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走在长汀的街道和城墙，我期望遇见七百多年前的文天祥和八十多年前的瞿秋白。文天祥与瞿秋白，这两位当世第一流人物，一个在汀州驻军三次共一百四十余日，一个在汀州被囚四十余日，为这座“中国最美的小城”增添了几分厚重和悲壮。
寻访瞿秋白是很容易的。在瞿秋白被囚处和就义处，都有相关纪念物。而文天祥，我该去哪里寻找呢？
在兆征路的宋代汀州禁军署地，我想捡拾宋军匆匆撤离丢弃的公文残页；在城东的济川城门，我想谛听文天祥遗落在指挥台的炮声；在水东街的刘氏家庙，我想寻觅文天祥驻军时留下的拴马桩和文丞相祠的香火炉。然而，一无所获，徒留唏嘘。
在瞿秋白囚室附近的双柏树下，我停下了脚步。
双柏，始植于唐代大历年间，历经一千三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据载这里原来有一座双忠庙，与南明的两个忠臣有关。传说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兵追杀到汀州的时候，部将熊纬、赖垓不愿被俘，向北朝拜后，自缢于双柏树下，殉节时身穿绯色朝服。后人为了表示纪念，建双忠庙于树旁，称双柏为双忠树，作为忠魂归宿，当地人祷之即灵，遂将双柏视为神树。
在双柏不远处，有一座纪晓岚的塑像。乾隆二十八年，督学福建的纪晓岚在汀州主持乡试，住在汀州试院。当地官员告诉他，双柏树是神灵所化，应该参拜，他认为这只是木魅，没有必要。一个月夜，纪晓岚漫步台阶，抬头看见树梢有两个红衣人向他拱手作揖，渐渐远去。他惊呼同伴出来看，还可以见到。第二天，纪晓岚恭敬地参拜了双柏，并题刻一联于祠堂大门：“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后来，纪晓岚把此事载入《阅微草堂笔记》。
初读此联，我总感觉虽寥寥十四字，却充满神秘色彩，一时不得其解，便查阅资料。参天黛色，显然是化用杜甫《古柏行》的诗句“黛色参天二千尺”。点首朱衣，表面只是记录所见，实则亦暗含典故。据说欧阳修做主考时，总觉得有一个红衣人站在身后。凡经其点头者，皆为入选佳篇。他开始以为是属吏，回头看却一无所见。此事传开后，大家都以为这红衣人是传说主管文运的五个文昌神之一朱衣帝君。所以，纪晓岚对联中的“君”指的或许是朱衣帝君。当然，“君”似亦可比拟为柏树。《古柏行》有云：“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诗中的柏树比喻撑持国家的正直忠良之才。这样，联意就可理解为作者希望学子被选中为国家栋梁。
不过有人猜测，考虑到当时大兴文字狱的背景，纪晓岚撰联的真正用意，或许是借用曲笔隐晦地寄托自己对南明殉节忠臣的敬仰之情。对此，我有些疑惑。在《阅微草堂笔记》面世之前的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就任命纪晓岚为总纂官编撰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明朝殉节的忠臣义士大加褒奖。在殉节唐王朱聿键一栏名单中，我找到了熊纬；没有找到赖垓，但有赖雍，或许两人为同一人，因“垓”“雍”字形略似而误。有人会问，纪晓岚在汀州监考之时，清廷并未对明朝忠臣“定性”，为何又有人胆敢修建祠庙纪念前朝忠烈呢？我猜测，纪晓岚说的这个祠庙只是祭祀树神，并非纪念南明忠臣，否则他没有理由不载明双忠庙之名。如果后来确实建有双忠庙，按理也应该是“定性”以后的事。因此，纪晓岚记录长汀异事之时，没有必要闪烁其词，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表达对殉节忠臣的敬仰之情。这点在后人吟咏双柏的诗文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汀州知府刘国光《双柏歌》有云：“历自河间文达公，轻轩下驾来采风。月夕摩挲偶仰视，两神隐现袍着红。古柏节劲臣节坚，贞心烈性相绵延。冰雪侵凌不改操，风霜历练还增妍。”把朱衣人和殉节忠臣直接联系到一起，毫不隐晦地歌颂了忠臣英烈的浩然正气。
传说和诗歌，随着双柏树年轮的增长而增长，历史的真相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透过历史的渺远烟云，我恍然有悟：既然可以把双柏看作熊纬和赖垓的化身，那么同样可以把双柏视为文天祥和瞿秋白的精魂。当文天祥站在双柏树下之时，他或许想到了自己在家乡读书时手植的五株柏树。据清人黄文成《读史随笔》记载：“天祥幼时，肄业予居之侯山，手植柏五株，以一株倒植，祝曰：‘吾异日大用，尽忠报国，此柏当生。’”清人胡友梅《侯城书院古柏》诗云：“侯城古院外，翠柏挺然立。……我闻文信国，一卷此诵习。长铲手亲栽，土劚苔花涩。”两人说的是文天祥在侯山书院求学之事。侯山在今吉安市吉安县固江镇。当地传说，文天祥年少时为表达效法欧阳修、周必大、杨邦乂、胡铨四位乡贤的壮志，曾手植五株柏树于书院门前。前四株柏树，分别象征欧、周、杨、胡，第五株尾梢入土，蔸根朝上，代表自己。后来五株柏树全部成活。可惜由于战乱，先后有三株古柏被大火焚毁，今仅幸存两株。而当瞿秋白站在双柏树下之时，他或许也想到了自己的别号铁柏，想到了年少时曾游玩过的柏屋，想到了自己养育的柏树——女儿瞿独伊。瞿独伊，俄文名字意即柏树。在父亲牺牲半个世纪之后，瞿独伊在罗汉岭栽下一株柏树，将柏树的精魂从父亲被囚处接续到了就义处。不仅如此，文天祥一定也想到了杜甫的《古柏行》，想到了杜甫笔下同为丞相的诸葛亮；瞿秋白一定也想到了杜甫和诸葛亮，想到了师从杜甫和诸葛亮的文天祥——这些“贞心烈性相绵延”的仁人志士。
于是，在双柏树下，我开始寻找文天祥与瞿秋白的交集和合体。
二
毛泽东在批注《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提到一批“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人物，其中就有文天祥和瞿秋白。
文天祥和瞿秋白，虽相隔异代，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在两大阵营交战于赣闽粤地区的背景下被俘。在宋元交战期间，文天祥率部辗转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直至败退被俘。在大致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国共双方经过五次大规模战争，最终共产党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转移长征，瞿秋白留守中央苏区，在突围时被俘。
两人都曾被中央委以最高领导之后遭到排挤。文天祥两次任右丞相，都是临时“救火”。第一次顶替原本代表国家去元营履行投降手续却偷偷逃跑的右丞相陈宜中，第二次顶替作战前线不能上朝的右丞相李庭芝。第一次拜相时间仅一天半，其中有一天在元营度过，惟一的工作就是签字投降。文天祥知道当权派内部矛盾重重，自己名为宰相，实际形同虚设，故两次皆请辞不拜，大部分时间在外统兵。他也曾多次要求觐见皇上，移军护驾，但均被当权派拒绝。瞿秋白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也是身不由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犬代牛耕”。因为瞿秋白到过苏俄，理论水平高，共产国际便让他取代被停职的陈独秀。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为没有总书记头衔的最高领袖。三年后，瞿秋白遭到当权派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在白区呆了三年后，又被派到苏区。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被当权派拒绝随同。尽管有人提出应该带上他，也无济于事。
两人都被误认为“叛徒”而蒙受污蔑和冤屈。文天祥从镇江元营先后逃到宋军控制下的真州、扬州、通州，元军到处放风说派了一名已投降的宋丞相潜入宋地做内奸诈城，宋将信以为真。一路上文天祥被宋元两方追杀。后来通州守将听说元军也在追捕他，发现中计，这才让他死里逃生。据《宋史》记载，文天祥被囚后曾请求宽假出为道士，“以黄冠归故乡，以方外备顾问”。后人为其辩诬，认为这是降元的宋臣嫉恨文天祥尽忠全节，借有人向元廷请释文天祥为道士之由，嫁诬附会，对其构陷污蔑，史家不辨误摭。瞿秋白因蒙骗敌人以求脱身的保释“呈文”和遗著《多余的话》，被污蔑为“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的“大叛徒”，受到大肆攻击。比如《多余的话》有这样一句：“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竟然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这是向敌人乞求和保证。瞿秋白及其父母的坟墓被砸毁，遗孀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受尽折磨最终含恨离世，女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其他亲友也都受到牵连。直到“文革”后冤案才彻底平反。
两人都经受住劝降考验慷慨就义。为了让文天祥屈服，忽必烈利用一切手段，使“千百人曲说其降”。劝降者有同为状元宰相却早早投降的留梦炎，有曾经的上级、被掳的废帝宋恭帝，有元朝宰相阿合马和孛罗，有已罚为蒙古人奴隶的妻子和女儿，有换上新朝服的胞弟，还有元朝最高统治者，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瞿秋白的劝降者，有据传瞿秋白的学生、国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有蒋介石特派的特务——原为共产党员后被捕叛变的陈建中和劝降过中共大叛徒的王傲夫。还有两人临时拉上的特务钱永健、朱培璜。据说即使枪决令下达后，陈立夫还曾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暂缓执行，再派人开始新一轮劝降。经过十余次劝降，国民党最终徒劳无功。临终时，文天祥说：“吾事毕矣。”瞿秋白说：“此地甚好。”
两人本质都是诗人，狱中以诗为戈，刑前写诗明志。两人都有索要翰墨的粉丝。文天祥对求诗求字者一概赠予，毫不吝啬，以致“翰墨满燕市”，有“北人传好句，大半狱中成”之誉。他还“时与吏士讲前史忠义传”，听众“无不倾听感动”，甚至看守也对他产生了敬意。这些送人的部分作品，被民间书坊刻印成集。瞿秋白多才多艺，堪称诗书印三绝。瞿秋白对求诗索印也是来者不拒，并借机宣传革命。瞿秋白的十余首狱中遗作，就是书赠同乡少校军医陈炎冰等人才赖以流传。两人都以集句、步韵等特殊方式向前贤致敬，从中得到共鸣，激发力量。集句者，文天祥有《集杜诗》二百首和《胡笳曲》十八首；瞿秋白有《忆内集唐人句》《偶成集唐人句》，均集自唐人诗。步韵者，文天祥有步伯夷、叔齐的《和夷齐西山歌二首》，瞿秋白有步陆游的《卜算子》词。两人临刑时都唱歌赋诗。文天祥唱了一首七言歌行，留下绝笔两首七律，还有一篇《衣带赞》。瞿秋白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留下绝笔《偶成集唐人句》。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写了不少咏梅之作，借梅明志。
