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辩难。
五四前后，胡适和梁漱溟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部光芒四射的著作，沉寂多时的学术界，因此变得沸沸扬扬，很是热闹了一番。虽说就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而言，两书均够不上第一流的上乘之作，但由于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一改以往的陈词滥调，所讨论的又是人人心中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即分别再版了15次和8次之多，吸引了一批关注文化问题的学人批评、商讨的兴趣，构成本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颇具魅力的一道景观。在众多的批评文字中，胡梁（漱溟）之间与梁（启超）胡之间的论辩，最具有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典型意义。
（一）批评与回应
众所周知，《文学改良当议》（1917.1）的发表使胡适“暴得大名”，而《大纲》（1919.2）的出版，就直接把胡适推上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最上层，并拉开了胡适时代的序幕。当胡适的光环普照学术界时，梁启超难免产生某种失落感。胡著出版后，梁抓住一切机会与胡适唱“对台戏”，并早就有作文批评的想法，只是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而被一再耽搁下来。整整三年后（1922年3月），他终于按捺不住，欣然接受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在北大第三院礼堂做公开讲演，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或许是感觉来者不善，胡适遂放下面子，打点起精神，亲自到演讲会场，聆听梁的教诲，并针对梁的疑问一一作答。新老学界泰斗之间的学术对话，恰似一出串通好了的双簧，让在座的听众兴奋不已。从当时的讲学效果看，梁的批评无意中替胡著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梁启超在讲演中，首先对胡著恭维了几句，他特别推崇胡适讲的墨子和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从“知识论”方面入手来观察中国古代哲学，也“很站的住”，是“空前创作”。“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接着他声明，批评与介绍是不同的，批评的要务在于对原书要“别有贡献”。
梁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思想的来源抹杀的太过了”。胡适声言“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大纲》撇开夏、商、周三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不免让人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大纲》疑古太过，凡所怀疑的书决不征引，只得拿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的《诗经》的资料做惟一的时代背景，这“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能做现在的背景吗”？
（3）从老子讲起是不对的，因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
（4）以“知识论”来讲孔子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因为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第三的位置。孔子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做到“我的思想行为与我的生命融合为一”及“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孔子的“学”，并非如《大纲》所言“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而是“活动”和“体验”。
（5）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这是厚诬了孔子，是对孔子人格的不敬。
（6）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庄子和孔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是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
（7）总说一句，“这部书将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梁胡之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公开论辩仅此一次，自然难以消除意见分歧。胡适数十年后，虽然对旧著中的个别观点表示了忏悔，但在总体上一直是引以自豪的。梁启超特别对胡适治学方法的普遍适应性表示质疑。胡适对孔子儒学的无知更使他诧异，至于胡适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态度，更难以引为同调。说到底，梁胡是两种类型的学问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时期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二）思想史著作的学术观照
论读书的多少，胡适远不及此前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旧学根柢，思想深度，哲学修养，学术水准等方面，均属中等水平，并不高明，远逊于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同辈、先辈学者，甚至不能与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后辈相比拟。胡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当然也难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哲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劈山开路的思想家。
