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路线：巴西乡——牙弄村——求吉乡
徒步里程：26km
红军长征北上纪念碑
今天是重走长征路第180天，从巴西乡来到了求吉乡，中途拜访了周恩来旧居和巴西紧急会议会址。到了求吉乡拜访了求吉寺和红军三大主力北上纪念碑。
银装素裹
连续两天雪下的很大，这也是我重走长征路上的另一种体验，踩着十来公分深的雪，吱吱呀呀，踏步前进，有种在《智取威虎山》东北雪地里行走的感觉。当地人说这是春雪，雪比较厚，且容易融化，对行走很不利，尤其对我这种帆布鞋来讲更是如此。不过讲归讲，走还是得走。雪山草地也没有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区区雪地又怎么能阻拦，只不过给我重走长征路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
朝圣者
上午，遇到三位藏族同胞在雪地里朝圣，三步一跪拜，往他们心中的圣地出发。这让我让我心灵再次震撼。当其他人围在火炉旁边烤火，藏族同胞因为信仰，在冰天雪地里三步一跪拜前行。他们不怕冷吗？怕！只不过因为内心有信仰，他们忘记了冷。因为重走长征路，在藏区亲眼看到藏族同胞的这种虔诚，对我教育很大，打心底里佩服，敬仰这些朝圣者。我知道，这种动力的来源一定是内心的信仰。
古潘州城墙遗址
从牙弄村下来两公里左右，就看到路边有古潘州遗址，便走进村子参观一下。
资料：潘州及潘州卫曾经是该地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为这里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而发挥过重要作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神圣使命。同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右路军前故指挥部就驻在这里，也就是包座战役的指挥所。
周总理旧居
上午特意来到牙弄村，拜访周恩来旧居。当年总理在草地身患重病，就在这家修养。由于来参观的人很少，大门紧锁住。我等了会负责开门的村民，顺便观察到本地村民在转经。
转经
参观完旧居，便来到了巴西紧急会议会址。
巴西紧急会议会址
拜访完周恩来旧居，便来到了巴西紧急会议会址。当年的会址，今天成了孩子们的教室。
九九密电：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决定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不赞成北上，极力破坏团结，阻挠北上。8月的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决定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甘南。9月9日，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们“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密电到达时，恰逢陈昌浩正在向部队讲话，发报员就把密电交给了在会场外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完密电后，认为情况万分危急，立即冒着生命危险迅速而巧妙地将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把密电记在了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又把密电带回会场，当时陈昌浩还在讲话，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密电交给陈昌浩。
党中央据此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团主力北上，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巴西，脱离危险境地。叶剑英也回到驻地，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率领军委纵队脱离险境赶上北上的红一、三军团。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红军三大主力北上会聚地——求吉乡
求吉寺遗址
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和后来二四方面军北上会议在这里召开。
红军三大主力北上纪念碑
碑文：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非战斗减员最多的地方，见证了红军精神的不朽与伟大，也承载着雪域各族百姓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牦牛革命，青稞革命”。在雪山草地的行军途中，饥饿、寒冷、缺氧、伤病困扰着红军将士，官兵一致同甘苦，食树皮，吃草根，嚼皮带，历经艰辛，数万红军英烈长眠雪山草地……牧民的牦牛，成熟的青稞，为红军走出“高原寒、炊断粮”的严峻困境提供了宝贵的物资给养，中华优秀儿女在这里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位于岷山之麓河曲东缘的求吉，是红军长征北上甘南的咽喉要塞。1935年8月底，著名的包座战役在“包座七房”之牙弄、卓藏、潘州、甲基、嘎哇、求吉寺、达金寺全线展开，红军将士在徐向前等指挥下，采取“围点打援”之战术，与国民党胡宗南部鏖战，红军以刚刚走出草地的疲惫之躯、巨大的牺牲换取了包座战役的全面胜利，打开了北上通道，使蒋介石欲将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的企图彻底破灭。包座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率三军（团）等部从牙弄迈出了出川北上的第一步，于途中挥就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著名诗篇。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走出草地后均在求吉一线集结、筹粮、休整，红四方面军将士经历了三过草地的悲壮历程后到达求吉，红军主力先后从求吉出川北上，因而求吉地区是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聚合之地，三军将士从雄踞川甘要道的求吉给嘎神山下踏上了北上抗日救国的伟大征程。万水千山铸就历史辉煌，信心百倍推进复兴伟业！地方党委政府、藏族僧俗百姓、红军后代和社会各界崇敬红军的有识之士共筑此碑，志在：纪念长眠在雪山草地的红军英烈，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世代后人，不懈奋斗，共同践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
长征故事：过草地中周恩来身患重病
长征中，周恩来工作特别忙碌。杨尚昆曾回忆说：“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由于长期劳累，特别是睡眠不足，周恩来身体非常疲乏，有时骑在马上也会睡着，容易摔下马来。为防不测，他常常步行，以驱除睡意。
到达川西毛儿盖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连续高烧４０摄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经检查，发现他肝部肿大，确诊是肝炎，已变成肝脓疡，急需排脓。但在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没条件做穿刺或开刀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由于缺医少药，战士找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控制炎症发展，引导向下排脓。终于，周恩来排出了脓，高烧也渐渐消退，身体慢慢好起来。
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周恩来的病情已渐渐好转，但由于连续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身体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
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抬周恩来过草地。担架队是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的。彭德怀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担架队。
同志们抬着周恩来，向着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发。茫茫草地，一望无际，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抬着担架在草地上行军极端困难，脚底下要时时留意一个个泥潭，稍不小心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
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经过长途跋涉，红军战士缺衣少食，冻饿交加，体质都非常虚弱。周恩来不忍心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多次要挣扎着爬下担架自己走，又一次次被战友们按倒在担架上。就这样，大家顶风冒雨，深一脚、浅一脚，抬了６天６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是真诚无私的帮助，让周恩来终生难以忘怀。
１９５４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在追悼会上回忆起过草地时的情景时泣不成声，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他不顾大家的劝阻，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周恩来说，当初是立三把自己从草地中抬出来的，现在要送他这一程。
１９６１年，陈赓在上海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表达了周恩来与陈赓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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