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哥来信，告诉我现有推荐上大学制度将取消，马上要恢复高考，希望我积极准备，争取去试试。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一重磅新闻，这无疑为我重返城市提供了极好机遇
为什么提重返城市？这得从“火红的”大跃进年代说起。
1958年，从事理发工作的父亲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为农民兄弟服务。随即卖掉城市住房放弃城市户口，带领全家（包括出生不久的妹妹）来到刚成立的涂山人民公社，在公社理发室继续从事理发工作。过去住家在南岸弹子石胜利街，离现在农村住家弹子石大石坝不远，20分钟左右路程，但在当时城乡二元化结构下，我们的身份地位却发生了本质变化，由人人羡慕的城里人变成被社会歧视的农村人，真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亲属及街坊邻居对我父亲这一选择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后来，随着公社食堂的停办，医务室、理发室也相继撤销，我父亲一个人继续留守公社理发室，划入新兴大队大石坝生产队。这时我父亲向公社提出请求，想把我们全家由农业户口转为农村居民户口，但是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公社一级没有这个权限。
到农村的路很宽广，回城的路很艰难。那时农村人要成为城市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通过读书考大学中专，二是男性参军后在部队入党提干或转志愿兵，女性找有职务的军人，到一定年限当随军家属，只是这两条路极少人能走通。1964和1965年，我的大哥、二哥通过读书考大学中专成功实现重返城市愿望。我就很不幸，1966年小学毕业，遇上文革爆发，阻断了通过读书重返城市的途径。
1967年2月，我正式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每天4个工分，11年农民生活由此开始。因为两位哥哥在外工作，农村中的少数青年去修襄渝铁路、到社办企业、集体组织到工厂做临时工等均与我无缘，这些好事首先要照顾纯农户，更不用说被推荐读书了。
在农村期间，除参加农业劳动外，还做过上街挑粪、为建筑工地挑河沙、为牛奶场割草和背干草，收潲水养猪，种自留地、拾煤渣等繁重体力劳动。这些繁重体力劳动不仅造成了我腰椎严重损伤，加之心理压力还使我头发全部掉光，现在的头发都是后来重新长出来的。辛勤劳动里最值得一提的收获是自留地糯包谷（玉米）种得好，每年除满足吃、卖嫩包谷外，还能收获几十斤老糯包谷米，用来春节推糯包谷汤元，亲朋邻居们都夸很好吃，与糯米汤元没啥差别。
1969年4月，重庆新三届（原小学66、67、68三届）适龄生进入初中，超龄生则享受不下乡留在城里安排工作的待遇（这三届城市户口学生根据出生年月划分为超龄生和适龄生）。农村户口学生没有年龄划分，是否入学完全根据自愿。我在城市应属超龄生，现为农村户口就可入学。我从较远一所中学转到离家较近位于弹子石野猫溪的重庆38中，那时只有半天上学，农村学生可以不参加学工学农，这样，除半天上学外我就在生产队挣工分，从未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
1971年3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重庆各中学招工，城里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农村学生都不能去建设兵团。初中半天学习生活就此结束，学校没发任何学习凭证，以至这批城市学生在文革结束后通过双补才被承认初中学历。农村学生无须动员，自行回乡。
初中学习虽然不正常，但于我而言却非常重要，使我后来报考大学有了底气。而且初中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也令我终生难忘：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谢德远，重师数学系毕业，我的数学基础得益于他。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敢于在课堂上给学生宣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有限时间里给学生讲解数学知识并布置、批改作业。后来听说谢老师调到大渡口区的钢花中学，仍是优秀数学老师。
语文老师王永芳，南充师院（现西华大学）1964年中文系毕业，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我特好，经常给我单独讲解课文，后调到北京与清华大学毕业的丈夫团聚。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刘云理，是很有个性的中年老师，思想敏锐，语言犀利，学生都喜欢听她讲课，可惜她丈夫被划为右派。恢复高考后，刘老师的几个子女都考上重点大学。
经历多年农村磨难的我，突然得知要恢复高考，甭提多高兴了。高兴之余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复习？消息来得突然，教材紧缺，没有复习资料，时间紧，离高考仅一个月。语文、政治、史地全靠基础及平时知识积累。
我从小喜欢读书，文革前读小说。文革期间在生产队劳动，雨天不出工就在家看书，主要阅读的书有：（1）、毛选1—4卷及毛主席诗词，毛选及毛主席诗词每篇后面的“注释”很重要，可以说是精典资料。（2）、1964年我大哥在兰州买了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寄回家送给我们。通过字典不仅可以认识很多字，还可以从字典后面学到很多知识，如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的中国历史朝代顺序（高考恰好考了朝代的填空题），现在的新华字典已没有这一知识信息；世界各大州所属各国的人口、面积、首都资料；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面积、省会城市；计量单位和化学元素等，这些知识点现在的新华字典都已保留。（3）、两个哥哥过去读书时的教材和妹妹读书教材都是平时阅读资料；（4）、生产队订的报纸送到我家（理发室），每天有报纸看。还有喜欢听我父亲讲他过去坐茶馆时所听的评书，这些评书多为历史故事。
