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黄不会，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我写作上的良师益友，他来自于湖南，因此散文小说里多有提及湖南。我向他邀约了这篇关于湖南人二三事的文章，除了辣椒和《边城》，以及不着调的小说里虚拟的湘西蛊毒，湖南这个省份其实别有一份魅力。
这篇文章和我的风格不太像，少插科打诨却底气十足，属于典型的内家拳法，和我个人的花拳绣腿全然不一样，我非常喜欢，所以上来发给大家。
另外，这周一定会一定会发文章的，我发誓。
前言：
话说两个年轻学生考进北京的大学，在班上介绍自己时，一个说“我是腐烂人”（湖南人），另一个说“我是腐败人”（湖北人）。同学们听得一头雾水，继而爆发出不可遏制的笑声。这个段子调侃湖南人普通话之蹩脚。
但平心而论，湖南人在全国人民心中，仍然享有美誉。很多人愿意跟湖南人交朋友，外省青年以取到湘妹子为荣。湖南人质朴热情、倔强勇猛、坚韧执着、吃苦耐劳。这些性格特质，让人们在与湖南人交往时，感觉特别带劲、特别放心、特别可靠。就像正宗的湘菜，许多不吃辣的人，吃过之后也觉得过瘾、爽，精神为之一振。
一
历史上，湖南就像《神雕侠侣》里朱子柳写在霍都扇子上的那四个字“尔乃蛮夷”，文化荒废，保守落后，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寥寥无几。
从屈原算起，叫得出名字的也只有周敦颐、王夫之、何绍基区区几人（后面几人大部分应该也没听过）。湖南人能够走上近代历史舞台，与一代名臣曾国藩息息相关。
1864年7月，曾国藩攻克江宁，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彻底失败。曾国藩爵封一等侯（清王朝对汉人的最高礼遇），达到人生巅峰。曾国藩身边谋士、军师和部属，有意无意暗示他自立为王。
当时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宅子，工匠口诵上梁文：“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彭玉麟也曾写信给曾帅：“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很生气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碎片，当做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以免贻人口实。曾国藩这一举动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仅给朝廷以湖南人忠诚可靠的良好印象，也为湖南人入朝做官开辟了道路。
湘军胜利之后，朝廷按照军功行赏，湘军将领迅速跻身官场最高层。当时中国7个总督，湖南人一度占6个。新宁县是湖南西南部的小县城，历史上最杰出的人才，官职不过至县令。太平天国之后数十年，新宁县产生了174名文官，包括3名总督、1名巡抚、73名府尹等。该县还产生167名统兵官，包括53名提督、58名总兵、56名副将和参将。
湖南人地位的上升，为湖南复兴作出重要铺垫，也对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王闿运、郭嵩焘、杨毓麟、杨度、谭嗣同、杨昌济、蔡锷、黄兴、宋教仁，乃至毛泽东、刘少奇等一批具备雄才伟略的湖南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清朝的土崩瓦解、中国民国的创立和新中国的建立。
曾国藩不仅是挽救大清王朝的功臣，更是中华文化的拯救者。没有曾国藩，洪教主早已将中华文明扫地干净，使中国脱离正统儒家文化，成为一个邪教般的国家。洪教主所尊崇的耶稣基督，与西方基督教相距甚远，甚至有很多有意为之的曲解。
曾国藩并非天才，而是一个资质中上的传统知识分子。他通过儒家所倡导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以极其坚韧的毅力，克服常人性格中的软弱、懒惰、贪婪等，并借助特殊的历史环境，达到读书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立功、立德、立言。这也是后世尊崇曾国藩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并非道德完人，他也有平常人的软弱和虚伪，有两件事情可做例证。其一，曾国藩指挥能力一般，心理承受能力较差，靖港战败后，羞愤难当，跳入江水自尽，幸而被部属救下。后来在湖口大败，再次跳水。其二，曾国藩满口道德说教，也难以控制心中欲念。1861年7月，咸丰皇帝驾崩。当年8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高兴之余，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妾，讨娶年轻漂亮的姨太太。身为朝廷命官，曾国藩这种做法，有可能直接引来杀身之祸。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是最有名望、最负盛名、最具感召力的湖南人。他所倡导的“扎硬寨、打呆仗”；“打脱牙齿和血吞”；“每逢大事有静气”等，至今仍被人们（尤其是创业者）广为传颂并奉为圭臬。
创立逻辑思维和得到APP的网络红人罗振宇就是“扎硬寨、打呆仗”信条的坚定追随者。红塔王褚时健一生起起伏伏，到了70多岁，初心不改，打脱牙齿和血吞，一手打造网络爆品“褚橙”。曾国藩性格中的坚毅、执着、忠诚、顽强等等，也成为近代湖南人性格底色。
二