两人都与北京、广州、常州、赣州、长汀等几个地方有密切关系。这里且说常州。常州保卫战被称为“古来之最惨烈”。德祐元年二月，元军兵临常州城下。知平江的文天祥，派人增援，但援军坐视不救，并乘夜逃跑，致使常州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坚持了长达半年，城中数万百姓几乎人人皆兵。常州被破后，元军主帅伯颜感叹“纸城铁人”，下令屠城。后来，文天祥战败被押北上途经常州时，写下《常州》《将军王安节》两诗，回忆当年常州宋军殊死抵抗惨遭屠戮的境况，歌颂宁死不屈的守将王安节。据传，在常州屠城中，全城仅有七人逃出，后这些幸存者聚居于一个村子，仅十八户，故称十八家村，又名古村。在冠英小学堂读书时，瞿秋白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述家乡常州的历史，其中就有十八家村的故事，此外还听过胭脂井等有关后主投降亡国的故事。这些故事，在瞿秋白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尽忠爱国、坚贞不屈的种子。
三
沿着兆征路往东走两三里，就到了水东桥头。济川门就在这里。济川门始建于北宋，近年重修后焕然一新。据说，抗元宋军的指挥台，就设在济川城门上。
祥兴元年十月的一天，文天祥从济川门登上汀州城墙。这是文天祥第三次入汀。抗元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一次还能坚守多久呢？
文天祥的目光停留在“济川门”三字上。从当地官员那里得知，此三字是老乡黄庭坚的墨宝。黄庭坚与汀州郡守陈轩是好友，两人常在汀州城诗酒唱和。“花继腊梅长不歇，鸟啼春谷半无名。”文天祥吟咏着陈轩的诗句，不由得感慨万千。山河破碎，人民离散，当年四季鸟语花香、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祥和景象，已经在这座山城不复存现。
滚滚的汀江水在眼前奔流不息。它要流到哪里去呢？它要往南奔去，一直到梅州境内的大埔县三河坝与梅江汇合，之后改名为韩江，在潮州境内流入南海。就在去年三月，文天祥还到汀江下游的梅州与母亲、弟弟和妻儿一家人团聚。江水尚且可以冲破重重阻隔奔赴大海的怀抱，而身为臣子和人子的文天祥却空怀报国思家之心，不能回到皇帝和母亲的身边尽忠尽孝。想到这里，文天祥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跌落滚滚的江流。
与汀江一脉相承、一水相连的梅江，在清代以前称梅溪，民国初期改为今名。因其地多梅，沿江有“梅花十里”之称。被文天祥奉为典型的老乡杨万里任职广东时，曾率兵到梅州平息闽盗扰粤，留下咏梅诗云：“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只是眼下，同样处于战乱中的梅州，“花继腊梅长不歇”的景况，估计也没有了。而远在惠州任知州的弟弟文璧，不知境况又如何。罗浮山上梅花的遭遇，是否也与汀州、梅州一样呢？“江上梅花都是好，莫分枝北与枝南。”文天祥不禁又吟出这两句诗。当年作诗之时，谁能想到后人竟读出其中的隐喻意味呢？文天祥号文山，文璧号文溪，取自家乡的天马山和流经此山的小溪。“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文天祥曾以宋庠、宋祁和苏轼、苏辙比况自己和弟弟，勉励弟弟不能仅仅满足于像二宋那样兄弟同科考中进士，只有像苏轼、苏辙那样保持节操才是真正的光荣。可是文天祥没有想到，一年后，元军猛攻惠州，文璧开城出降。对于文璧的变节，尽管文天祥表示理解，但历来评价不一。当时有人作诗揶揄：“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心各异，南枝向暖北枝寒。”以梅花南枝惧寒向暖、北枝迎寒怒放比喻文璧的贪生怕死和文天祥的坚贞不屈。而此时，文天祥重吟年少时的诗作，只是感叹兄弟俩恰似梅花本是同根所生，却一南一北，不能聚合。
由梅州的梅溪，文天祥想到了吉州的梅溪（今江西泰和县苑前乡杨梅坑村），母亲即出生于此。顾名思义，梅溪应是溪边开满梅花的村子，但从其今名来看，或许所谓梅者，只是梅花八辈子也不一定攀得着的远亲——杨梅。当然村中即使有杨梅，也不能说一定没有梅花。从文天祥的诗作来看，梅溪应该是有梅花的。年少时文天祥曾在此拜外祖父为师，还常与同伴到梅溪之畔游山玩水，流觞赋诗，度过了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后来文天祥被俘经过家乡时，在赣江舟上遥望梅溪，回首当年溪边垂钓、梅下饮酒的乐事，怅然吟出一首《别里中诸友》：“青山重回首，风雨暗啼猿。杨柳溪头钓，梅花石上尊。故人无复见，烈士尚谁言。长有归来梦，衣冠满故园。”
正是年少时在外祖父家读书赏梅的经历，孕育了文天祥梅花一样坚贞不屈、战斗不息的性格，同时开启了文天祥一生的咏梅模式。此刻，他在城墙上边徘徊边吟哦，在脑海中把自己所作咏梅诗词过了一遍。
“相府亭前梅六株，四围香影护琴书。月华犹带玉堂色，风味曾分金鼎余。五柳门前空寂寞，三槐堂上竟萧疏。惟渠不变凌霜操，千古风标只自如。”这是《题陈正献公六梅亭》。德祐二年元月，文天祥在福安行朝任职期间，拜访北宋名相陈俊卿的府邸，为六梅亭题写了此诗。陈俊卿，字应求，号六梅，兴化人，尤推重气节。陈俊卿病危时，手书示诸子云:“遗表至谢圣恩，勿祈恩泽及功德，勿请谥树碑。”孝宗皇帝听说后感伤不已，特地为其辍朝，追赠太保，谥正献。陈俊卿家族世代为官，号称“九代八太师”，后代深受陈丞相影响，以气节自励，可谓一门忠义。题诗之日，文天祥或许就已经预料到陈俊卿家族为国殉节的悲壮结局。陈俊卿的五世从孙陈文龙，自己被俘后绝食殉义，母亲亦绝食而亡，从叔、榜眼宰相陈瓒被执不屈遭致车裂，季弟陈用虎自刎，弟媳朱氏自缢。
“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风红更黄。若为司花示薄罚，到底不能磨灭香。”“香者梅之气，白者梅之质。以为香不香，鼻孔有通窒。我有天者在，一白自不易。古人重伐木，惟恐变颜色。大雅久不作，此道岂常息。诗翁言外意，不能磨灭白。”《梅二首》两诗，歌颂了白梅“不能磨灭”的芳香和清白洁净的气质。到底不能磨灭香，不能磨灭白，或许从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得到灵感。“磨”应是从玉而来，与“碾”相比，用力更猛更重，更能体现诗人宁为玉碎、不惧不屈的英勇气概和决绝态度。
“广寒殿里玉楼开，那得孤山处士来。半夜西风半身影，梦中骑得雪驴回。”这首《八月十六日见梅》，或作于文天祥起兵勤王之前。世易时移，重吟此诗，文天祥不禁生出新的感慨。当年诗人在月圆之夜见到梅花，想到西湖孤山的隐士林逋，可如今怎么能邀到林逋这样的高士一起赏梅呢？只好一人徘徊梅花丛中，任由清冷的西风和月光消瘦孤独的身影，在梦境中实现踏雪寻梅的愿望。这仅仅是追忆往日的诗酒风流吗？两年前的二月，临安举行受降仪式，年幼的宋恭帝赵㬎退位，随即君臣北上，开始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屈辱生活。沦为阶下囚的宋恭帝，倍加思念临安，很少作诗的他也借咏梅来排遣思乡之苦、亡国之痛。其《在燕京作》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据说，有人将此诗上报，元廷认为赵㬎有复国招贤之意，遂将其赐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宋朝开国之初也曾干过与元廷相同的事。成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李煜写过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被解读为传递复国的信号，结果被宋太宗毒死。比照着读两首梅花诗，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天祥当时的心境：月亮圆满，梅花清冷，国家破败，亲友离散，胸中不仅饱含无家可归的苦痛，更充溢坚贞不屈的气节。
文天祥的目光向西望去，那里有梅岭雄关。梅岭，这个宋元交战的要地，留给他多少伤痛的记忆。数年转战，文天祥多次行经梅岭古道，得以看到漫山遍野盛开的梅花。面对前人众多的梅岭诗，他却至今没有写出一首。或许是不想重复前人，或许是已在心中酝酿。果然，文天祥没有辜负梅岭。在被俘之后，他写了两首梅岭诗。其一为被押北上途经梅岭和南安之时而作的《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此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我感觉，“梅花南北路”表面是写梅花开满梅岭南面和北面的山路，实际上可能暗含了两条道路的抉择——投降或者拒降。当时是五月，梅花已凋谢孕果，薇菜也早过采摘期，但我们可以看出文天祥梅花一样坚贞不屈香白如故的形象和效仿夷齐绝食殉志的决心。其二为在大都狱中集杜甫诗句而成的《至南安军》：“短日行梅岭，天门郁嵯峨。江西万里船，归期无奈何。”“归乡如此归”，“归期无奈何”，与“长有归来梦”云云，道出了多少忠臣义士国破家亡、徙倚无依的无尽遗恨。比如老乡谢枋得，和文天祥同年高中进士，同样变卖家产抗元。在遭遇妻子、次女和两个婢女同时自尽，两个弟弟、三个侄子被元军迫害致死的惨痛变故之后，谢枋得被迫隐姓埋名，离群索居。他有一首《武夷山中》描述自己隐居山林的境况：“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无梦还家，独立青峰，谢枋得只有聊引傲放于寂寥天地的梅花作为惟一的知己。后来，文天祥被元廷强制北上，终绝食而亡。
当文天祥思绪萦绕于梅岭古道之时，他的对手也在梅岭酝酿诗情。看看这首伯颜的《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作为蒙元宰相兼统领，伯颜以正统自居，视南宋为蛮夷，自称王者之师，不取民间财物，只折取几枝梅花以作清供。他还有一首《奉敕征江南》：“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也自称不扰百姓，不嗜杀戮。尽管这与史实很不相符，比如常州屠城就是伯颜的“杰作”，更有元将张弘范《过江》诗打脸：“磨剑剑石石痕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征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但诗中可见汉族儒家文化对北蒙的影响。以梅言廉就是一例。“担头”两句，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秉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史载伯颜“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看来并非自我标榜，而是躬身践行。当然，如果文天祥读到伯颜的诗，相信他会嗤之以鼻。他绝不相信蒙古异族能够像中原礼仪之邦那样施行仁义。
“梅花觉半肥”，“相思久别梅”，“山晚放新梅”，“梅花衣上月”，“梅花三两英”，“看到岭头梅”，“梦中行探梅”，“花有岁寒心”，“春入梅花新雨香”，“无赖梅花一白何”，“梅花枕上听司晨”，“雪中若作梅花梦”，“满天风雪得梅心”，“探梅吟罢带花回”，“寄梅应为故人来”，“梅花十里雪空江”，“满园梅意弄春光”，“庾岭梅花开渐遍”，“月黄昏里疏枝外”，“一笛梅边何满子”，“玉箫又吹梅早”，“柳色含晴，梅心沁暖”……在汀州城墙，文天祥吟咏着一首首梅花诗词。这些作品，或作于勤王之前，或作于勤王之后，或抒发闲逸之情，或寄寓家国之思，集中展现了梅花的饱满形象。
