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名夷吾，字仲，破落贵族出身，《史记·管晏列传》说他是“颍上人”。人们一般认为“颍上”就是当时宋国的慎邑（今安徽阜阳颍上县西北），但“颍上”作为行政区划的名字是晚到隋大业二年（606年）才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司马迁所说的“颍上”更可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政区名词，因而我们只能说他是颍河边上的人，至于具体的地点却不宜轻下断言。
管仲早年穷困，经过商、出过仕、从过军，后来又辅佐过齐釐（xī）公的儿子公子纠，既接触过社会底层也接触过公卿贵族，阅历相当丰富。这些阅历使他比那些经历比较单一的人，尤其是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要更了解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的务实理念。
这个理念主张优先发展经济，承认人首先要丰衣足食，然后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指出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道德才能真正达成国治民安，从而使得礼义廉耻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变得接地气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他担任齐相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都非常务实，绝无虚文虚礼。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主要是管仲的功劳。
管仲就任齐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定民之居”。他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称之为“四民”，并让他们按各自的职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就是《国语·齐语》所说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这里的“闲燕”是指清净的地方，类似于今天高档社区的意思，跟“官府”、“市井”一样位于城内，“田野”则是指城外的近郊，都属于“国”的范围，远郊则属于“鄙”。
管仲“定民之居”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成民之事”，也就是通过同业聚居，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达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效果，从而提高各个行业的专业技能和生产水平。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管仲的这个政策显然是侵犯了人们的择业自由，但在那个年代这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奴隶制在此之前已经有效运行了数百上千年，搞得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那一套。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几乎是本能的就会承认子承父业的合理性，即使杰出如管仲也难免如此。
“定民之居”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使民政和军政互为表里、合而为一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民政方面，管仲把“国”分为二十一个乡，每乡两千家，其中“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由齐桓公和大夫高傒（xī）、国懿仲各领“士农之乡”五个，称为“三其国”；他还把“鄙”分为五个属，每属十个县、三十个乡、九万家，称为“五其鄙”。这样算来，人称大国的齐国当时也不过才有民户四十九万二千家，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口。
“三其国而五其鄙”是除了《周礼·地官》的乡、遂制度之外，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编户制度，对我国后世的户籍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说这是“昔者圣王”的办法，似乎表明他的确是借鉴了西周的成法，但由于《周礼》其实也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所以很难说到底是管仲借鉴了“周礼”，还是《周礼》借鉴了管仲，也不知道他说的圣王是不是真有其人其事。
其实，国乡两千家、鄙乡三千家这种划分，完全可以肯定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齐国的民户数量不可能正好是个整数，也不可能均匀分布，势必造成不能严格按规定数量进行划分的情况，而且由于分家或者绝嗣、逃亡等原因，划好了的各乡民户数量也一定会发生变动，所以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只能大概保证每个乡的民户数量满足规定要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在局部做一些微调之外，只能听任规定被打破。
然后在军政方面，管仲规定，“鄙”和“工商之乡”没有兵役义务，“士农之乡”则每家出一个人当兵。士本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农的主体则主要是士的小宗，可见管仲的这一政策还带有很浓郁的重视血缘和出身的传统特色，也不能说没有对“鄙”和“工商之乡”的歧视。这一方面说明士农工商的次序绝不是随意排定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战争烈度还不够大，用不着做全民动员。
“士农之乡”共有十五个，每乡两千家，这样，齐国共有常备军三万人，也由齐桓公和国子、高子按所领之乡分别统帅，称之为“三军”。“春以蒐（sōu）振旅，秋以狝（xiǎn）治兵”，也就是借春秋两季田猎的机会进行训练。
蒐和狝都会动用大量的人员参加，是当时各诸侯的例行公事，所以虽然你领了那么多人出城，但你是真打猎还是真练兵，如果不加留意，还真的不太好分辨。这说明管仲的“作内政而寄军令”是为了迷惑其他诸侯国，避免搞军备竞赛。他对齐桓公解释说：“咱们要是扩军备战，别的大国也会扩军备战，小国没有实力扩军，但也会加强守备，这样就增加了咱们称霸的难度，很难迅速达到目的，因此扩军备战这事一定要做的隐秘。”他可真够精明的。
另外，管仲认为“作内政而寄军令”和“定民之居”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好处，那便是“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大概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最早表述。
这个说法有点扯。即使是真的父子兄弟也难免有矛盾，何况仅仅是邻居呢？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并不能确保彼此之间毫无矛盾，如果世界上的事情真这么简单还好了呢！所以，如果要寻找后来齐国军队战斗力强悍的原因，与其相信是由于“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不如相信是因为能够经常在一起“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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