二十世纪初，清朝即将覆灭，各地军阀奋战，中国大地烽烟四起，革命志士奔走呼号。“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浙江人出钱”，这一说法也广为流传开来。湖南人是有血性的民族，这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已经得到印证。自太平天国开始，湖南人就被灌输他们负有为中国之前途开路的使命。这种使命感让许多勇敢的湖南人前赴后继，献出宝贵的生命。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典型的湖南人，大气、豪放、猛烈、刚劲，他跟大刀王五结拜兄弟，武艺高超，三五人无法近身。做起学问来也毫不逊色，一部《仁学》，够多少大家皓首穷经。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朋友劝谭嗣同逃离北京，他却大气凛然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股豪迈之气、就义之心，真可称为中国第一猛男。大刀王五曾劝谭嗣同：“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若谭嗣同果真采纳王五的建议，以他们两人的才华和能力，东北就没有张作霖什么事了。
1905年冬天，日本政府应清政府外交照会请求，颁布《取缔清国政府留日学生规则》，遣返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正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主力。曾写下《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革命启蒙著作的“新化蛮子”陈天华，此刻正在日本留学。这位号称“霹雳火”“革命大文豪”的陈天华却没有发出声音，而是直接写下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陈天华写道：“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唯留学生而皆放纵卑鄙，则中国真亡矣。鄙人心痛此言，与我同胞时时勿念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陈天华的投海之举成为众多中国革命同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先声，也为湖南人流血牺牲作出榜样。
此后，为革命断颈的中国同盟会领袖刘道一，打响护法战争第一枪的蔡锷，率领黄花岗起义的黄兴，为宪政民主而牺牲的宋教仁，这些人用生命诠释了湖南人强悍、勇猛的性格。湖南才子杨度曾作《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由湘军而兴起的湖南人，给人以尚武、急躁、顽强、保守、倨傲等印象。当时人称湖南人为中国的“斯巴达”“普鲁士”，并非言过其实。
三
如果说曾国藩的影响限于华人世界，那么另一位湖南人——毛泽东的影响就是世界性的。毛泽东不仅带领红军，突破重重包围，克服艰难险阻，建立新中国，更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革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行动模板。越南、朝鲜、古巴、甚至南非，相继运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成为红色革命的象征，成为二十世纪的符号，比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更有影响。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25岁之前一直在湖南生活、求学。年轻的毛泽东受到湖南先贤王夫之、郭嵩焘、刘人熙、杨毓麟、杨昌济等人影响，思想新潮、大胆、激进。担任《湘江评论》主笔期间，毛泽东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先救湖南后救中国”等。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思想逐渐向国际共产主义靠拢，从湖南一地转向全中国。他没有像当时许多革命家一样，受制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而是创造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毛泽东最高学历只是师范，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人心向背的把握，无人能及。毛泽东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新秩序的创造者，他创造的组织模式、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等，沿用至今。确切地说，毛泽东思想深刻影响到每一位中国人的思想、语言、家庭和生活。
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湖南话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湖南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在近一百年内达到顶点。湖南人亲切称呼毛泽东为毛嗲嗲（爷爷），湖南人对毛嗲嗲的感情、崇敬远比别的省份更加深厚。直到今天，每一年的12月26日，韶山冲人满为患，前来拜祭、怀念毛嗲嗲的湖南人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毛泽东的性格大气、豪迈、乐观、自信。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种气势、气度，不仅仅是一代伟人的胸襟气魄，也透露出湖南人的霸蛮自负。
