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农闲，生产队各种政治学习多了起来，到了晚上，男男女女来到生产队饲养所那栋大瓦房里，鞋也不脱就都跳到烧得热烘烘的一铺大炕上，几乎是一个挨着一个，盘腿坐下。
与其说是学习，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听的进去。一个年轻的副队长在那嗑嗑巴巴的喋喋不休，其余的人打哈欠的，小声嘀嘀咕咕闲聊的，还有你掐我一把我打你一下的。总之就是坐在热炕上消磨时间而已。
我们坐在炕上学习，有一个老头却被生产队长安排到外面的大地边上刨叶绿肥。所谓的叶绿肥，就是夏天用蒿草和泥土掺杂堆成的大垛，沤烂后当作肥料送到地里。冬季生产队的主要活计就是往地里运肥，这一个个叶绿肥大垛就要一镐镐地刨开。那老头就是用一把大尖镐在夜里去刨这个大垛。
我们天天晚上学习，那个老头就天天去刨叶绿肥。我们9点散会，他会准时来到会场，向队长报告，和我们一起走出队部回家。我们这时个个脸上红扑扑的，那个老头却是眉毛胡子上全挂着霜，走过我们的身边带着一股寒气。
那个老头什么身份我们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但这老头毕恭毕敬中流露着足够的教养，慢条斯里的表情不卑不亢，冷眼一看就绝不是惯常的乡野村夫。
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留意这个老头。我们下乡的那个荒沟有一句顺口溜，说荒沟山山都有岔，岔岔有人家，生产队的社员家就是零散地座落于东沟和西沟，东西沟之间隔着一条公路，说近吧，东西最近的人家有一里多地，说远呢，每天这些人都要凑和到一起干活，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我们集体户在西沟的公路边，那个老头住在东沟的最沟里，平常他被队长派去干那些又脏又累只需要单独一人干的活计，因为队长笃定他不会偷懒耍滑，所以他很少和大帮的人在一起，我们了解观察他的机会就很少。有时到东沟干活，路过他的家就好奇地看，他住的房子是从东山墙开门的，南北都没有窗户，不知这房子在他搬来之前是做什么用的。有一天我们又在他家附近铲地，休息时我邀上生产队里的一个女孩，我们俩溜到他的房门前，看他的房门根本没有锁，就轻推了一下，那门就吱吱扭扭地开了，里面黑咕隆冬的，看不清细节，只看到进屋就是一个锅灶，灶台上搁着两个碗，再往前就是炕了。有点害怕的把门拽上，赶紧离开，回头我又在想，他为什么要住在这样一个又黑又破的地方呢，也是生产队给安排的？
以后断断续续的从社员的口中听到一点他的事情，说这老头没事就自己躺在那里想心事，不怎么和别人交谈；说这老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一年过年给社员家写了春联，后来被大队领导知道，把生产队长叫去好一顿批评，以后再也看不到他写字了。至于他为什么会来到荒沟，又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而且这期间他的家人从没来看望他，就是一个谜了，我有意地问过许多社员，他们也都不清楚，只知道是大队安排下来的，让他在这里改造。他也一副服服贴贴的姿态，不多言不多语的老老实实参加劳动。
后来听说这老头也在我们走后回城了，具体去了哪里做什么，在我的心里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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