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汪曾祺谈写作
在不久前的举行的“圣陶杯”第七届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勇作了题为《审美阅读从语言开始》的主题发言，其中谈到汪曾祺对语言和写作的一些看法和理解，我颇为赞同也很受启发，因此会议结束，返回西安之后，我比以前更留意自己喜欢的当代名家对写作以及语言的看法，因为那是打开他们作品的一把钥匙，是审美阅读登堂入室的必经之所。
重温经典：汪曾祺谈写作
汪老曾说：
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文学语言也是这样，句与句，要相互映带，相互顾盼。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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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吾文如万斛泉源”。
沈先生讲创作，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写”。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感情要随时和任务贴得很紧，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不能离开人物，自己去抒情，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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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宋儒的一些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生意满”，故可欣喜，“苦人多”，应该同情。我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我对他们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我觉得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会是一回事。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绝不会像西方文学一样，除非你侨居外国多年，用外国话思维。
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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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但是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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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主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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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至少把每一段想好，不要写一句想一句。
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
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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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的作品，我特别喜欢。记得还是学生时代，大约是在《小说月报》上初读他的小说《受戒》，叙事方式和语言很打动人，我反复琢磨，爱不释手，颇受震动。后来工作之初，就买了《汪曾祺小说选》《汪曾祺散文作品选》，这一篇汪老谈写作和语言的文章也能启发许多同道中人，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去探索母语创造性表达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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