胡著在学术发现和学术创造方面并无过人处，何以能赢得羊国性声誉呢？蔡元培曾概括出该书的四个显著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杰斯各家方法论立场，“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对老、孔以后的诸子学一律平等看待；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递次演进的脉络。“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总之《大纲》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一改过去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的成例。很显然，胡著的成功，就在于一个“新”字，其功用是解放人心，并白学术史的解放波及至思想史的解放。在五四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对《大纲》思想解放意义的企盼，远甚于对其学术价值的追问。
对相对于五四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胡著有着浓烈的“异端”色彩。他的方法论以及对待旧学的理性批判态度，为传统学者所不容。
胡适的同辈学者和后辈学人，主要得从胡著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上凸显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而很少在观点内容和枝节末叶处纠缠。这是与《大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相符合的。而作为前辈学者的梁启超却避重就轻，似乎对胡著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意识不感兴趣，他采取了另外一条学术批评的进路，从“侧翼”搜寻攻击目标。一般说来，这也无可厚非，但对于《大纲》这样一部特殊时期的特殊著作，终究有些不得要领，且稍嫌苛刻。
梁对胡著的批评多限于个别观点、具体内容的讨论，而对它的整体价值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认识不足。《大纲》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身价，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价值有多高，更不是因为它是尽善尽美的，而在于它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途径，洗涤了人们头脑中长期堆积的层层污垢。老实说，胡适的“方法”、“手段”、“眼光”是梁启超辈所不具备的。因而梁的批评师非虚言，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毕竟学术史与思想史是有区别的。胡适后来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三）重估价值引出的歧义
胡适早在留学期间，就致力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这使得他有可能以西方现代哲学的观念和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胡适治史的方法，对于《大纲》开创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纪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西哲学毕竟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人类心智的共通性使得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分与西方哲学相近，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清理这部分精神遗产，正相适宜，用同样的方法审视儒释道传统，却不免隔靴搔痒。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指出：“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可见，数十年后，他仍不放弃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知识论进路。历史表明，《大纲》遭受非议最多也正是在这方面，批评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启超和梁漱溟。二梁认为孔子儒学是一套生命的学问，要以生活体验的方法对之加以“同情的理解”。以“评判的态度”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恰当的价值重估，这是五四时期除顽固冬烘外一致尊崇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以批判的态度还是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来落实此“价值重估”，这是胡梁对待中国哲学遗产真正分歧所在。
在梁启超看来，国学包括“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大部分，“文献的学问”应该用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且后者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适以现代生活观念为价值参照，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祭起“科学的方法”这一尚方宝剑，把不和他脾胃的儒道佛人生哲学斥之为“玄学”，因而有“打孔家店”一类的戏言，其结果必然能引起卫道者和对中国哲学有强烈认同感的知识分子的不满。金岳霖曾毫不客气的指责胡适太有成见，说《大纲》给予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写的，“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梁启超则认为，胡适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因而胡著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带着一种着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用实验主义的眼光说孔子，当然只能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如此看来，胡适真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嫌疑了，这是8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坚持的观点。
“胡适似乎很少对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不同的、其本身独具的价值与特点，给予肯定的评价”（王元化《清园夜读》），这大概是胡梁“重估价值”的又一异点。