四
百年流水尽，万事落花空。六百多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又一个梅花精魂附体的诗人来到汀州这座江城。
他叫瞿秋白。他不能自由徜徉江边抒怀遣兴，幸好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凭借自己的才能，瞿秋白赢得了国军师部上下的敬重，争取到看书的权利。此刻，他正独处一方囚室，翻阅着借来的诗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瞿秋白的手指停留于这首题写江城武汉的七律。武汉，那是瞿秋白登上巅峰的地方。几年过去，饱经革命和战争的风云激荡，那只为人间衔来春色的“江南第一燕”，一下子从云梢跌落下来。还能有像岳飞那样“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遄飞逸兴吗？还能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冲天豪情吗？黄鹤白云，汀洲芳草，远树晴川，烟波落日，一时齐集眼前，又渐次消散。由鹦鹉洲，瞿秋白想到了三国文士祢衡。这位以被拘笼的鹦鹉作赋自况的才子，恃才傲物，蔑视权贵，最终因言被杀，落得客死他乡埋骨江城的结局。“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当年文天祥曾以祢衡自况。乡关何处？归宿何处？或许，祢衡、岳飞和文天祥，就是我的命运。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亲人不在，同志远离，一股江水般的悲愁从瞿秋白的胸中浩浩奔泻出来。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是一首写江城武汉的诗。当年在黄陂月下吹箫的情景，恍如旧梦。从遭贬谪的贾谊和李白身上，瞿秋白想到自己相似的遭遇。西望长安不见家。他不禁又自问：我的家在哪里呢？在常州？在上海？还是在长征路上？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五月落梅花，瞿秋白反复吟哦着。同样的江城，同样的初夏，同样的愁绪。恍惚之间，《梅花落》幽怨的笛声幻化出千万朵梅花，从千年前的黄鹤楼头飞临这座江城，飘落整个囚室，飘落秋白周身。由五月梅花，瞿秋白想到了五月飞霜、六月飞雪的故事。他不指望自己能够像战国学者邹衍那样蒙冤幸而获释，但他不会想到，天大的冤屈竟然出现在自己牺牲二十年之后。
异乡的五月，终究没有梅花。瞿秋白不由得回忆起故乡的梅花来。
常州府城东南角广华门内的青果巷，有一座深宅大院，名八桂堂。宅中有一幢两层高楼，一年四季花香馥郁，故名天香楼。这是瞿秋白呱呱坠地的地方。他在这里初次识得兰、桂、菊、梅等花木，初次读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等咏花诗作。正是这些花、这些诗，使他涵养了诗心，打下了根基。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道人煨榾柮，烟湿舞徘徊。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瞿秋白吟诵着这首少作《红梅阁》，回忆起游玩红梅阁的情景。天宁寺、玄妙观、红梅阁，是瞿秋白和儿时伙伴经常玩耍的地方，寄托了少年的奇思遐想。每到春天，这里梅花盛开，一片红霞，美得令人炫目。瞿秋白总要邀几个同伴一起，边赏梅边吟诗。梅花、白鹤、道观、烟茶，瞿秋白曾经向往这种隐逸的生活，可如今只能在梦里实现了。
“葛仙里畔斜阳路，照眼秋波断人渡。玉梅桥边买舟去，三尺鲤鱼飞上树。”瞿秋白又吟出一首老乡庄缙度的诗。他的思绪飞到了常州府中学堂，飞到了学堂附近的玉梅桥。书上说，玉梅桥原名斜桥，相传此桥原砌白石桥面，历经马蹄践踏与车轮磨蚀，碾成点点花朵状，古色斑驳，形同梅桩，故名玉梅。多少次瞿秋白在桥上走过，足迹叠印在马蹄和梅花印痕上。就在玉梅桥畔，瞿秋白与同学杨福利、表兄金庆咸效仿桃园三结义“结拜”成友，分别以松、竹、梅为号，杨号霁松，金号晴竹，瞿秋白年纪最小，号铁梅，亦作涤梅。后来，瞿秋白就以铁梅、涤梅、梅影山人等为别号。这些别号，成为瞿秋白铁骨冰心的烙印。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瞿秋白又吟诵起这首早年的诗作。调子虽然是惆怅寂寞的，却隐含不同流合污的意味。梅花成为他的知己，陪着他醉，陪着他睡，成为他精神的故乡。瞿秋白记得曾把此诗抄录给鲁迅。在这个世界，除了爱人，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真正能够读懂诗中孤独苦闷情怀的，恐怕就只有鲁迅了。犹折梅花伴醉眠，同样喜爱梅花的鲁迅读到此句，会有什么感想呢？鲁迅和瞿秋白，两人自幼即酷爱梅花，并以梅自喻，以梅为友，以梅为魂。鲁迅曾书赠瞿秋白一副集字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如今，鲁迅先生在哪里呢？二月刚被俘时，自己曾写信向他求救，至今没有消息。
梅花，注定要在瞿秋白的生命中刻下烙印。他想起了瑞金城西三十里的梅坑村。初看梅坑之名，我又猜测或许与梅花有关；但一查资料，原来依然只是与梅花的远亲似乎有点关系。明朝年间，有个叫梁魁峰的人从别处迁到瑞金云石山，在这个长满杨梅树的山坑开基定居，并将此地命名为梅坑。梅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在这里出发，很多人的命运因此骤然改变。比如一同留下的何叔衡和瞿秋白。
一九三四年十月，梅坑村，一幕幕生离死别的场景重现瞿秋白的脑海。最让他感动的是何叔衡。那晚，何叔衡准备了米酒、花生与老友林伯渠彻夜长谈。临行前，何老脱下女儿手织的毛衣，送给林老。见林老坚持不受，何老说：“我这把老骨头或许就会埋在这里，这毛衣还不知道能否用得上呢。”林老老泪纵横，感动不已，后来在《别梅坑》诗中记录此事：“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瞿秋白还记得，同在教育部共事的徐特立赶来看望，自己特地嘱咐身边强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好马换给了他。衣着单薄的冯雪峰也来告别，瞿秋白脱下长衫，披到他身上。伤病在身的陈毅，起先不知道瞿秋白也一起留下，见他身体病弱，要以好马相送。还有好友吴亮平，特地请他吃饭，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电视剧《长征》重现席间话别这一场景时，引用了李煜《虞美人》词中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起初我觉得很突兀，仔细想来却非常适宜。虽然一个是已亡国的君主，一个是被抛弃的领袖，但两人其实都只适合做文人，都因“历史的误会”而惨遭杀害。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这是让瞿秋白锥心刺骨的时间和地点。在突围时，年届六旬的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国军士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奋起反抗，敌人立即朝他的胸口连开两枪，鲜血瞬间染红了那片稻田，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没舍得穿的布鞋。由于身体虚弱，无力跑动，瞿秋白不幸被捕。小迳这个村子，如今改名梅迳。鉴于前面的误猜，我不敢确定它与梅花有直接关系，或许和梅溪、梅坑一样源于其地多植杨梅。极巧的是，梅坑梁氏的开基祖魁峰公的迁出地有一种说法就是福建汀州。长汀梁氏还曾来到这里的梁氏公祠祭祀祖先。更可信的或许是源于该村陈氏先祖梅山公、梅嵩公名字中有“梅”字。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这冥冥之中与何叔衡有关。在何叔衡捐躯十周年之际，谢觉哉写了一首《感旧》诗：“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刻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尾句用史可法之典。这位南明忠臣守将，孤军抵抗，兵败殉国，生前留下遗言：“我死后，葬在梅花岭上。”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屠杀全城，史可法的遗体淹没于如山的尸骨，难以辨认。一年后，其义子史德威以袍笏招魂，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外的梅花岭。后人的很多诗联，不约而同地把史可法的精魂喻为梅花。比如其中最著名的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今天，在梅迳村何叔衡死难的山坡上，修建了何叔衡烈士纪念亭，周围遍植松、竹、杨梅。衣冠何日葬梅花？苏区的一座座坟墓、纪念亭、纪念馆作了无声的回答。
当谢觉哉想到扬州的梅花写诗纪念战友的时候，他不知道，十年前被囚的瞿秋白也想到了扬州的梅花。此刻，瞿秋白正吟诵着一首《游朝斗岩》：“鄞江抱郭向南流，江上园林夹路幽。五里梅花香不断，凌风底事说扬州。”朝斗岩，在汀州城南，这一带有朝斗烟霞、南庄梅雪等汀州胜景，明清时有千株梅花临江玉立，花开时节芳香四溢，引得文人墨客竞相前来赏梅赋诗。梅香脉脉，江风徐徐，诗人不知为何忽然说起了扬州。说扬州什么呢？瞿秋白想探究诗歌背后的秘密。他找到了解诗的密钥——用典。说扬州，应该是用何逊梅花的典故。杜甫有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其实，何逊咏梅并不在扬州，只是后人穿凿附会，但何逊梅花却成就了扬州的一段佳话。诗人用这个典故，看来只是表达思乡之情。但是，且慢且慢，好像有点不对劲，我怎么感觉话中有话呢？由这首诗，瞿秋白想到了扬州的另一个典故——史可法和梅花岭。难道，作者是怀念为南明殉节的史可法吗？作者身在汀州，又怎么会想到扬州呢？或许，他由史可法，又联想到了殉国汀州的南明忠臣。作者是谁呢，他怎么胆敢隐晦地表达故国之思呢？啊？竟然是朱珪！瞿秋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个朱珪朱石君，是乾嘉时期的重臣，嘉庆皇帝的老师，虽屡遭奸臣和珅陷害，最终却将其扳倒。此诗应作于乾隆四十五年作者任福建督学时，即在纪晓岚任相同职务的十七年后。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时期，如果和珅将此诗揪出来，诬告朱珪这位朱氏臣子怀念朱明王朝，图谋造反，恐怕足以致其于死地。或许朱珪会辩解说只是表达想家之意而已，但是国家国家，国与家又有多大的区别呢？那个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就是前车之鉴。唉，就是像自己这样的“误读”，不知残害了多少忠良啊！如果动辄这样“误读”，那得造成多少冤狱啊？！瞿秋白自责不已。但史可法、熊纬、赖垓等忠臣义士的影子却萦绕在瞿秋白的脑海，挥之不去。
就这样，瞿秋白在囚室里边吟哦诗句，边回忆人生，渐渐有了作诗填词的感觉，一个个句子从胸中汩汩流出：