另一位湖南人刘少奇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毛主席曾经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公开演讲，系统论述共产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问题，演讲内容整理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这本书在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类似于周星驰曾经在《喜剧之王》中奉为经典的《演员的自我修养》。1990年4月，刚刚出狱不久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Beyond在《光辉岁月》中致敬的黑人总统）遇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曼德拉对吴说，“从个人修养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在书中讲得句句在理，我从中受到极大的激励。”古巴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要求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成西班牙文，他从六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学习，运用到古巴的建设中。据说印度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党员也是人手一本。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林伯渠，等等，这一批文武兼备的湖南革命家，在湘军胜利近一百年后，让湖南人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并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他们身上不仅有曾国藩、谭嗣同、陈天华的顽强血性和救国情怀，更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
四
自古湘女多情，中国痴情女子的老祖宗，莫过于娥皇女英。为了凭吊客死九嶷山的夫君舜帝，不惜从中原大地追逐到蛮烟瘴雨的湖南，究竟寻觅不得，留下“斑竹一枝千滴泪”的传说。湖南有湘资沅澧四大干流，以及无数小支流。水多的地方，女子温柔、活泼、多情致。湖南最美的女子集中在临水而居的益阳、醴陵、湘西等地。而湖南男人痴情的典型，莫过于来自凤凰的沈从文先生。
1929年，沈从文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暗恋上英语系女学生张兆和。张兆和出身于大家庭，美丽、聪明、高贵，皮肤黝黑，人称为“黑凤”“黑牡丹”“乌金墨玉”，身后追求者众多。沈从文来自湖南乡下，性格腼腆，不善言辞，常流鼻血，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他毫无胜算。沈从文有一股湖南人的倔强和顽强。他发挥文字优势，向张兆和写了大量情书。但是张兆和收到的情书很多，有的甚至从国外寄来，她都懒得拆开。沈从文告诉张兆和的好友，因为自己单恋张，这半年的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也做不成，他打算辞职，上前线去当炮灰。张兆和不堪其扰，请了她父亲的好友胡适校长出面处理。胡适却很欣赏沈从文。他认为沈从文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庸人，可以跟他交往接触。张兆和看到胡校长不肯帮她，只好自己写信给沈从文。她对沈说：“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情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沈从文依然一往情深，他回答：“只要是爱你，应当牺牲的我总不辞，若是我发现我死去也是爱你，我用不着劝架就死去了。”那首《死了都要爱》的词作者或许曾是沈从文的读者也不一定。
为了让这位美丽公主动心，沈从文使出大招，写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锲而不舍的沈从文，终于感动了张兆和。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越是值得珍惜。结婚之后，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有增无减。在《湘行散记》中，他以书信体形式描写湘西风土人情，也记下了他对“三姐”“小妈妈”的深情。他写道：“我在信中尽喊着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儿，有一大堆微笑，一大堆吻，皆为你储蓄在心上！”今天的年轻人在爱情上屡屡受挫的，应该好好读读沈从文的故事和他的情书，一定能从中获得许多能量和信心。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湘军将领彭玉麟爱慕早逝的美丽女子梅仙，发誓一生为她画梅一万本；蔡锷将军不顾世俗眼光，公然迎娶风尘女子小凤仙；哲学家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直到晚年看见林的照片仍感动不已，并写下“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著名挽联。这些湖南人的执着、痴情、柔软，或许可视为湖南人性格的另一面。
