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百年史:不能承受的“文学”之轻

当人们还在讨论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想借此文来浅谈中国的文学百年历史，也是读完谢冕老师的《1898百年忧患》后的感想，期冀能激起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创作者的忧患意识。

近百年的文学经历了什么？如果你从未走近过它，你便不知道它从辉煌到悲壮的转变，它亦承接起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由盛到衰的历史。

盛极而衰，衰极而盛，本是任何一个王朝或者说任何一件事物的发展规律，然而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或文学的状况，是每一个文学爱好者或文学创作者应该了解的内容。学习文学，我常把文学作品，文学史，历史，以及文学理论放到一起来说，我想它们的作用是有所侧重，却又各自关联的。欲要了解文学的成果，需读些文学作品；欲要了解文学的处境，需读些文学史；欲要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总体风貌，需读些历史；欲鉴赏文学作品或了解写作手法，需读些文学批评。

也许我这样说太过宏观，还是有人会认为文学或文学创作守在“阅读文学作品”的位置上就足够了，这里我想用两例来做说明，第一例，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有人说戴望舒是古典和现代叠加而成的诗人，《雨巷》的灵感来源于李商隐的《代赠》一诗，“丁香空结雨中愁”，诗中的意象的选取也多来自古代诗歌，但那油纸伞，那姑娘，难免让人想到“爱情”，但若了解“文学史”，你便知道这里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只是意象，象征在革命中失败的人和朦胧的，时有时无的希望。而这样用女性来作为意象的还有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郭沫若的《炉中煤》，无论是“她”，还是“年轻的女郎”，都是祖国的象征，绝非留于表象的爱情，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比喻意象。

再有就是文学批评，从一个简单的问题来说，曾有人问起“写作时，用第一人称好，还是用第三人称好？”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到“叙事学”的范畴，叙事学只是文学评论里的一小分支，它向我们阐明了叙述人称不同所带来的优缺点，也有内外聚焦的优缺点，之前推荐过胡亚敏的《叙事学》可做参考。

从此两例方可见，学习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理解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及解剖不同作品的写作特色。当然此文篇幅短小，不可涵盖如此之多，这里主要拟从历史的变迁牵引出文学命运的改变，总而言之，文学在百年里经历了被抬到极重的位置以及最后逐渐面临被架空的命运，它也从“有用”逐渐走到了“无用”之地。

若要从古代文学说起，文学的概念经历了广到窄的变化，广到什么程度？可统慑六艺，窄到什么程度？只是四个(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体裁的总称。此中，无疑小说是大幸者。

“古典的文学观念， 似乎以中国为保持得最长久，一直到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会客厅。”——摘自《文学之贫困》

从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再到小说革命，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人生观”止，小说的地位得到一步步提升，从消遣之类的文字成为了亟待解决国民性问题之良“药”，文学也自觉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地在沉重的历史中喘息，前进，也迎来了一次辉煌，可它的辉煌是以“直接功利目的”为导向的，这也导致了它在后期的排他性，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后期，越来越严重的排他性，不仅逼死了一批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的文学创作者，如胡风集团的“右派”分子，也使站在中立立场，如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们放弃了具有意识形态类的写作，而研究服饰类等无关政治风云的内容。

那么这一百年的历史现实到底有多沉重？简单来说，它是一段战火和屈辱叠加的历史。19世纪中期，自从1840年的虎门销烟及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国土便再无宁日。1861年，即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第二年，咸丰皇帝去世后，王朝的政权旁落到慈禧手中，之后无论是同治帝还是光绪帝都形同虚设。慈禧还假借训练“海军”之名大势修建颐和园，即使1895年正值北洋战争，北京朝廷内太后的60大寿依旧如火如荼的进行，最后战争以李鸿章受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1898年，谭嗣同等没有经验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也在“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失去了生命，光绪皇帝在软禁中度过了后半生。

由此可见，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由大国到弱国的变化逐渐丧失了主动权，之后的半个世纪直至新中国成立，真可谓“外有忧患内有征战”，革命，起义，军阀混战，日军侵略，两党之争，从未停息。建国后，虽无大的征戈，但小范围的斗争，阶级斗争，民族间斗争依旧存在，且贫穷问题成了国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又是一场场无硝烟的人民苦难史。

因而文学在这样的历史中成长，必然也要承受其“重”，但这种重在一点点拔高的同时，也使文学范围越走越狭窄，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是第一次大的观念革新。我想这种文学之“重”由幸到不幸的转变，也是文学工具化的显现，或者说重现，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里写到“纯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在古代，也并不像现代一样地只是被当作民众的读物而已。它多半是辅助政教的东西。“诵诗三百”，其目的是要他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登高能赋，才可以做大夫。甚至司马相如枚乘之流的纯文学家，他们的赋也多少要有点讽喻作用。”文学工具化的事例古而有知，我想这是重之后的“轻”的主要原因，施蛰存指出大搞文学创作的文学家们都有时稍欠风雅，大有被架空之感，何况少了“服务于抗战时期”为目的的文学？

因而我在此文里主要提到了这种忧患意识，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境极为感人，那一百年后的今天，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引导，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与涂抹，而这种消遣和涂抹在经济社会里，又多了一层金钱腐朽味，如果说，半个世纪前文学和政治的绑定是不得已之举，或者说可悲的，那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文学与商业的绑定难免不值得我们忧患。

无戒90天挑战训练营第三期

第二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