他从“死去元知万事空”、“身世浮沉雨打萍”想到了“廿载浮沉万事空”，从“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想到了“年华似水水流东”，从“莫抛心力作词人”、“枉抛心力作诗人”想到了“枉抛心力作英雄”，从“芳草萋萋鹦鹉洲”、“风雨天涯芳草梦”想到了“湖海栖迟芳草梦”，从“江城五月落梅花”、“今人犹对落花风”想到了“江城辜负落花风”,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想到了“黄昏已近夕阳红”，最终完成一阕《浣溪纱》。
瞿秋白放下手中的书，走出囚室，来到天井。
天井仅十多平米，长着一棵石榴树。火红的花瓣，浓绿的叶子，绽放着生命旺盛的活力。瞿秋白想起了常州老家天香楼的天井。随风摇曳的翠竹，披甲吐蕊的黄菊，铁干虬枝的寒梅，铭刻于童年的记忆。“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首儿时的咏菊诗，真会一语成谶吗？那段时光，自由，快乐，却又那么短暂。如今，儿时的玩伴在哪里呢？亲人在哪里呢？同志在哪里呢？寂寞？是有一点，但想起古代那么多人和自己一样喜欢梅花，吟咏梅花，想起鲁迅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又有什么关系呢？李白不是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吗？文天祥不是说过“自古圣贤多被囚”吗？古如李白、陆游、文天祥，今如鲁迅，这么多圣贤志士陪伴自己一同寂寞，我还会寂寞吗？这样豪奢的寂寞还叫寂寞吗？哪怕人世间就一个鲁迅先生真正懂得我，也远远胜过千万个所谓的“同志”。还是知足吧，有人终其一生，甚至连一个知己都没有呢。没有自由？试问什么叫自由？是的，我的手脚不大方便活动，我的身体只局促于这斗室和天井，但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不是肉身、形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灵魂的自由。此刻，我暂且独享自喜于精神、灵魂极大自由的状态，没有什么可以左右我控制我牵绊我封锁我。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在我的眼中，什么名利呀富贵呀，金钱呀美女呀，权势呀冠冕呀，统统都是浮云。这些东西只能套牢那些缺钙龌龊的灵魂，怎么可能奴役我这么傲岸洁净的精神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自由，这首诗的作者和翻译者都成为了烈士。我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在我的笔下，在我的诗中，我的精神穿越时空界限在天地之间自由往来自在逍遥。什么？谁说我逃避失败，自我麻醉，不敢面对现实？看看吧，春去了还会再来，花谢了还会再开，这是自然，也是必然，谁也无法改变。正如雪莱所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正如陆游笔下的梅花，即使风雨欺凌，冰雪侵虐，飘零委地，碾压成尘，也不向谁屈膝乞怜，哪怕他是主宰春天的“东君”。我坚信，待到明年春天到来，梅花一定不会改变当初的清白，当初的清香。正如我的初心，至死不渝。
陆游，这位一生写有一百五十多首咏梅诗词的诗人，让瞿秋白联想到汀州诗人郝凤升。他和诗友沈日休以梅花为题，互相唱和，各得梅花诗一百首，借助梅花“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比如这首《古梅》：“古得鸿蒙一段神，风霜饱历见天真。疑从炎帝以前植，岂是逋仙而后人？傲骨千秋曾化铁，芳心半点不随尘。频看世事沧桑变，独有寒花岁岁春。”活脱一幅“郝铁笔”的自画像。梅花，成为两位前辈诗人的知己。现在，我想咏梅又有谁来和呢？对了，没有人来和我，我可以和别人呀。陆游说“寂寞开无主”，我就来个“且喜身无主”；鲁迅先生说“寂寞新文苑”“荷戟独彷徨”，我就来个“寂寞此人间”。瞿秋白心底陡然升腾起一股浓烈的诗意。他回到囚室，拿起蓝黑墨水钢笔，翻开黑漆布面本子，引陆游为异代知心，与鲁迅作隔空对唱，又拿笔填了一阕《卜算子》：“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五
为什么文天祥和瞿秋白如此爱梅如此爱咏梅呢？究其原因，不外乎生活环境的影响，前辈诗人的影响，以及特定地点的影响。但或许不止这些。在文天祥的《萧氏梅亭记》一文中，我试图挖出更深层的根源。文章在描写梅亭和园林中的草树石竹，回忆萧氏兴衰之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地生意，无间容息。当其已闭塞之后，未棣通之前，于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谓仁。则夫倡天地之仁者，盖自梅始。今君之乐斯亭而赏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万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君从其初心而充之，无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为君欣然矣。”大意是说，天地有仁心，所以生生不息。当众芳摇落、万木萧疏之际，天地最先派遣梅花作为使者，当寒怒放，预报春天。所以，梅花代表“天地生物之心”，作为仁的化身，具有仁的品质。仁心也是天地的初心。而梅亭主人爱梅种梅赏梅，正是为了涵养梅花的仁者品格。如果梅花有知，它也会为有知心者而感到欣喜。正因为深刻认识到梅花身上蕴含的君子仁心，文天祥才乐此不疲地咏梅赞梅。其记梅亭、题梅墅，意即借赞颂别人的品格，表达自己的志向。文天祥关于梅花代表天地仁心的观点，根基应该源于儒家特别是理学。他或许读过朱熹的《四时读书歌》。此诗写冬日读书云：“瑞雪飞琼瑶，梅花静相倚。独占三春魁，深涵太极理。”虽然有形象，但宣传理学的意旨却很直白。这或许启发了学者翁森作《四时读书乐》。翁诗结尾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全诗表面上只是描写读书的种种情趣，无关教化，无关功利；但从结尾看来，考虑到作者宋亡不仕的立场，或许隐晦地宣传赵宋王朝代表的天地仁心乾坤正道才是诗歌真正要表达的主题。近人假托理学家邵雍之名所作的《梅花诗》有云：“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剥复问前因。”亦借梅花来阐述天地循环之道，恐怕即受翁森诗的影响。
这种仁心仁德，突出表现为怀抱坚定不渝的信念，包孕希望、光明和温暖。让我们来看看与文天祥有密切交集的诗人、画家郑思肖的《德祐二年岁旦二首》。通读两诗，可以看出作者徘徊于失望与希望之间最终坚定必胜信念的复杂心情。先看第一首。“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有心无力，空自垂泪，是为失望。“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心怀梦想，思慕古贤，转为希望。“日近望犹见”，皇帝不远，复为希望。“天高问岂知”，圣意难明，又转失望。“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南向不改，旌旗不倒，最终还是有希望。再看第二首。“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不能释怀，难言辛酸，是为失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异族铁蹄只是暂时践踏南地，终将会变；但是无论如何此身只作赵宋子民，永远不变。变与不变之间，又现希望。“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读书何用，谁还报国，两个怀疑尽显失望。“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在战争中又荒废虚度了一年，不由心生愧疚耻辱；看到废墟上开出了朵朵梅花，诗人又有一丝惊喜。不管怎样，春天还是来了，终究还是有希望。全诗就在这希望和明朗的调子中结束。荒城中的春梅，似乎是诗人的自况，又让我想起二战不久德国城市废墟中窗台上盛开的玫瑰花。虽然梅花在诗尾才出现，或许诗人却最先感知到它。正是梅花触发了他的诗情，坚定了他的心志。郑思肖的另两句诗说得更加明白：“明年无限风光在，夺得春回是此花。”我相信，两位异代元戎诗人文天祥和陈毅在转战梅岭之时，无论梅花是否开放，都从它身上看到希望，获得力量，从而咬牙坚持下去，哪怕面临失败，哪怕已经失败。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陆游、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瞿秋白等仁人志士的笔下，梅花成为仁、义、志、道的外化形式。经过千百载风霜雨雪的磨砺淬炼，历代文人的歌颂吟咏，梅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象征和自强不息的源泉。正如鲁迅所云：“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
六
踏着青石小巷，我登上长汀县城东南隅的乌石山，来到云骧阁。
云骧阁飞檐凌空，勾心斗角，始建于唐朝大历年间，与汀州试院的双柏一样古老。乌石山山势宛若卧在旷野平地上的巨龙，故又名卧龙山。山顶顺势而下延至江边的那一支蜿蜒的山脉，就像龙身前半部，故名龙首山。前边一泓幽暗深窅的碧水，被称为龙潭。这里依山面水，风景清幽，留下许多名人的足迹和题咏。
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奉命进兵汀州，平定匪乱。在汀州期间，王阳明吟诗作文，还曾讲学于云骧阁。为纪念王阳明，崇祯年间的汀州郡守笪继良拿出俸禄带头修建了一座王文成公祠，并定期在祠旁讲学。祠在三元阁古城墙脚下，可惜今已不见。
站在留有王阳明屐痕的地方，我浮想联翩，思绪回到了正德年间，回到了王阳明讲学的那个场景。那应该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江风习习，山鸟啾啾，树影婆娑，流水潺湲。讲什么内容呢？史载语焉不详，似乎特意留白。我不揣浅陋，钻入历史的缝隙，借助想象的翅膀，斗胆给王阳明在汀州的历史补上一段空白。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一段吟诗的开场白，把听众一下子带入一个天地澄澈、风雅氤氲的美好氛围，会场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王阳明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他呷了一口武夷粟粒芽茶，接着说：“这几天晚上我都在龙潭独自静坐。汀州的这个龙潭，让我想起了滁州的龙潭。前几年我在滁州做南京太仆寺少卿，曾写过一首《龙潭夜坐》，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吟诵的这首。我喜欢静坐，这是我悟道惯用的方法。今晚的风月，依稀与那时相同。”
听众似乎等得太久，有几个问道：“阳明先生，今天您给我们讲什么呢？”
