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嫁那年,她才十七岁。
小小的人儿,坐在崭新的自行车上,晃着两条瘦腿。没有红盖头,只有一身红衣裳,是出生以来最体面的打扮。阿母说,新嫁娘要有金指环,于是,她青白的指节上多出一份装扮。戒指散发着新鲜的光泽,在手上像一枚初生的太阳。指间的太阳是有重量的。
迎亲的人早早地等在门外。她在屋内想象着有匪君子,高头大马。
迎亲队伍不过是一人,一车。老人身材精瘦,走路带风,说话声音轰轰如雷响。“新娘仔咱们来去咯!”老人领着一个怯生生的她。“如果爷爷还在,”她想,“头发也有这么白了。
路上,老人板正的背像一堵墙竖在她的面前。自行车轮发出欢快的声音,老人的背仿佛被这节奏撵着,越来越弯,直到变成一条弧线。清明雨水给稻田披上生涩的绿,抽穗儿的稻苗挺着瘦弱的身躯。大地异常安静,却荡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小心翼翼,又蠢蠢欲动。空气中有淡淡的草木香,带着点土腥味。一切都莫名地生涩,甚至有点儿别有深意了。车上的两人都屏着呼吸似的,一句话也没说。她转着手指上的圆环,金黄的弧线像老人的背。“吭哧,吭哧……”他们就那样颠着,簸着,晃着,崎岖着,朝发夕至。
见到丈夫的第一眼她哭了。男人穿着灰色长袍,像极了戏台上演的武大郎。煤油灯的橘光颤颤巍巍地晕开在两人脸上,她看见岁月的纹路已然爬上男人的脸庞,宛如念书时写的歪歪扭扭的笔画。往后的日子无法想象。她必须和老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给老男人生一群孩子。待在老男人的身边直到他死。用一辈子的时间。
“秀兰啊,你跟庆荣好好过哈,好好过……”老人笑眯眯的,在澄光下如一只背着手的虾米。
后来她才知道,男人已经三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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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男人待在家的时间不多。白天,庆荣去盐场晒盐,晒上一整天,把脊背晒得黝黑油亮。玉环就和附近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玩抓科解闷儿,有时候也绣花,做点女红。一个人的时候,她偶尔会盯着指间的戒指发呆。她并没有把男人放在心上。她的世界里依旧只有家务活和戏耍,只是多了一抹金黄。日落时煮好稀饭,等男人一回来,两人草草把几口粮食扒进肚子,吹灭煤油灯就倒在被窝里睡了。男人并没有碰她。她小小的身子尚未发育。两年之后,她的成人礼才在触目惊心的仪式中完成了。
那几年,她曾想过趁男人不在家的时候逃跑。
于是,在某个平常的午后,她偷偷把自行车推到门外。屋内公公正在酣睡,鼾声如雷。她攀上自行车座,一阵摇晃之后却被车子狠狠地甩在地上。她疼得两眼冒黑,紧咬嘴唇挣扎着爬起来,还没站稳就被一双大手拽住脖颈。随即是一个大耳刮子。她被打得耳朵翁翁直响,眼前金星乱飞。惊慌中,她隐约看见老人的两片嘴唇一开一合,无来由地想起小时候在河里捕过的鱼。那些弓着身体挣扎的鱼,将河岸拍得啪啪直响的鱼。只是她再也兴奋不起来。那天晚上,男人叫上弟弟,把女人吊起来打。“你跑哩!出了这个门你只能饿死!你家那么穷,你就算回去了也会被绑回来的!”小叔子义愤填膺。“你这个臭姿娘,你这个衰姿娘!我好吃好喝供着你,你还想跑哇?!”公公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唾沫星子在煤油灯下喷溅。那些鱼回来报仇了。
她大哭、尖叫,声嘶力竭,可是没有人来救她。那一夜,她蜷缩在丁家老祖公的香炉前,直到鸡叫三遍。
后来她就不跑了。她跟我说,外婆跑了那么多次,最后实在是不敢跑了。那个房子就像一个阵法把她死死困住,她如果强行破阵,只会魂飞魄散。
(三)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上有了光。公公说:“要开枝散叶!”于是很快,在二十岁那年,秀兰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跟别人家换了一个男孩,留下的那个在一年之后变成了山上的一个小土堆。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在门口摔了一跤,把额头磕出一个洞来。她的爷爷把她送到小诊所,说缝几针就好。她毫不知情的亲娘在田里埋头干活,而她在赤脚医生的厝内,眯着眼叫了半天的“阿母”。等她的阿母匆匆赶到,她早已一命呜呼。
后来,秀兰常常对她的儿女们说:“恁阿姐要是还活着,该有这么大了。”她干瘦的手在头上吃力地划着,划开一片虚无。
孥仔还得再生,粮食却不够吃了。夫家和娘家一样穷。好在并无什么大风大浪。在贫穷的岁月里,革命的热风并没有关顾那个破落的小村庄。家家户户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下中农,村子里没有一所学校,孩子们整天在田间撒泼打滚,日子并没有因为某些人的狂热而匆忙。
生第一胎的时候,她还能够喝上一两碗鲫鱼汤,然而现在她无法享受产妇的优待了。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不久,秀兰的公公就病倒了。庆荣依旧把汗水洒在海盐里,女人和孩子仿佛是好养的家畜,用不着他操心。新生的婴儿瘦小孱弱,叼着阿母的乳头使尽全力,但是乳汁早已枯竭,阿母的身躯同样瘦小孱弱。婴孩张着小口嘤嘤地啼哭,一副随时晕厥过去的样子;阿公在小阁楼上艰难地喘息,浓痰在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女人撸起袖子,更加卖力地干活儿。尿布晾了又洗,干了又湿,厝头的药渣堆成小山,但啼哭声、咳嗽声从未停歇。猪圈里食槽空了又满,猪粪囤了一大粪桶。田里的稻子已经沤肥,蓬蓬勃勃一片欢喜的样子。日头升起又落下,日子仿佛总是慢悠悠地晃荡,没个尽头。