胡适之所以热心去整理国故，一则是排除“国渣”，二则是寻觅“国粹”。所谓“国粹”就是那些与西学相近的因子，以便使我们吸取西学时能够“心安理得”，并获得历史连续性的观念。
而陈独秀指责胡适不该迷恋国，故因为国故中即便那些与西方哲学相近的东西，也远不如西方的来得更精致，更高明，又何必费神劳力去“挤香水”呢？因此，与其以“全盘西化”指责胡适，不如将这顶帽子转赠给陈独秀或许更合适些。
区别于陈、胡，梁启超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具有迥异于西方哲学的特殊形态和独特价值，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重价”，主要是发掘其独特的价值资源，以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更趋合理，并以此化解业已出现的西方文化的危机，医治西方人的精神苦痛，在西方文化出现危机的今天，正可以拿它去救济他们。他说：“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人生哲学，为陶冶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
曹山山人叹曰：诚哉！梁任公之言也。其在百年前就已预见今日之世界的思想变化，实在是高屋建瓴、见识不凡呀。今日西方哲学堕落，精神文化困苦，无不在寻求东方文明的拯救。现在西方学界许多人都在开始研究中国的儒家哲学，认为只有中国儒家哲学才可能担任起全世界的普世价值。拯救随落，唯有中华文化。
二、“墨学”之商榷。
先秦时代，儒罜并尊，同为“显学”。后来儒学长盛不衰，一花独放，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尘霾千古，几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
迄至近代，墨学始受人重视，呈露出复活的气象，不仅研究《墨子》、阐明墨学的著作大量涌现，且评价也日趋公允。乾嘉时期的孙星衍、毕沅、汪中，晚清的俞樾、王闿运、邹伯奇、孙诒让、梁启超、章太炎，以及民国初年的章士钊、胡适等，堪称墨学研究的中坚。其中汪、孙诸人为近代墨学的复兴做了必要的奠基，梁、章、胡等人则开启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墨学的先河。
汪中研究墨学的贡献在于，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名教罪人”的指责于不顾，将儒、墨当作两个完全平等的学派来评论，向儒学一尊的权威发起挑战。
孙诒让则集乾嘉以来各家《墨子》校注之大成，于1893年出版了《墨子间诂》一书，考据精当，校勘、训诂俱佳，嘉惠后人颇多。与孙有过交往的梁启超评价说：“仲容（即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盍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这绝非梁启超的溢美之词，而是近代治墨学者（包括胡适）的共识。梁曾获赠《墨子间诂》一书，他日后研治墨学及读先秦诸子书的兴味，均由此书引发。
与后来的梁启超和胡适相比，孙诒让的墨学仍不脱传统的藩蓠，成绩也复有限，但他那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构成了近代墨学复兴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孙诒让是19世纪《墨子》校注的集大成者，为墨学复兴做了铺垫，那么梁启超则是20世纪研究墨学、弘扬宣传墨学的佼佼者，是将墨学研究推向近代化的第一个重镇。他的“义理”法研究，比起毕沅、俞樾、孙诒让考据式的研究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梁启超的墨子研究分前后两个教阶段。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伦理学》（后来合为《墨学微》出版），第一次把墨学纳入近代社会科学，从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方面，对墨子思想学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以全新的“义理”之学取代了传统的“考据”之学，把今文经学的“经世”风格发挥到极致。这是近代墨学复兴的重要标志，自此，墨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后，梁启超又于20年代整理出版《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书，对墨学多有议论，在整理国故思潮中显示了实绩，为掀起墨学研究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一度以谈墨学为时尚，即与梁的身体力行有关。历史地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系统性及其影响来说，梁都不愧是近代墨学复兴的第一座巨峰集，其成绩超迈前人、开启来者。
本世纪初，推动墨学研究近代化的当有章太炎。与过去“扬儒抑墨”的传统价值取向有别，章对墨学有所弘扬，用西方逻辑学与印度因明学的观点，对《墨子》的逻辑思想进行过部分尝试性的训诂和评论，“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可惜他不能系统的了解西方哲学，且缺乏用西方社会科学治诸子学的意识和眼光，基本属于旧世界的范畴 。因此，他的墨学研究难以达到最高层阶，一旦遇到“辞旨渊奥”的《墨经》六篇，就只能“略有解估，而不敢多道“了。
20世纪在墨学研究方面接续梁启超并有进一步创见而能打开一新局面的，当数胡适无疑。
胡适不仅精通汉学，而且熟悉西方哲学，并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他能以比较参验的手法诠释《墨子》，以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功，一开始就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所取得的成绩当然也非他人可比。
胡适的中国学术史（含墨学）研究，据他自己承认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和启发，但作为治墨新锐，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架梁启超而上之之势。其开创性贡献是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方法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墨经》六篇，即“科学的墨学”所包含的丰富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系统的评述。高度颂扬《墨经》“科学的方法”及其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后人确立了范式，指示的方向，至今仍是人们研究墨家逻辑的出发点，代表了20年代以前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无疑是近代墨学复兴的又一高峰。
