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很多古代诗人的苦闷与写诗的不易，比如以下：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现在读《我们时代的诗人》亦深深感叹现代诗人的处境之艰与创作之苦，他们真的是将苦难化作了诗篇。
我们时代的诗人
诗人昌耀说：我只想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昌耀属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开始出道的那代诗人，诗歌写作的年龄仅比共和国的年龄稍小一点点。
他忠诚地执守于体制里那个他衷心热爱的诗人岗位，然而随着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昌耀渐渐沦入了此生的噩梦。
他被送到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被押解到看守所“管制三年，送去劳教”、甚至劳教期满，仍然被强制劳动——后来法院觉得出错，对其劳教发出了“原判不当，故予撤销”的文书，但体制却周转不灵地还是把他当成一个被劳教者，予以重体力劳动惩罚，直到1979年。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尽管处于被监督劳动、囚禁、劳改、苦役和流放的状态，昌耀依然在写诗。据说某次枪口下的苦役，石料砸得他当场昏过去，苏醒后发现管教人员正指挥人抬他去急救，他吼叫着宁死不从。
他说“感到再也吃不消……不如死去”。这种精神和情感的幻灭令人震惊，然而他仍坚持着用诗歌“说话”的权利。
他在临终前不久的一次答记者问，回顾其劳改经历时说到，“我到了生活最底层，那个时候，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我感到我有很多东西要说要写，要写出我对生活的感受。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在本子上，因为我不是为当诗人。”
不是为当诗人！也就是说，他已经打算不为完成任务而创作了，他接下来的诗所诉说的将是个人对生活、命运、现实的感受。而正是这种个体生命的觉醒催生出了更打动人心的诗篇。
关于诗人昌耀的一切，了解越多越只能报以悲凉的叹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太过戏剧化，太具时代历史和个人境遇的象征寓意……他的命运创伤不时引发一阵阵剧痛，在这剧痛里，他一面苦苦挣扎，一面进行着诗歌创作。
昌耀诗歌写作的核心，正是这样的创伤剧痛。“世界到处都是既定的血与既定的杀机。承认或习惯于这一事实也许可以减轻内心煎熬的痛苦。
这就是说，我们默认双料的自我既是潜在的罪人也是潜在的牺牲。不胜唏嘘。”他在1997年写的《挽一个树懒似的小人物并自挽》中如是说。
2000年3月23日早晨，趁着看护人下楼为他买牛奶的时机，昌耀从三楼病房的阳台跳下。奄奄一息的他以肢体强烈地排斥抗争，拒绝被抢救……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离开人世。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却并不被很多人所知。其寓言似的一生，为他的诗歌提供了绝佳的注释。
而当接着读“郭路生是谁”时，尽管对那个年代捉弄个人命运的力量之大感到惊诧、惶惑，却让人渐渐失去了理解的耐心。
诚然，诗人仍然是苦闷不堪的，曾经的“接班人”瞬间失势，他用诗歌表达疼痛、苦恼、茫然和被抛弃的绝望，同时又决不放弃“相信未来”和“再出发”。这种看似矛盾的两股力量共存，使得其创作更有张力。然而创作主体——诗人却陷入了精神分裂状态。
他们为什么要写诗？因为他们要抒发胸中郁积的块垒。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因为我们在充满悲欢离合的诗词中看到了自己。也许不仅看到了自己同他人、同宇宙的联系，更看到了某些荒唐、怪诞的影响命运之因素。
悲观一点说来，这些扰动我们命运的因素不是我们想避免就能避免的。所以，看到昌耀最后的选择，后人亦只能表示理解和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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