“当然讲我的心学，主要讲两点：一是知行合一，二是致良知。”王阳明开始进入正题，“我之所以倡导心学，主要是为了纠正程朱理学的偏差。理学讲格物致知，主张从外物探求事理；但我认为事物无穷，格之不尽，道理存在于内心，只能从内心探求。理学讲先知后行，把知和行看做是两样东西；但我认为知和行虽然是两个字，其实说的是一回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知和行同频共振，不分先后，互为表里。就像一张纸币的两面，缺少任何一面都不构成完整的纸币。良知，就是良心，就是天理。良知其实是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与生俱来、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和道德理念。致就是知行并用的过程。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万事万物。”
台下观众频频点头。又有人提出：“这些观点我们都有所了解。先生能否举例阐述一下呢？”
王阳明略作思忖，说道：“好吧，那我就地取材，说说一个你们都很熟悉的人。”
“谁？”观众个个露出疑问的神色。
“文天祥。”王阳明幽幽地吐出三个字。
“啊？”大家有点诧异，继而恍然大悟，侧耳聆听。
王阳明又呷了一口茶，继续侃侃而谈：“其实我和文山先生还是有很多交集的。我们两人出生前都有亲人梦见云彩，文天祥的爷爷梦见天际有一个婴儿踩着一朵紫云，我的奶奶梦见一个仙女站在仙乐飘飘的云端将孩子递给她，醒来后就听到我降生的啼哭声。所以两人幼名都有云字。他叫云孙，字从龙；我单名云。很巧，这个阁子的名字也有云字。云从龙，这座山又叫卧龙山，这个潭又叫龙潭。看来，我这个龙年生人跟龙的缘分真是不浅啊。我祖父的谥号是龙宣公，出生的地方有龙泉山，悟道的地方有龙场驿，讲学的地方有龙潭。要是我百年归山的地方还有‘龙’字，那真是奇也怪哉！我们两家都有状元的荣耀，他是状元，我不是状元，但我老爸是状元。我们都种过柏树，他在一座书院读书时种过五株柏树，我在龙场驿的阳明洞旁种过两株柏树。他的老爸和我的爷爷都喜欢种竹子，分别号竹居和竹轩。柏树和竹子都与龙有关系。我们都遭到追杀和囚禁，也曾被误会和中伤。我们都在赣闽粤交界地战斗过。我还在他的家乡庐陵做过父母官。文山先生不是个纯粹的学者，但是他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我认为，文天祥就是一个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典范。”
王阳明继续说道：“文天祥的《题戴行可进学斋》一文，对学与行的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文章引用了《易经》的‘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尚书》的‘行之惟艰’，《论语》的‘行有余力’，《中庸》的‘利行’‘勉行’‘力行’，论证学问必须从实践中得来。他说：‘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所谓天行，是指符合客观规律的践行。又说：‘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远罪也。’意思是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一定有收获，一定能达到目的。如果做不到，说明你没有足够努力。因为戴行可的名字有‘行’字，他的书斋又叫‘进学斋’，所以文天祥送给他一个字作为勉励，这个字即‘行’。他解释道：‘行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文天祥认为，学习和践行是同步进行、不可分割的，学习的过程就是践行的过程，践行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文天祥学与行的观点，启发了我对知与行关系的认识。”
王阳明稍微停顿了一下，以便听众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话。然后他继续说道：“文天祥的‘天行’观点，集中体现在那份洋洋万言的《御试策》。文章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法天不息’。虽然理宗皇帝没有也不可能贯彻这一精神，但文天祥自己做到了。与其说这是文天祥为皇帝提出的治国策略，不如说是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以贯之的生命宣言。他卷子里说，我要法天不息，他就真的一生自强不息，战斗不息，哪怕知其不可，也要尽力为之。这就像蹴鞠比赛，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对方实力比自己强一百倍，也要用一百倍的努力，拼尽最后一口气，不放弃，不抛弃。他在诗里说，我要效仿夷齐，他就真的绝食，殉义。他不像某些纸上谈兵的草包将军，不像心口不一的虚伪君子，而是说到做到，贯彻实行。文天祥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天地大丈夫！”
“那么，阳明先生，有人说文天祥宁死不降是源于他的忠君思想，有人甚至斥责他是愚忠，认为完全不值得为昏庸之君卖命死忠。您怎么看呢？”有人打断了王阳明，抛出了一个问题。
王阳明循声望去，原来是一个站在外面山石上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座位，很多人便远远地站着。
“此言大谬矣！”王阳明反问道，“连皇帝都投降了，文山先生还忠哪门子君呀？”
“看来，还有其他更深的原因。那又会是什么？”年轻人紧追不舍。
王阳明顿了一下，说道：“每个人都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把你关进牢房，除了苍白的墙壁，你能面对的是什么？你真正能面对的，能忠于的，只能是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的良知。这个良知，就是最高级的道德准则，就是没有谁监督你强迫你，完全出于你自愿而遵行的道义。支撑文天祥坚守至死不屈不移的，就是这么一种道义，这么一种良知。他自己把它命名为正气。他认为这种正气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于天地乾坤，往古来今。实际上，什么道呀，理呀，仁呀，义呀，正气呀，良知呀，这些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不同词汇，我认为都是异名而同指。那么如何激发、永葆良知，使之不得泯灭？不能靠朱子说的格物。靠什么？一靠内省领悟，二靠践履实行。”
人群中又有人问道：“朱子把知和行看做是两样东西，会有什么后果？”
王阳明回答道：“朱子认为知前行后，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们把知和行脱离、割裂开来，导致学的是一套、行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表面是一套、内心是一套。长此以往，我担心我们这个国家会出现极其危险可怕的状况：假话盛行，真话绝迹；忠厚老实吃亏，偷奸耍滑吃香；嘴里仁义道德，内里男盗女娼；台上两袖清风，台下中饱私囊；老师教学生考试作弊，学生做作文假话连篇；官场上个个虚与委蛇，社会上人人造假谋私……我提出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实际上就是唤醒国人良知的一剂良药呀。”
云骧阁外，月明如昼，江流有声。
七
当年王阳明讲学的云骧阁，五百余年后，挂上了以瞿秋白命名的文学院的牌子。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的某日，瞿秋白坐在距云骧阁约三四里的囚室，翻阅着一本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文成公全书》。这本书，是他托狱卒代买的，钱当然是没有。作为回报，他为狱卒刻了一方印章。
对王阳明的心学，瞿秋白年轻时曾接触过，只是后来因为精力转移到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其深入研究。刚到汀州，他得知王阳明也曾到过这里，便想好好看看他的书。
瞿秋白想起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情景。当时，朝廷把王阳明发配到龙场驿，表面上说是做招待所所长，实际上和我现在坐牢有什么区别呢？他能在黑暗的山洞中找到光明，相信我也可以在阴暗的囚室中找到。光明啊光明，多少仁人志士，像飞蛾扑火一样苦苦追寻，九死不悔。正如文天祥《言志》诗所云“以身徇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正如王阳明临终遗言所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正如自己在《饿乡记程》中所云“我是想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光明在哪里？王阳明的回答是：就在心中。是的，只要心中拥有光明，哪怕即将告别人世，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仍然是非常美丽的，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瞿秋白这样想着，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在张品成的小说《浮云止水》中，我注意到一个虚构的细节。瞿秋白临刑时，“有人过来蒙他的眼睛，他说：‘你别蒙，我要看着这一切离去，我要看着光明，我要光明。’”是的，瞿秋白到死都在追求光明，并希望把光明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为了探求道理，王阳明和瞿秋白都曾一度醉心于佛教。结果是，两人都认识到宗教本质上的空幻虚妄，并不能解决吃饭穿衣等等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王阳明回到了儒学这条正道，而瞿秋白，在坚持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的同时，更找到了共产主义这条大道。为了寻找到正道和大道，两人都付出了身患肺结核的代价。
瞿秋白又想起了当年王阳明在这赣闽粤边际剿匪的历史。其实，起先王阳明非但不肯就任南赣巡抚一职，还请求以旧职退休；后来朝廷没有同意，他只得服从上任。一个毫无打仗经验的书生，竟然要带兵作战，用自己老家的俗语说就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但王阳明不一样。当年他饱读兵书，并上书皇帝，大谈御边方略。朝廷让他剿匪平叛，这正好可以让他从纸上谈兵转到现场实战。这不仅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念。执干戈和做学问，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两者可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或许有人说，如果王阳明专心研究学问，不过问政事，不参与军事，他的学问会做得更大，成就会取得更大。此言差矣！他的学问的要义本身就是知行合一，你要让他关起门来钻进故纸堆搞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脱离实践、脱离现实、脱离社会，那他做的是什么学问呀？这样的学问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从内心来说，王阳明是不希望带兵打仗，毕竟战争是残酷的，是要死人的，有时还得搞阴谋诡计。但是，正是在打仗的实践中，他不断反思，感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从而更加致力于教化百姓唤醒良知的事业。