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和新的哲学理念、新的文化祈向活墨，屡有创获，世所称道。一般认为引发中国文化研究方法革命性变革的当推1919年2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它使中国学术研究突破了经学的藩篱而进入近代化时代。梁启超却能在那个日新月异的文化转折时代，先于胡著15年在《子墨子学说》中尝试运用西学研究方法，开创墨学义理研究新门径，这对胡适治墨不无启导之功。胡著出版后，义理研究著述中的近代方法确立，但注释整理依旧故我，在此形势下，梁启超在《墨经校释》中探索出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学术方法皆取的注书新途径，成为注释学的新范式。
任继愈在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肯定，在五四前后出版的众多墨学论著中，梁启超与胡适“最有成就”，能用近代科学和哲学“摆脱考据学家的烦琐和经济学家的偏见”，标志着近代学者治学方法上的自觉。他们之成为近代墨学复兴两座巨峰，要即在方法的精良及由此而有的远见卓识。
区别于清代情形，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有三方面的共同点，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平等的眼光。长期以来，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用梁启超的话说，“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
第二，科学的方法。梁启超与胡适之所以在近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觉的采用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众所周知，胡适的治学方法是清代朴学与杜威实验哲学的结合，其一生学问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成绩斐然。可见学术的进步是与方法的改善密切相关的，只有借助于新的方法和工具，墨子哲学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获得了现代的价值。
第三，比较参照的手法。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区别于前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胡适曾指出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与方法是清代国学研究的一个缺点，梁启超也认为没有比较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也且不能知己之所长。他不仅时常把墨子与其他诸子比较论述，而且常将墨学与古希腊思想学说、近代欧洲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督教精神比较，议论纵横，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他还尝试着将墨学与西方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作比较论述，指点墨家逻辑的成就与不足。在比较研究的运用上，胡适比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略。
在学术研究领域，梁启超与胡适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胡适治墨能后来居上，梁实有启导之功。胡适坦言：
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
此即是说，胡适活墨的动力和兴趣，最初是源自梁启超的，正是在梁研究热情和研究示范的激励下，胡适日研日进，终于能与梁氏并驾齐驱，双双成为近代墨学泰斗。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与胡适的相识相交，最初正是通过墨学这一媒介。此后两人在墨子研究方面常有切磋、讨论、交换研究心得，互相请教、批评，共同进步。
梁启超与胡适两人治墨的路数、宗旨、侧重点均有不同，各具特点，略作比较，以明长短得失。
第一，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分野。
梁启超不是乾嘉考据派的传人，而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虽然他“夙治可考证学”，认为“轻主观而重客官，贱演绎而尊归纳”的清学正统派之精神是“治学之正轨”，对乃师康有为的主观武断心有不满，但他毕竟自觉的以今文经学派自居，学术研究时常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格，注重阐发古代典籍的微言大义，议论大胆，不拘小节，对证据的要求欠严格，已超出传统“考据学”的范畴，属于新时代的“义理之学”。他在世纪之初的墨学研究中倾注了许多主观思想和西学内容，意在重塑墨学形象，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是，是有考据癖的人，用清儒方法自学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好评如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考据功力不让乾嘉，眼光则远过之。他十分注重校勘与训诂，严格遵守“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不放过一个哪怕是小小的一点，假设虽是大胆，求证更是小心，丝毫不存苟且偷懒心理，颇有乾嘉考据学的遗绪，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
梁启超阐发墨学义理带有浓重的宣传意味，是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提出对墨子“从而发明之、淬厉之，此又后起国民之责任也，且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也”。与此不同，胡适之整理墨学则是为学术而学术，与民族主义无关。胡适执着于考据学的治学路数，颇遭时人讥评。
第二，对墨学根本观念把握的分歧。
在梁启超看来，墨子一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兼爱”一个根本观念出来，非攻、非命、节用、非乐、天志、明鬼等都出于兼爱。他特别赞赏墨子的“非命”主张，指出“墨子非命，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非命’这个主义，直捣儒道两家的中坚，于社会最有益。‘命’是儒家根本主义之一，儒说之可议处，莫过于此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他，真是思想界一线曙光。”对墨子作如是观，与他的“新民”理论是完全合拍的。相对而言，他对墨子的知识论和逻辑学说虽也有所论列阐发，但毕竟比较薄弱，与胡适恰成对照。
