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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校训谈中国教育的缺失

从清华校训谈中国教育的缺失

作者: 董永书 | 来源:发表于2017-09-08 15:49 被阅读46次

    自强何谓,厚德何谓?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发端于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所作题为“君子” 的演讲内容,而这八字,实又典出《周易》,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借助文学上的比兴手法,哲学上的天人合一原则,来实现伦理学上比德天地之目的。实际上毫无逻辑。而这八个字,虽直言人事,已成至理名言,但仍须明辨。

    清华校训石

    先看自强不息。我们所谓的强,究竟是什么?强,是如同成吉思汗那样,推崇武力上的强,自强的同时不断毁掉别人?或者是蛮夫那样只想做人上人,自强之路无异于自毁?还是苏格拉底那样讲求智力上的强?当然,根据中国人的以德为本的伦理原则,就知道这里的强,实际上是德,美德的德。下面的厚德载物,即自强不息的方向或者原因。

    说到这儿,必须要说到德。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国人在概念上,往往缺乏思辨精神,常常是模糊含混的。孔子多次提到德,但都没有定义过;《论语》一书也说到各种德如孝顺、诚信等等,这儿又有问题。比如孝顺,古人很多孝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埋儿救母之郭巨,还是二十四孝里的人物,可这违背人伦的行为,与禽兽无异;再如诚信,连孔子自己也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提倡谦德,可是有时的谦,则是虚伪。既然德不好确定,厚德载物,从何说起?(按:梁启超言厚德载物: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盖惟有容人之量,处世接物坦焉无所芥蒂,然后得以膺重任。)

    还是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一书中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梁启超论私德时又说:“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其原因就在于,“公德者私德之推也”。“推”,就是“推己及人”。可见,梁启超认为,对公德的建设,正蕴含于私德建设之中。又言:“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这或许就是梁启超定清华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根本目的:从私德培育出发,铸造新民。当然,清华乃学术重地,梁启超还有一层期许:希望这些学术精英们能行己有耻,领士风之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成为道德者不如成为思想者

    梁启超清华演讲《君子》,清华将校训定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说到底,强调的是道德教育。

    中国的道德教育确实发达,而且由重德而导致一种道德至上主义。钱穆以为,中国历史,对人物的评价,不重事功,而重善恶。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多是讲求自然功利的,评价人,也不是那么重善恶。就算孔子,也不是一味道德至上。比如他对管仲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有子贡曰: “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看来孔子最看重的是事功,是才能,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德了:大功或可为大德。

    司马迁的史学原则,其实也是不重道德的。这和他身受宫刑背负奇耻大辱有关。所以他写《货殖列传》,不避财利;虽写伯夷叔齐这样的无事功表现的人,但主要不是看重他们的德,而主要是:“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这是赤裸裸地讲攀龙附凤之术啊。

    还有另一则史料,出自《陈丞相世家》: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何足疑乎?”

    魏无知,倒是有智者。这也是司马迁的视角。

    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至深的,一是《论语》,二是《史记》,但如上所述,孔子和司马迁,并不是道德至上主义者。是后来,统治者自己无德,却拼命提倡道德,以及理学家将道德教条化,才有了道德至上观念:动辄以道德责人甚至杀人。这是可怕的。

    道德至上,肯定是害人的,因为它不把生命摆在第一位;肯定造就大量的伪君子,因为它忽视人性中的幽暗;由此而忽视规则与法制,往往成全更多、更大的恶。

    清华在梁启超先生的这次演讲之后,就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鼓舞万千学子的其实是“自强”二字。自强者,强大人格以图民族自强也(梁启超演讲中“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是也)。而清华的成就,除了这几个字,更重要的原因,我以为还有陈寅恪先生所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撰《海宁王先生之碑铭》

    中国教育的道德主义倾向,以及德育中的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等做法,自然损害学校的独立性、压制学生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而作为学术重镇的大学,让学生成为思想者,是比让学生成为道德者更有意义的事。

    一个人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楷模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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