由王阳明，瞿秋白想到了自己。其实，自己一生都在践行王阳明的学说。明知自己并不合适做党的最高领导人，但自己没有推卸，还是勉为其难，马代牛耕。有人可能会替我可惜，说我多才多艺，像陈望道那样一心做学问多好，像梁实秋那样专心写文章搞翻译多好，甚至像鲁迅那样不加入某个党派用文学为武器与黑暗作斗争，用一支笔针砭救治麻木的国民，也不失为革命者。干嘛非要从事政治呢，干嘛非要走这么一条献身革命的不归路呢？
其实，他们还是不明白我的想法。从马克思那里，我认识到，幸福自由不是靠乞求就能获得的，必须靠暴力手段推翻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统治。这样，就得革命。革命，就会有流血，就会有牺牲，虽然革命并非一定得拿起枪杆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才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队伍。共产主义在苏俄由理论变为现实，更加坚定了我致力于共产主义人间化的实践。“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如果中途让我放弃革命，像原来同一阵营的不少人那样转向搞创作，做学问，我认为这是知与行的脱离。我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是为了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我搞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是为了传承先贤的“文以载道”，发挥文学的实际效用。正如我在《赤都心史》中所说，“一切一切的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的一理想的‘主义’”。这跟王阳明边搞学问边带兵打仗也是一样的道理。
国民党派人来劝降，搞不懂我一个被共产党抛弃的人为什么还这么“顽固”。据说，蒋某人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如果他真懂王阳明，他就应该懂我，而不要强迫我。如果有机会，我要告诉蒋某人：是良知，是可贵的良知告诉我，自己即使被共产党抛弃，也绝不可能投入你国民党的怀抱。
这样想着，瞿秋白感到内心一片光明和坦然。他吟咏起王阳明赴龙场驿时写的《龙冈漫兴五首》：“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三年之后，这个下令杀害瞿秋白的蒋某人，又将张学良将军囚禁于王阳明当年悟道的阳明洞，并在张学良居所对面的岩石上手书“知行合一”四个大字，意思是要他在圣人面前反躬自省。究竟谁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谁是虚伪的知行合一？历史老人笑而不答，一言不发。
八
李寻先生在《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文天祥》一文中剖析了文天祥不屈就义的内在动因。他借用西哲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来试图解释。该理论有两个核心要点：第一，形成国家的核心力量是某些英雄人物而不是全体人民；第二，构成国家最核心凝聚力的不是每个人个体生命所具有生存、安全与发展的需要，而是某种说不明白的先天存在的“理念”。李先生认为，文天祥正是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的化身，是“中国”这个“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在最后的时刻，人所面对的只能是赤裸裸的自我，人所能忠诚的也只能是自我！文天祥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王朝、不是未来的史书、也不是天下的苍生百姓，他只是忠诚于自己，而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理念’，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
张梦阳先生同样试图用西方哲学来解释瞿秋白的生命抉择。在《秋白囚室怀想》一文中，张先生从存在论视角解读《多余的话》，剖析瞿秋白。他引用刘再复先生的说法将存在论归结为“自己如何可能”六个字，亦即“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即康德所说的“认识如何可能”、“人类如何可能”的根柢性问题。“现代存在论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未知死，焉知生’。只有在死神面前，人的存在才能充分敞开。瞿秋白正是在坦然面对死亡的时刻，对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路的根柢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想说明三点。第一，无须“拿来”西哲的绝对理念和存在主义，完全可以借用国产的理论解释文天祥和瞿秋白的赴死动机，比如儒、道两家的道。事实上，绝对理念的重要源泉之一即老子的道。又比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第二，绝对理念论可能会影响和阻碍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天赋的道德意识，“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并非专属上天降生和钦定的少数人。这与孟子所云“人皆可以为尧舜”，文天祥所云“圣贤岂别一等天人为之”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绝对理念论无法解释，在注重对立斗争的西方文化环境中，很少出现文天祥、瞿秋白这类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人物；而在注重统一和谐的中华文化环境中，文天祥、瞿秋白这类人物却层出不穷，不胜枚举，甚至出现一门忠烈和五百义士这类延续性和群体性现象。但中国的道义说和良知说可以合理解释这点。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受到外部力量危害之时，只能依靠文天祥这样的个别或少数的英雄人物，那么早就随其他文明古国和民族一并消亡在历史的风尘中了。动作片演员吴京在谈到其自导自演的电影《战狼》时，比较了中国动作片与好莱坞动作片的一个重大差异。他认为，前者塑造的英雄“更多的是作为个体的展现”，而后者却是“在英雄个体的背后都好像站着一群活生生的有同样价值观的人，甚至是一个民族”。在观众的一般印象中，中国动作片里一个英雄的背后往往站着的是一群愚昧、麻木甚至丑恶的民众。中国导演对英雄的理解，可能源于中国古代戏曲里一个忠臣背后往往站着一群奸臣的惯有情节设定。这或许蒙蔽了中国导演的眼睛。的确，古代汉语词库中是有一个词叫孤忠。这个词本意是指忠贞自持、不求人体察的节操，后来却似乎被误解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往往只有一个人或者少数人为国为君忠诚，其他人或多数人选择了投降。这是不符合史实的。电影导演基于误解创作出来的英雄题材作品，自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如果是让我来拍文天祥和瞿秋白题材的电影，我将会用相当一部分戏份聚焦两人背后那群“活生生的有同样价值观的人”。因为，他们与主角一样，共同构成了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共同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九
穿过汀州试院后门，我走进长汀一中，想要寻找其前身——龙山书院。
无论是当年的书院还是今天的学校，每个初次入门的学子都要面临和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读书？或者换另外两种提法：读书有什么作用？书生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元军大举南侵时，主持朝政的谢太后曾提出过。她下诏责问那些“委印弃城”“接踵宵遁”的文臣武将：“平日读圣贤书，自负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对这一问题，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一文中流露出与老乡黄景仁“百无一用是书生”相同的看法。他自称开始只是想做个教员，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又说，“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这虽有点消极，但应视为激愤之语，显然不是瞿秋白真实的想法，更不符合其实际行动。
就这一问题，我随机询问了部分学生。答案不尽相同：或当官发财，或光宗耀祖，或报国济世，或修身养性……这些答案，不能说有错，有的甚至很正确、很标准，但我总觉得不满意，似乎流于表面，不够概括。
我试图寻找更接近实质的答案。
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选入韩愈《师说》一文。其开篇即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以传道为最根本目的，那么，学生自然以知道为最根本目的。那么，如何才能知道？学习，是一个重要途径。向谁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别人学习。古人特别注重后者。历代统治者通过立碑、塑像、建祠、旌表、作传等多种方式，树立各种各样贤能的典型模范，让学生和子民照样效仿。例如，孝道，有二十四孝；家教，有四大贤母；节义，有伯夷、叔齐；忠勇，有关羽、岳飞；诚信，有季布、韩信；廉洁，有杨震、包拯。等等。
这样看来，读书的根本目的似乎有了答案，那就是知道、学贤。那么，这样就行了吗？
