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或存《九型诸子》之诸子教我的事
《墨子·公输》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
墨子此行救宋国，跟他自身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纯粹出于他的非攻理念。因《墨子·公输》文末写道：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墨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由《墨子·贵义》的一则对话可见：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
“义”对于墨子来说，是个重要的概念。《墨子·经上》如是说：
义，利也。
“利”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利”，《墨子·尚同上》说：
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
梁启超《墨子学案》说：“这两句话墨子书中讲得最多。（《天志篇》《辞过篇》《兼爱篇》皆有）其实只是‘交相利’三个字的解释。”
为什么墨家要讲求“兼相爱，交相利”呢？因为只是“仁爱”并不够，而要做到“兼爱”；有余力、余财，不应就此休息，而要继续为大家分担、分享。墨子的这种学说，本质上应是出于对“怠惰”的反对。比如“非命”的主张，在《史记·周本纪》中商纣王面对谏言时说“不有天命乎”，最终亡国，这在《墨子·非命》中就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文中罗列说：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今也农夫之所以……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今也妇人之所以……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如果说墨家反对“怠惰”，那么他们提倡的，则是“正确行动”。比如“非攻”就是一种“正确行动”，因为战争“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墨子·非攻下》）。墨家的学说和“义”“利”挂钩，而这两者要克服“怠惰”来达到，而“正确行动”也源于此。比如“非乐”的主张如今看来有点莫名其妙，其根源不过在于反对“怠惰”而已。
“节用”“节葬”的主张，即是反“怠惰”而形成的“正确行动”。至于墨家“天志”的主张，则在于为“正确行动”提供了一个假想的终极来源。纵观墨家学说，基本都具备这两点意识。
墨家是极注重“正确行动”的，所以梁启超说：“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唯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而墨子的“实行”，是以“义”“利”为导向的行动。
墨家教我的事，在于从对安于现状的克服，到知行合一的实行，这就是从怠惰到正确行动。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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