公公的病一拖就是大半年。他待在小阁楼的时间越来越长,需要的照顾也越来越多。他经常在被褥上留下一大片排泄物,把鼻涕口水弄得满脸。秀兰每天给他清理床褥,井水把双手割出一道道口子。孩子在她背上或醒或睡,随着母亲的动作摇摇晃晃。小男孩老爱抓着阿母的头发,软软的手臂出奇地有力。玩得高兴了,便毫无预兆地乱扯一通,或是大闹一阵,给阿母背上施与一片温热。那些光景里,秀兰的身上总是一股排泄物的味道。
隔年春天,庆荣家厝头再也不见堆成小山的药渣。白天,秀兰把两个儿子领上阁楼,给他们一小块发粿,让他们在阿公的床下耍。老人摊在床上,整个人萎缩成一道弧线。弧线在清醒的时候也只是弧线。后来就成了秀兰手上失去光泽的指环。成亲那晚煤油灯下的虾米。拍在岸上放弃挣扎的鱼。刚过立夏,公公就上路了,只留下一句话: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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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丁家的香火从来没兴旺过,到了庆荣这一代,总算有点起色。可第四个孩子出生后,饭桌上的白粥越来越稀,粥里的番薯也越来越少。有一天,庆鸿终于吃腻了番薯粥,要下南洋去讨赚了。
庆荣拍拍猪寮里还没长膘的畜生,让秀兰把村头的万福请过来。那天傍晚,孩子们听着猪圈里传来的阵阵凄嚎,眼睛滴溜溜地往门外瞟,竟没人去抢锅里的番薯粥了。第二天,饭桌上每人都分到了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
奇怪的是,庆鸿下南洋之后,饭桌上的番薯粥更稀了。临过年的时候,秀兰把阿母给的金戒指卖了。那年除夕,孩子们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规矩地跟父母坐在一起,扒拉着久违的海鱼。
二十五岁的秀兰表现出惊人的繁殖力。田垄上的新绿刚挣出头,秀兰的肚子便又微微地凸起来了。
那年的春雨下起来没完没了。雨靴踩在泥地里,发出一阵不紧不慢的“啾啾”声。秀兰戴着斗笠,在田里一垄一垄地照看她的新生儿。中午时分,回家做饭的秀兰才知道雨水把猪寮给浇塌了。猪崽在它们的破房子里挤成一团。孥仔们也扒在门口堆成一堆,身上衣服一块深一块浅。秀兰转身又往田里去叫她的男人。她一路小跑,肚子里的肉一颠一颠的,好像快要滚出来。雨靴急促地“叽叽”着,宛如猪崽的祷告。猪寮烂透底了,补都补不起来。男人着实慌了,撒开脚丫一家一户地借钱。男人家里为数不多的亲戚好歹接济了点儿,凑了个零头。
晚上,男人饭都没吃,就在猪寮里安静地坐着。谁也叫不动他。
第二天,秀兰带上最小的孩子,一大早便出了门。雨靴哼唧着承受母子两人的重量,在泥水里损耗自己的生命。雨水把村庄洗干净,给它织上绿色的纱衣,又把它染成泥土的颜色。秀兰说,那大概是世界上下得最久的一场雨。秀兰身上挂着厚重的雨水,敲开了娘家的门。小孩睁着黑亮的眼,乖巧地缩在秀兰怀里。娘家人一开始怕极了,都以为她是被赶回来的,还带着个小东西。等她说明来意之后,娘家人更怕了。大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应该再回娘家要钱。二哥说,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分钱都抠不出来啦。
“阿母,你要帮帮我呀!”
“阿母,你把我卖给一个老男人,我太苦啦!”
“阿母,儿女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啊……”
“阿母……”
秀兰把孩子放下来,拉着孩子的小手跪在阿母面前。凸起的肚子戳在俯下的胸口上,硌得她喘不过气来。
阿母说,你走吧。
秀兰抱起小孩儿,转身离开。出了娘家门,秀兰的眼泪嗒嗒地滴在孩子身上。小孩儿说:“阿母,我肚困死了。”
(五)
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厝前墙根晒太阳。仲春暖阳温柔得让人心醉。她很瘦,肉都被疾病吃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看不见,牙齿嚼不动。除此之后一切都好。
我叫她阿婆,她立刻认出了我的声音。
“孥啊,那边的鸟叫了一早上了,你去看看。”她干瘦的手伸向厝边的番石榴树,缓缓举起,缓缓放下。划开一片虚无。
树下有一窝刚孵化的鸟仔,雏鸟连同鸟窝一起掉在地上。估计是被野猫给弄下来的。外婆让我拿张梯子把鸟窝放上去。
“伊阿母找不到要着急的!”
隔天清晨,外婆早早地起来。“孥啊,你去看看,那些鸟仔有没有饿死?”我戴了眼镜出去。昨天放鸟窝的树杈上干干净净的。鸟窝底朝上倒扣在地,鸟仔已经不见踪影。可能是被野猫给吃掉了。
“孥啊,鸟仔有没有在?”
“在的,伊阿母也在的。”
“那就好。”
外婆自己心满意足地念叨了一会儿,又摸到我的手,把我往屋里推。“你阿母锅里煮了鸡蛋,快去吃。”
她眼睛并不看我,没有焦距的目光格外天真浪漫。
我想起那个穿红嫁衣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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