如果对于道，只是知，停留于书本纸面，满足于懂得、了解层面；对于贤，只是学，停留于抄写、观展层面——然而，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自觉实践履行，依然是不够的。所以哲人非常重视强调躬身践行，主张将知道和行道、将学贤和做贤紧密结合起来。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读书的根本目的，不仅在知道，更在行道；不仅在学贤，更在做贤。简而言之，即知道行道、学贤做贤八个字。再简而言之，即知行学做四个字。这是我自认为接近本质的答案。据说，王阳明小时候问他的塾师：人生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塾师回答：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像你父亲一样做官。王阳明反驳道：不对，读书是为了做圣贤。看到这一记载，我不禁自语：吾与阳明先生也。
从文天祥和瞿秋白知行学做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理解两人作出的殊途同归的最终选择。
在文天祥所处的两宋时期，教学内容包括学术、道德、政事、文章、兵战等等，尤为注重道德范畴中的节义。《宋史》记载，文天祥年少时去庐陵学宫参观，看到乡贤祠里有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塑像，三人皆谥忠，非常高兴，羡慕不已，说：“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他自称“长读圣贤之书”“生平爱览忠臣传”“儿时爱读忠臣传”。虽然文天祥走的是“学而优则仕”这条常人所走的道路，但他胸中所装的绝不仅仅是如何做官、如何带兵这类政事、军事，还有更重要的仁义道德。《周易》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说的“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礼记》说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成为他立身的信条，“伊吕之贤，夷齐之贞，程婴之功，仲连之高，屈原之洁，诸葛之忠，终军之锐，范滂之操，苏武之节，越石之壮，祖逖之志，陶潜之真，少陵之心，胡杨之气”，成为他效仿的典型模范。《文天祥全集》卷首序言一语中的：“公之成仁取义，矢志于韦布弦诵之日。”
读书何用？文天祥多次用行动作了回答。其《言志》有云：“平生读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衣带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的效仿者郑思肖也提出“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并躬身作答。有人认为，像文天祥这样的人只是个例。但《宋史》说：“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用文天祥作为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反驳了社会上认为科举考试不能选拔出杰出人才的观点。当然，有人把最后一句理解成作者赞同“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即便如此，也是罔顾事实的。仅以文天祥同榜进士为例，除文天祥外，还出了谢枋得、陆秀夫两位忠节人物。如果算上以文天祥为师表模范的人物，恐怕难以计数。我坚持认为，直至今日，考试仍然是倡导读书、选拔人才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当我们在大肆挞伐科举考试、炮轰高考之时，邻国韩国却准备把科举制度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瞿秋白那个年代，学童接受的还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主要学习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儒家思想。母亲曾对他说：“读书能悟得其中的道理，才是真读书。”这让瞿秋白从小明白了读书的目的。读书，著书，成了他寻找出路的途径，改变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进入新学堂，瞿秋白对历史和文学尤感兴趣，曾在史书上写眉批痛诋投降清军的洪承畴。在北京求学谋生时，瞿秋白认识了李大钊，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以特约记者身份，亲临“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苏俄，认识到“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而共产主义正是最优的解决方案。回国后，瞿秋白又担负起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使命。可以说，“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英特纳雄奈尔”是瞿秋白身体力行、生死不渝的信仰。
文天祥和瞿秋白之知道行道，特别是关于国家、民族、党派及人类社会的信仰，至今具有启发意义。
“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这首《二王》诗，可以视为一篇诗体论文。文天祥与孛罗争论赵昰、赵昺二王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此诗中文天祥强调二王作为赵宋皇室后代，是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真龙天子，并断定蒙元异族对中原汉族的统治不会超过百年。论据有两个：一是五胡乱华虽然导致西晋灭亡，但司马睿衣冠南渡又建立了东晋；二是唐朝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叛乱，唐玄宗在郭子仪等贤臣良将的辅弼下最终平定了叛乱。虏运从来无百年，或源于隋人杨素《出塞二首·其一》：“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文天祥的这一论断，与郑思肖的“此地暂胡马”一样，皆源于诗人对异族的本质认识。他相信，斯文仁道的中原正统必将战胜野蛮不义的蛮夷异类。正如辛弃疾《美芹十论》所云：“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历史表明，文天祥寄望的二王没有重启宋祚，但元朝立国如果以忽必烈建国号为元算起，至至正二十八年明军攻下大都，从而结束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历经十个皇帝九十八个年头，正应验了文天祥的预言。诚如拒领元廷官帽的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所云：“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然，或许有人会举出有清一代历经二百七十多年的事例来反驳。其实，清朝的兴亡恰可以证明仁义至关重要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我相信，文天祥如果读到这句著名论断，他也会深以为然的，并引马克思为知音。时移世易，文天祥的国家和民族观念或许今天会被认为过时，但是他所坚守的道义永远不会过时，依然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全面抗战开始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引用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通过综合分析，得出中国人民一定会夺取抗战胜利这一观点，有力地批驳了投降主义论调。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文天祥等爱国民族英雄的道义观念，深深影响了我对当今世界走向的看法。如果承认“天道有常”的话，我十二万分地坚信，这个世界绝不可能由一个肆意侵略的霸权主义国家引领，无论其人才有多么顶尖，科技有多么发达，武器有多么先进。
文天祥没有学过马恩列斯的主义，他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孔孟程朱的主义。那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的瞿秋白，又是如何看待党派、看待人类社会的呢？在与劝降者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对话中，瞿秋白认为这个国家的出路不可能在对内专制极权、对外软弱投降的国民党身上，更不可能靠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来实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从已知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瞿秋白是正确的。尽管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我们依然有理由乐观地坚信，共产主义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途，就像瞿秋白初心所坚信的那样：“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是的，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依然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有人认为，瞿秋白的信仰源于东方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但更主要还是源于西方哲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对此，我不敢苟同。虽然瞿秋白曾宣称“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但也正如他自称的那样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从积极层面来看，这正体现了在他身上没有完全割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脐带。如果可以称量的话，我相信，瞿秋白胸中流淌的仁义道德的血液并不会比共产主义的血液更轻更少。事实上，两种血液在瞿秋白的胸中是交汇融通、合二为一的，分不清哪个是孔夫子的仁义道德，哪个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个健康、高尚的肌体，需要不断地注入两种血液。仁义道德血液的注入，不仅不会与共产主义的血液产生排斥反应，反而会使共产主义的血液更添生机和活力。有些共产党人，起初胸中不乏共产主义的血液，但后来经不住病毒的侵蚀，共产主义的血液渐渐减少，又没有仁义道德血液的流汇，于是骨骼渐至软化，心脏渐至衰竭。比如顾顺章、向忠发之流。单比较两人身上仁义道德的血液总量，两人加起来估计没有瞿秋白的零头之多。