从“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基本观念出发，胡适牢牢牢抓住墨家的“名学”即逻辑方法评估墨学的价值。他认定墨子的“应用主义”或叫“实验主义”的方法和作为论证方法的“三表法”，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而被梁启超高度推崇的兼爱、非命、节用等政治伦理主张，只是此根本观念的具体运用，属“墨学的枝叶”，处于次要的地位，无需多费笔墨。这是胡适墨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主要缺点所在。据此认识，他以西洋近代实用主义的有色镜论衡墨子的“应用主义”思想，鲜明的标示出儒墨两家在哲学方法上的差异，并对《墨经》六篇丰富的逻辑思想和哲学方法做了精到的梳理和评述，这是他研究墨学的最重要贡献。不难看出，梁启超与胡适在墨学研究上各有侧重，也各有所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第三研究墨学的宗旨异趣。
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倾向是反传统，倡西学。对此梁启超深以为忧，他虽不明确的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标悬“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力图纠正当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与五四思潮适相对立。他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批评墨学的“极端实利主义”和“非乐”思想，即是明证。一方面，他相对认同五四崇尚科学的价值取向，认为“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以此表明弘扬墨学并不背时。另一方面，有感于西方文化的没落，梁启超主教把墨学当做“祖宗造下的无价之宝藏”来阐发，认为墨子的兼爱学说、非攻思想、义务观念、牺牲精神、同情心理、节用思想以及“思想与实用一致”的追求，无不是医治西方文化病症的良药。为此他呼吁“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中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包括墨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此自渡渡人，“叫全人类都得着他的好处”。晚年梁启超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实非无由也。
与梁启超注意张扬墨学中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胡适对墨学感兴趣并加以推崇的，正是那与西学相类同的部分，如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在五四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胡适明确的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特别是从墨学等非儒学派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据他说这样便能使中国人“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从而在运用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时就会“感到心安理得”。很显然，胡适研究并推崇墨学，目的是为了发现中西哲学之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寻找依据，完成他“再造文明”，推进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
梁启超晚年在思想学术上与胡适屡有对垒，但比之其他方面的严重意见分歧，他们基本上属于“极崇拜墨子”的同道。《墨子》一书经由他俩的校注、整理、发挥，不仅不再难读，且其文化价值和思想方法被充分凸显出来，将墨学研究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为后来者提示了研究门径和进一步阐发的基础，确实功不可没。至于他们的墨学也还存在着把古代哲学现代化的缺点，毕竟是瑕不掩瑜的。
三、两份“国学书目”的对垒。
（一）编制方法的异同
中国古籍向来分为经、史、子、集4部。
胡适书目只分三大部类：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大部类确定之后，没有再划分下位类，只是将每个部类的书籍按内容或形式排列。其中思想史之部含摄经、子两部，文学史之部即是集部，但缺少史部，以至本属史部的书籍无法安排，不如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更合适，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类。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
梁胜胡。
（二）若录形式各有侧重
胡适《书目》的著录项目有书名、著者、出版者、注解、提要五项。前三项每书必备，注释和提要则根据需要，从方便读者考虑灵活处理。
与胡适《书目》相比较，梁启超的《书目》著录方式中少了“版本”一项，但注释、提要部分却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性质、内容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以自己读书的亲身体会导示读者读书的方法，给人以亲切之感，自然也更管用。其遵教导，不厌其烦想学生之所想，在胡适的书目中是见不到的。这也正是青年学生所期望于他们的导师的。应该说，梁启超《书书》带有一定的卫道气，表明其对儒家传统是深契于心的，不像胡适《书目》作为学问而学问。
梁胜胡。
（三）收书范围的歧见
胡适自称本《书目》的编制，“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故取名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编制书目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老实说，这份《书目》是一个人毕其一生也看不完的，已远远超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遭到学生的质疑。
梁启超则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因而是“不合用的”。这是很正确的评论，他的《书目》最大限度的吸取了胡适的经验教训，因而更合理也更适用，比较的能获得学生的认可。
胡适所开《国学书目》，仅包括经、子、集三部，缺少史都，这是很不全面，也很不恰当的。最为梁启超所诟病的就在此点。梁谓“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
