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短的时间内，接连听到自己写的曲子在电视里出现，她真的有些慌乱有些迷茫，她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骂张守荣神经病，骂他幻听幻视，甚至怀疑他故意制造恐慌。
1996年，他们住在老家一个小镇上的出租房里，没有工作，有一次，他们外出了三天，回到家里，张守荣很快就说家里被人安了窃听器，他说的话别人都知道，他说他走到街上，好几处都有人故意学他说的话，原词原句。
1997年，他们又回到了学校，来到了另一个乡镇，很快，张守荣又说那里也有窃听器，而且有视觉功能，因为他的日记本里记的东西，有人在他去县里的车上背诵，在县城不同的地方，也有人说相同的话，而且在不久之后，他的那个日记本不见了，他说可能是在旅馆被偷了。
从那之后，窃听器更名为监控器。
从那之后，在家里说话要用很小的声音交头接耳，或者把电视开着制造噪音，自我设置很多障碍。
他满屋子寻找，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把自己衣服上的扣子取下来，用剪子剪成了碎末，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敌人在旅馆把他麻醉了做了手术，把监控器安到了他的眼睛里。
后来，他又怀疑监控器在她的肚子里，也是敌人安放的，是节育环。
几年后，他终于得出了结论，家里多处安装了监控器，全方位无死角，找是找不出来的，因为是间谍用的高级监控器，不仅外形上有隐蔽性，而且是遥控指挥的，一旦公安局来探测，遥控器就会关闭监控器的功能，检测不出来。
于是，他在家里制造更多的噪音，用电视里没有节目的频道，用游戏机里的音乐，嗡嗡作响，叮叮咚咚，交织成一片嘈杂烦躁的催命曲，因为他要说话，他说只有这样监控器那边才听不清楚。
于是，他经常钻到被窝里，棉被，哪怕是六月三伏天，在棉被里打着电筒写东西。
因为他说有监控器，他们每天在家呆的时间并不多，尤其是99年之后。
他逼着她和孩子上山“打游击”，一打就是十五年。一有空闲时间就在山上，到了双休节假日，早上出门，半夜归来，经常被阴冷肃杀的山风侵袭致病，尤其是晴朗的冬日，出门时艳阳高照晒得人懒洋洋，穿的衣服也较少，到了晚上坐在山上或河边，又冷又饿，不亚于受刑。
夏天也不好受，烈日酷暑，蚊叮虫咬，阵雨袭击，有一种蜱螨还喜欢往人肉里钻。
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只要有人靠近就必须离开，他说来者可能是特务，可能丢了一个监控器在周围，就这样转来转去，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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