这样我的文史知识还有点基础，重难点仍在数学。对我来说数学不是复习而是重新学习，我利用妹妹（高76级学生）保留的数学教材，一周学一册，先看书中例题，然后再做习题，把不会做的习题集中起来，每周用两个晚上去本生产队tong好友家，请她的丈夫为我讲解。tong好友丈夫数学特别好，高考时因家庭成分不好被调配到西宁铁道学院，三年大饥荒时学校解散，回到重庆进入粮食公司弹子石粮站，专管涂山公社的粮食关系，用现在话说是很有权的。我二哥初中数学很好，他在家时也为我解答疑难题，另外我大哥在北京做好一些数学题寄给我学习。我学习数学的原则是看得懂听得懂的内容多花时间学，既看不懂又听不懂的内容坚决放弃，绝不浪费宝贵时间。如初三几何“圆”就放弃了，高一解析几何要好学一些，毫不犹豫地坚决学，也到此为止，再不往前学了。
高考报名是在公社，由当时的社教工作团负责。我家离公社所在地很近，报名时被告之我这样的学历只能报考中专，我很着急地告诉他们，中专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我已超龄没有资格报考，只能报大学。社教工作团的人很负责，立即打电话问区招办，回复是只要本人通过自学达到同等学历可以报名，我报的文科，报名费5角钱。报名后就填志愿，重点和普通院校各填报三所，记得普通院校第一志愿填的是重师，第二志愿填的是重庆三师高师政教专业，最后志愿填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改为师专），那时的心愿是无论学校好差，只要能跳出农村就行。
报名后，高考目标已公开，就不怕别人嘲笑，我正式停工复习。1977年12月9日下午去11中看考场，只见人山人海，考生太多，老少都有，这是10年来好多届学生的累积哟。南岸区只设11中一个考场，全区考生都集中到11中考试，一直保持到现在（高职考试除外）。
考试后感觉除数学外其余学科还可以，特别是史地考完出来很多考生都在说有道填空题“三国时谁率领船队到达夷州（今台湾）”很难，填郑成功的已不错，起码知道历史上有这个人，绝大多数考生乱填或空起不填，只有极少数考生正确填“卫温”，我就属于极少数之一。能回答正确纯属幸运，我表妹是白沙沱83中高75级学生，来参加高考住在我家，她有点油印复习资料，资料里恰好有这个知识点，我们共同复习时就记下了。数学花费时间精力最多，却考得最不满意。数学试卷发下来后首先通览一遍，第一题8分送分题首先认真完成，有几道初三几何题占分比重大，因做不来，只写了个“解”，后面打个冒号。其余的题按先易后难原则做，每道题都去摸一下，根据自己所学知识的理解，能解几步算几步。最后一道压轴题是解析几何，因复习时学过，仍做了几个步骤。除第一题明确做对了外，其余题虽然做了但对与否不得而知。入学后听同学们谈到高考数学成绩才知到我的数学成绩还过得去。
1978年初某日中午，公社广播站播出了体检通知名单，连续播放几遍，当听到自己名字时，我心中的高兴就不摆了。那时每家农户都安装了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播3次，农民靠收听广播获取消息。亲友们听到广播后相互转告，来家祝贺。体检在上新街区二院进行，无大恙，只是有点心动过速。
春节后，一些大学通知书陆续发出，我迟迟没收到通知书很是焦急，家人的安慰丝毫没减轻心理压力。直到3月某日下午刚出工，我和女社员们在地里给春莲白除草，一年轻邻居抱着小孩来到地里，隔着老远就喊：“方碧，通知书来了！”大家听了立即放下手中锄头一阵欢呼，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随即我拿起锄头领着女社员们来到我家，把通知书拿给大家看，录取我的是所填报第二志愿重庆三师高师政教专业。这时我妈妈烧好开水让大家喝，满满坐一大屋子人喝着白开水开心地笑，高兴极了，要知道平时是喝冷水哟。这天下午大家耍了半天，生产队长同意照记工分，这算是我带给大家的好处吧。
接下来就是我的xia好友督促队长尽快召开队委会给我写鉴定，xia好友是初68级的，她父女俩都是队委会成员，由xia好友执笔，本人从来表现很好，鉴定那是没得说的。生产队没有公章，只负责写鉴定，盖公章要找大队。这时xia好友又陪我去大队书记家，书记是位年轻退伍军人，很高兴祝贺我，夸奖我为大队争了光，那是当然的。据资料统计，77级报考人数570多万，首批录取21万，后扩招6万，共录取27万，我是首批录取的21万人之一；那年全公社184人报名，只录取了4人，其中有3人是高66级学生且是公社民办中学教师，仅我是纯农民且是以文革时期不正常的初中学习经历考上大学，真的是争光了！
迁移户口和办粮食关系我都没跑路，迁移户口是wan好友帮我办的，她丈夫是公社的公安户藉；粮食关系是tong好友帮我办的，她丈夫辅导我数学，本应我感谢他们，结果反而是他们请我吃饭，送我笔记本。tong的丈夫因辅导我考上大学而名气陡增，不久被提为弹子石粮站站长（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准备就绪，入学时间已到，二哥和大嫂送我去学校，位于九龙坡区二塘七公里的学校（现为重庆交大）这么近，还要在南岸海棠溪转车，可见当时交通的落后。大嫂有一同事家住六公里成都军区后勤仓库，我们去那儿稍事停留后才去学校报到，我算报到较晚的。
入学后，才知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同学中有名人高干、高级技术人才之后代，干部子女也不在少数；爱好文学写作、书法绘画、体育、音乐、戏曲等的同学比比皆是，而我没有任何特长，各方面与同学们的差距都很大。同时，很多同学都在抱怨没填报这个学校和专业，觉得被录取很吃亏，没有我这么高兴。初步了解情况后，我不再兴奋，冷静下来想想今后该如何做，回答只有一个：唯有继续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读书做事，方能在新环境里立足。在后来几十年工作生活中我继续坚持了这一理念，现在想来这是正确的。
从1967年2月回到生产队务农，到1978年3月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整整当了11年农民，至此终于告别农村生活，开始进入新的生活领域。
原政教专业77级1班胡方碧
2018年3月28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