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释义：君子看重的是道义，而小人看重的却是利益。当遇到问题，或者面临选择，君子会首先以道义的标准去衡量，最后做出选择；而小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获利，这是君子和小人思考问题或者做选择的时候的最大区别。
“义”和“利”是中国人进行道德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人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在生活中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取舍态度，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孔子明确提出“重义轻利”的理论。“重义轻利”既承认个人物欲的“利”，又强调代表利公利他精神的“义”，主张义利的统一。
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
意为：“义”和“利”相比，“义”更高，“义”应该是主导，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利”应该服从“义”, “见得思义”, “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一个人面对利益的时候，要先进行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再确定取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品性方面的偏差。
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
意为一个人对错事、坏事感到羞耻、憎恶，就是义的发端。羞恶之心是我们道德意识的萌芽，是道义的开始。我们不仅要做到保持羞恶之心，还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不断修炼自己的心智和品行，自觉追求礼义仁智，在孟子看来，义内在于我们的心智中，是由我们内在正义之心不断地积聚、生发而形成的，而不是有一个外在的义占据我们的心灵，束缚我们头脑，产生了主导。
在现今的发达的经济社会，我们必须有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要对利益有追求才能谋求更多的发展。但是追求利益应该一切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为什么？因为欲壑难填是人的弱点，从古至今，人没有不爱财慕富、贪图荣华的，很多人往往在位高权重的时候被眼前微小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其中可能隐藏的大灾祸；还有许多人只见利而不见害，最后导致毁了美好的前程。所以，古圣贤认为，做人要以“不贪”二字为修身之宝，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物欲，以公心大义凛然地度过一生。正如孟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衔育着“直、义、道”等等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发展了“义利观”，进一步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义”、“利”的阐述，也就是说，人必须以公利为出发点，不能为私欲所蔽。
曾国藩是一代名儒，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浸淫，他继承了孟子的学说，认为“凡事非气不举，不刚不济”。这种“气”中就包含着以国家大义为己任，为国尽忠的浩然之风，他一生廉洁自律，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这在贪污受贿成风、卖官鬻爵的腐败的清朝不能不算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能招来乡土的豪杰人才。
曾国藩曾对“气”做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
“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谦于心。欲求行谦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语，为之疏解。
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后来，他又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
正因为曾国藩以公利心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所以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
“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曾国藩的信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奉行儒家传统忠义、公利思想的体现。这实在是很难得。
的确，为人处事只要心中有道义、有原则，以公利心为出发点，就会在行为上约束自己。所以，我们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任何时候，都应该“利”服从“义”，克私制私，这样才能做到凡事问心无愧，前途坦荡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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