梁胜胡。
（四）反响与评价
胡适与梁启超是20年代中国思想界提倡整理国故的先锋。
为了给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提供读中国古典文献的方法，梁启超在1925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书目解题，文献评介和治国学方法的论著，主要有：
1.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2.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2）
3.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
4.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
5.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
6.《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1926）
7.淮南子要略书后（1926）
8.《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1926）
9.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1926）
10.《庄子·天下篇》释义（1926）
11.荀子评诸子语汇释（1926）
12.《韩非子·显学篇》释义（1926）
13.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1926）
14.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
自胡适和梁启超的两份《国学书目》之后，相继有李登的《国学用书撰要》、支伟成的《国学用书类述》、陈伯英的《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的《国学用书举要》、上海国学书局的《国学书目提要》、杨济沧的《治国学门径书》、陈钟凡的《治国学书目》、吕思勉的《经史解题》、钱基博的《四书讲解及其读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胡适和梁启超两份国学书目的影响。
众所周知，胡适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新思潮的提倡者，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胡适身体力行研究故学，并指导青年学生阅读古书，是有一番苦心的。“整理国故”是其“再造文明”的必要途径，且他是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去评判被某些人视为“国粹”的“国故”，含有“捉妖”“打鬼”的用意在内。即便如此。仍遭到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等激进主义者的“误解”甚至反对。梁启超曾经提倡“新民”学说，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游历欧洲归国后，他的文化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将下“启蒙”大旗，开始倾向于弘扬东方文明，跟着胡适等新青背后，热衷于中国学术的整理和传统文化遗产的掘发，留下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学术著论，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胡适以“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略不相类，梁启超是以同情的态度评估国学遗产，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自然不为文化革新者所容。
吴稚晖与鲁迅反对研究国故学，是“救亡”压倒“启蒙”的价值处所致。胡适、梁启超们整理国故，并影响青年学生阅读古书，从长远的目光看，当然不无合理性，但是否为当时所必需，这便是他们的分歧所在，鲁迅的批评正可表明胡、果为青年学生开列必读书目具有二面性。
二年后，胡适自己也承认，不同的专家所开的“青年必读书”，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个人所选的书目只能代表个人的嗜好，没有多少共同的标准。
胡适后来虽然一如既往的钻在国故堆中乐此不疲，但他毕竟对青年人埋首故纸堆的危险逐渐有所认识，遂谆谆告诫青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胡适在青年读古书问题上思想认识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对鲁迅等所作批评的回应，但主要的还是从中西近代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他注意到，近300年中西学术虽使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材料不一样，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文化效应，中国人陷入故纸堆中，终于与近代科学无缘，西方人却创造了近代实验科学。这虽然不能与鲁迅的社会关怀在境界上等同视之，毕竟也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1930年，胡适在上海青年会的一次讲演中进一步指出：经、史、子、集都是杂货店，其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知识的帮助的”，因而主张青年人要少读中国旧籍，至少精通一门外国文字，多读外国书籍。1961年台湾启明书局准备重印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胡适断然加以拒绝，认为这两份《书目》“早已不适应了”。这些都表明胡适后来对青年必读书、国学书目等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梁启超若能延其天年，或许对自己过去的所为也能有所反省。人们应该清楚：依靠中国古籍是救不了中国的，尽管旧书也不能一概不读，但在中国之大竟容不下一张课桌的动荡年代，毕竟有比整理国故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曹石山人按：吾今日深迷于国故学，是否已太落伍？吾当何从？
四、白话诗的意见分歧。
略。
曹石山人按：梁识胜胡。胡于思想解放之意义较梁彻底。
五、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
略
六、论批评是学术进步之道。
略
曹石山人曰：梁任公，高风亮节，奖掖后进，高度推崇自由价值为吾辈景仰慕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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