文天祥和瞿秋白之学贤做贤，有相同的对象，其中就有被孔子认为“求仁而得仁”的伯夷、叔齐。
在江西被俘到大都被囚期间，文天祥多次用诗歌和行动表明效法夷齐绝食殉义、宁死不降的心志。夷齐饿死时作《采薇歌》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表达了作者鄙弃周朝、坚贞不屈的气节。文天祥也有两首和作《和夷齐西山歌》：“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吁嗟中国兮，宋祚非矣。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凤不至兮，德之衰矣。”他在诗中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表达效仿夷齐之志，如：“饥死真吾志”，“自觉伯夷隘”，“夷齐肯作稻粱谋”，“千古夷齐在一时”，“我爱西山饿死歌”，“面对西山已发惭”，“回首西山继绝尘”，“万古西山皎月悬”，“西山竟肌瘠”，“食粟已是西山羞”，“商亡正采薇”。在吞食樟脑丸自杀未成后，文天祥决定用行动效法夷齐。从抵达南安军的次日开始，文天祥即开始绝食，计划七日后刚好经过家乡时饿死。到达庐陵时，文天祥没有实现饿死首丘的愿望，决定还是恢复进食，继续活下去与敌人抗争，并伺机寻找脱逃的机会。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死法”。但据记载，在大都三四年，他始终不吃元朝的官饭，只吃寓居监狱附近的随从提供的饭食。虽然文天祥对劝降者说过“我惟欲得五事：曰剐，曰斩，曰锯，曰烹，曰投于大水中，惟不自杀耳”，未能以绝食形式结束生命，但其殉义行为还是贯彻了夷齐的根本精神。
在中学期间，瞿秋白写了一篇考试作文。文章不仅见解独到、分析透彻、语言生动，而且字迹工整、卷面清洁，引得阅者拍案叫绝，语文老师打了满分，校长追加了五分。文章的题目是《论伯夷叔齐》。我觉得这篇作文对瞿秋白的影响并不亚于那篇状元作文对文天祥的影响。虽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其主题应该是歌颂夷齐在首阳山不食周粟的气节。首阳山，被清人管同称为“饿乡”，得到瞿秋白的赞同并借来指称苏维埃俄国“俄乡”，成为其生命和灵魂的最终归宿。瞿秋白在考察苏俄归国所著《饿乡纪程》中说：“……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在瞿秋白心中，共产主义的苏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为了道义，为了精神，即使身体挨饿致死，也在所不惜，值得归依。这里，东方的忠诚节义与西方的共产主义在瞿秋白身上实现了无缝对接，我们又一次找到了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瞿秋白宁死也不放弃共产主义的深层思想根源。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今人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影响和师从文天祥的人物，从伯夷、叔齐到陈文卿、江万里，从谢枋得、郑思肖到张煌言、方以智，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今天，这种师道传统是否延续呢？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最近，上海一次小学生征文比赛，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孩子作文撒谎，根源到底在哪里？大多数人只从孩子身上找理由：或认为缺乏生活阅历，或认为匮乏想象力。但我认为，根源还在家长和老师身上。当家长和老师说做分离，表里不一，缺失诚信，弄虚作假，如何指望孩子能够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说真话，写真文？当站在高端讲台上的灵魂工程师，当手握教材编写大权的专家教授，当掌握网络神器的大威公知，都是满腹牢骚，满身戾气，满嘴炮仗，诋毁英雄，作贱文化，轻视传统，如何指望学生能够热爱国家，自信自强，坚守道义，担当光大传统文化的重任？恕我直言，当今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大师精英，其思想道德境界恐怕还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文天祥们。或许在教写作文之前，应该让孩子先看看文天祥、瞿秋白等贤人志士的作文是如何写成的，应该能够从中得到启示。今天，当我翻阅文天祥和瞿秋白用生命写就的试卷，不禁肃然起敬，感悟良多。人生从一出生开始就是一张白卷，时时处处都是考试，都要经历各种考验。我们应该走好每一秒每一步，千万不要走错。一旦留有污点，有形的试卷可以用橡皮擦和涂改液轻轻擦去，但无形的试卷却永远不能抹去。可叹世人只重视有形的试卷比如高考作文，却忽略了无形的试卷，认为只要答好有形的试卷就行。殊不知，无形的试卷决定你的整个人生。人生，不是看你纸面写得多么漂亮，关键看你是否践行。历史是最公正最无情的考官。在文天祥和瞿秋白的考卷上，历史老人毫不吝啬地打上了一百分；而在留梦炎、贾似道、顾顺章、向忠发的考卷上，历史老人毫不留情地打上了零分。更可悲者，有的甚至连考试的资格都被取消。比如留梦炎的后人。据说明朝科举时，凡是碰到姓留的考生，考官都会说：“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场。”考试还在继续，你想考多少分，请看看那些已经考完交卷的人。惭愧的是，回首人生，自己也曾做过涂改考试成绩这样的错事。现在，我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笔，心里却更加战战兢兢。
十
“龙山下，汀水滨，双柏树下聚群英……”这首长汀一中的校歌，把我带回双柏树下，让我又想到隆武帝。据顾炎武《明季三朝野史》记载，隆武帝在逃亡过程中“犹载书万余卷以从”。这种做法，或许是向宋朝开国皇帝致敬。相传赵匡胤带兵打仗时，经常用车装载书籍数千卷，以备行军途中随时学习。由此我又想到《余姚县志》的记载：寓居海盐的余姚人陈时，在清军攻陷海盐开始屠杀时，没有匆忙拔腿逃跑，而是不紧不慢地往袖子里塞书。是不是很迂腐可笑呢？在人们的心目中，腐儒形象大概就是这样了。但我却对两人陡生由衷的敬意。我们可以想象，在狭窄崎岖的小道上，隆武帝在随从簇拥下时而慌手慌脚地逃跑，时而摇头晃脑地读书，多么狼狈不堪，又多么令人感动！我相信他日夜捧读的，肯定是宣扬仁义道德的儒家经典；车马装载的，不仅是普通的书籍，更是一个国家振兴的火种，是一个国君担当的道义。他相信竹帛的光芒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他相信只要诗书仁义的火种还在，这个国家一定还有希望存续，哪怕国土沦丧殆尽，哪怕国君被逼绝路。陈时也是如此。他相信袖子里装塞的，不仅仅是书籍，还是一个读书人的责任和使命，是匡扶国家的秘笈和利器，甚至是整个天下，整个乾坤。他相信如果没有来自袖底的力量的支持，所谓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像是从袖底流出的空气。这两个“腐儒”面对危难是这样地充满信心，那么，他们的结局如何呢？在关于隆武帝的诸多死因中，我赫然看到了“绝食”二字。我猜测他在逃跑过程中反复歌吟的，或许有夷齐和文天祥的绝唱遗曲。而那个陈时呢？清兵认定他只是一个书呆子，哈哈大笑之后，放过了他转而去追杀别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书呆子却拍着清兵的肩膀，大喊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结果悲剧了，清兵怒而杀之。临死之前，他是否会因为说错一句话而后悔不已呢？我从文天祥的部下赵时赏那里找到了参考答案。在空坑一役中，赵时赏假冒文天祥，使后者得以逃脱。当时很多人被抓，他便对元兵说：“小小签厅官耳，执此何为？”因此放走了很多人。行刑时，刘洙多次辩解，赵时赏呵斥他说：“死耳，何必然？”于是文天祥的好几个随从都不能免难。
由隆武帝的载书和陈时的袖书，我联想到抗战烽火中围绕文化教育的较量：一方是日军大肆掳掠中国文化典籍；另一方是中国政府大举内迁教育机构。厦门大学就是在这时内迁长汀的。今天的长汀一中所在地，即是厦大校舍的一部分。当时内迁的不仅有饱读诗书的学者，还有一大捆一大捆或破旧或崭新的书籍。我想，厦大的迁书，和隆武帝的载书，甚至和陈时的袖书，本质大抵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传薪播火，使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得以延续。内迁期间，学校以“教育救国”“读书救国”为办学思想，“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成为师生共识，这是对读书何用的极好诠释。当时不少学生在室内贴满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在这个非常时期，学贤做贤有了极为集中、明确的对象。如今，时代不同了，但那时的办学思想依然具有启迪作用。我深信，只要书种没有断绝，仁义没有断绝，文化没有断绝，一以贯之，薪火相传，绵延迁衍，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永远不会灭亡！显然，这种自信，源于我近四十年来知行学做的人生历程。
由双忠庙纪晓岚的对联，我又想到一副对联：“无饷又无援，临淮张乐，彭城拥兵，叹偏隅坐困将才，自古英雄干众忌；能文斯能武，操笔成章，诵书应口，幸试院近依公庙，至今灵爽牗诸生。”此联为清人黄体芳督学江苏时题写于江阴张睢阳庙。我揣测，在全国各地，书院试院比邻名贤祠庙，或者名贤祠庙比邻书院试院，很可能是特意安排。由此，我得到了纪晓岚那副谜一样对联的“正解”：读书的目的，并非仅仅在学习文章辞藻考取功名，更重要的是学习前贤的道德品质。就像武侯祠、双忠庙这些祠庙里的苍松劲柏，永葆常青，永不变色；就像熊纬、赖垓这样的忠臣良将，一心报国，至死不渝。
站在双柏树下，我忽然有个建议：重建双忠庙。不仅如此，还有必要重建文丞相祠、王文成公祠，还有那座文天祥实现“俎豆其间”誓愿的庐陵学宫。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庐陵学宫旧址还有许多古代建筑和参天古柏。而今这里成为市政府办公地，古建、古柏早已荡然无存，连残砖断瓦和枯枝朽木也没有留下。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结尾说道。豆腐，这种清白之物，是最柔软的，也是最坚硬的。它和文天祥、瞿秋白笔下的梅花一样，和于谦笔下的石灰一样，都被视为某种充塞天地的精神的化身。这种东西是光照千古、永不磨灭的。
离开长汀，我写了一首咏豆腐的诗：“经刀身可碎，化腐性难更。不是千回磨，安知彻骨清。”
坚持早起晨跑第31天，参加简书无戒90天三期训练营第3天，完成本日更文第2篇、系列长篇散文《古道照颜色》第1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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