五
战争年代、革命年代渐行渐远，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还未涌入内地，湖南人已不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风光。但湖南人不甘寂寞，另一只湘军异军突起，芒果台的娱乐节目占领中国人的客厅。以快乐大本营为标志，乡村发现、玫瑰之约、背后的故事、超级女声、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一批节目风靡一时，引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潮流。奇志大兵最初在歌厅里说方言相声，出名之后到湖南经视的《幸运3721》上表演，逐渐为全省所熟知。“奇志碰大兵，有理说不清”的口号广为流传。奇志大兵创作《喜丧》《出国》《打麻将》《我是110》《结巴子开会》《办班》等著名作品。奇志大兵将相声这一北方曲艺艺术，成功移植到湖南，并大放异彩。在他们的推广下，嗲嗲、娭毑、堂客、哈利油、里格朗、画胡子事件、打发点咯、带笼子等长沙方言广为流传，成为湖南人交流的独特密码。
方言相声带动脱口秀的发展。新千年伊始，汪涵和马可开始在湖南经视开播中国第一档脱口秀节目：越策越开心。策，在长沙话里有特殊含义，类似调侃、闲谈、开玩笑、插科打诨等。汪涵在这档节目中已经才华初显，一个人撑起一台甚至几台节目。汪涵在后来的“天天向上”中，更加如鱼得水，成为湖南主持界当红一哥。汪涵的机智幽默有目共睹。有一年，吴京去天天向上秀太极功夫，借力打力，一下把人推出很远，大家开玩笑说吴京的武功能把人推回老家。欧弟说帮我也推回去吧，我台湾的。汪涵立刻接道：台湾我们不推，我们往回拉。最经典的一幕，出现在2015年3月27日晚《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现场。歌手孙楠出人意料退出比赛，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要知道有一亿多人在观看直播。主持人汪涵上台后，镇定自若地说道：“我从二十一岁进入到湖南广电，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身上的很多优点和很多缺点似乎都打上了湖南广电的很多烙印，包括所谓没事儿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不要怕事儿。”接下来他的一番话，照顾到电视台、观众、参赛选手各方面情绪，不卑不亢，冷静得体，直接挽救湖南电视台，化解这期“直播事故”，被誉为主持人教科书式的临场反应。“所谓没事儿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不要怕事儿”，是汪涵也自己性格，也是对湖南人性格的概括。
电视湘军让人们记住的是大兵、汪涵、何炅、李湘这些面孔，其实背后还有欧阳常林、魏文彬、龙丹妮、洪涛等优秀的湖南人为之出谋划策。湖南台在缺乏政策、资源的环境下，在重重包围之下能够脱颖而出，与九十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环境向娱乐转变不可分离，更与湖南这些人才密不可分。湖南人的“不信邪”、霸蛮、放肆、灵泛，成就了娱乐时代的湖南电视台。
六
曾国藩的“忠”、谭嗣同的“猛”、毛泽东的“雄”、沈从文的“痴”、大兵的“谐”、汪涵的“智”，总体上构成世人对湖南人模糊而宽泛的印象。湖南歌唱家李谷一在2008湖南卫视赈灾晚会中说，湖南人的特点是“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这个说法不够全面，但基本能概括湖南人的性格特质。
回顾两百年历史，湖南人才的层出不穷与湖南的相对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在曾国藩的年代，清政府施行“回避本省”的任官政策，湖南最有才华的人未能服务家乡。湖南多出政治、军事人才，而湖南从未成为政治中心，这些人才的施展空间也不在本省。另外，遣散回家的湘军士兵以儒家正统捍卫者自居，反而成为抵抗西方影响、反对洋务运动的主力，使得湖南日益保守落后。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央把工业基地放在东北，江浙、广东一带具有地理优势，湖南总体还是一个农业省份。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也未能抓住经济发展机遇。湖南人的耿直质朴、吃苦耐劳，与现代商业逻辑格格不入。他们更适合成为广东人、浙江人的优秀雇员，或者作为政治中心的高级谋士。湖南一次次错过发展良机，以至于中部龙头城市逐渐转移到武汉。这对诸多湖南人而言，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毛泽东在1920年10月7日撰文写道：“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将近一百年过去，沧海桑田，翻天覆地，所幸湖南人的精神犹在、血性犹在，湖南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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