环境的关系，无法继承或者发展出高贵典雅的水准。
随着这个多数的增长，它会对少数的文化起到拖累作用;它的谈吐、服饰、娱乐、感情、价值判断会向上扩散，多数内部的野蛮化是少数控制教育和经济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随着教育的普及，神学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还得到服从，但已经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希望。
生活与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对超自然的解释心存敬畏。
当道德法典的人类本源被揭示出来,神的监督与惩罚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辉和力量。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摧毁了知识阶级中的旧信仰;在近代欧洲的许多国家，哲学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只不过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变成了伏尔泰(Voltairs),第欧根尼(Diogenes)变成了卢梭(Rousseau)，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变成了霍布斯(Hobbes)，柏拉图(Plato)变成了康德(Kant)，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变成了尼采(Nietzsche)，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变成了斯宾塞(Spencer)，伊壁鸠鲁(Epicurus)变成了狄德罗(Diderot)。
古代就像现代一样，善于分析的头脑瓦解了支撑着道德法典的宗教。
新的宗教出现了，但是它们与统治阶级分离，不再为国家服务。
在理性主义战胜了神话之后，是基督教之前一百年里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随着基督教时代之后一百年里类似的胜利而出现的，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若是处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绝望之中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片混乱之中。不会有人认为“为祖国献身是高尚的、荣耀的事情”。
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就可能使国家的力量被内讧所削弱。
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可能会成为最后的一击,或者外部的野蛮入侵会与内部泛滥的野蛮现象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
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吗?
不完全是。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则死亡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
但是文明会死吗?
也不完全是。希腊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壳不再存在了，栖居地发生改变了，内涵得到延伸了;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将其全部吸收。
荷马的读者，今天的人数要远远比他那个时代和国家多得多。
在每一座图书馆和每一所大学里，都存放着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个以哲学“为人生乐事”的研究者，在钻研柏拉图，以期获得思想的领悟，扩展生命的维度。
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国家消亡了。
古老的地区变得一片荒芜，或者是遭受了其他的变迁。
韧性十足的人，重振精神，拾起了他的工具和技艺，带着他的记忆。
如果教育能够加深和延伸这些记忆，文明就会随着他而迁徙，在另外某个地方重建家园。
在新的土地上，他不需要完全重新开始，也不需要在没有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前行:
因为，通讯和交通仍会使他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营养的胎盘里一样。
罗马引进了希腊文明，并向西欧输出;美国从欧洲文明中获益，又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再次传播出去。
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
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
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在此时此刻，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的人类的遗产。
我是 @别具一格格，爱文字爱分享爱创作。
正在码字创造人生，
岁月孤苦，唯热爱可抵漫长，
期待与你相遇，学习，进步与成长。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我们下次分享见。
期待关注，让你每天收获一篇优质文章。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