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我宁可沉默。
保罗•那托儿这麽说，伽达默尔这么做。在《自传》中，伽达默尔没这么讲自己的哲学，倒是把自己同学、同事、朋友和老师，挨个夸了一遍。“德不孤，必有邻”，草原难存孤木，没有同道的切磋补益，所谓学术的发展也是空谈。伽达默尔极重视学术讨论，要理解他，必须要理解和他讨论的人，以及他对这些人的理解和评价。对自己，他是沉默的，但对他人的言说又打破了他的沉默，所以这《自传》形式特别，却也名副其实。
他讲的最多的自然是自己的老师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思的漫游让人痴迷：只有同行的人才知道，这是条路。不过让伽达默尔感到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不想同行，而想事先就知道去哪儿，甚至更知道应该去哪儿，这些人出了给海德格尔贴标签外别无兴趣。但有两件事对每个人来说无可否认：与海德格尔相比没有人想他考虑的那么深远，是人们明白了人类历史终止于今天的技术文明；要为直接从希腊思想中充分理解建立起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大地主宰（思想）而奋斗。没有人敢从不合传统概念这块摇摇晃晃的土地上第一次将其他文化特别是亚洲文化的人类经验从远方作为我们自己经验的可能性呈现出来。
1938年，伽达默尔到莱比锡大学任教，二战中学校归德国人管，战后美国人占领了一段时间，很快又移交到俄国人手里。看看德国人、俄国人的做法，再对照我们如何办大学，知道果然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儿。在德国人治下，学术报告几乎都是迎合政治的做戏，甚至说政治宣传都有抬举之嫌，而是十足的宣传鼓噪。而在许多领域，恐怖行为成为国家权力的时尚，这种时尚甚至扎根在市民的自觉意识中。组织搞各种活动，冬援活动、与堕落作斗争、星期天会战，教授也要列队集合，接受小市民气的冲锋队员监控下的操练。
俄国人的节目是先引进一个“民主”阶段，然后再准备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完全的民主当然行不通，选举方式就是政治“可靠性”的鼓掌通过。大学搞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推行社会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在调整过程，在学生的录取方面，下层阶级的子弟要优先考虑，还要尽可能多地赶走教授和助教，办法很简单，托管法要求，只要是国社党分子，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嫌疑就解聘。一位教授在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俄国人便不得不暂时解除了他的职务。“纳粹干过的事，现在又重现了”。还有个工人大学生问题，没有收到足够中学教育就从工厂直接送到大学，到了大学之后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再勤奋，开始的时候还是跟不上，而他们身上的失败感一旦有所“反应”就给学校带来了麻烦。
教学中碰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在一些大学生头脑中扎根，染上了两极思维的习气，讨论班的讨论也染上了教条主义的气息。伽达默尔认为，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总有那么一些口味相近的教条主义者，对本真的教与学而言，事实上这些人只比傻瓜略强一些而已”。伽达默尔认为，大学本应是国家为自由研究提供的一个场所，但俄国人的科学政策不是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条块分割的形形色色的学术机构。
我们不但是苏俄的兄弟，还是纳粹的近亲！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陈春文译：《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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