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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时在南方河边的一个小城。小河通向长江，河上有拱桥，河边有矮山，山上有百年的宝塔。
我儿时南方的小城多是这样，如今，这样的小城，需要寻访。
父亲是教师，我家在学校大院内。
那是一栋大宅子，看布局，可能是以前留下的。它有两层，一楼进门是宽敞的大厅，两边各一套两连间的厢房。大厅尽头是天井，天井两边是两个厨房。天井边的木楼梯通向二楼，是小厅和一间间单独的房间。
楼下住着我家和张老师家，二楼住着几位单身教师。
张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丈夫是当地人，在机关里做职员。这样的搭配是少见的。一般是男知青娶了当地老婆，若是倒过来，男方往往是当地的富贾权贵，才般配。大概因为此，张老师十指不沾阳春水，家务全由丈夫来，连内衣也是丈夫洗。
在那时还是男尊女卑的小镇，这是十分出奇的。老师们思想开放一些，修养好些，大家很快接受了他们这个模式。他们也坦然得很，张老师吩咐丈夫时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她总亲昵地叫道：“文龙啊，饭冷了，你去热一热。”“文龙啊，脏衣服都放盆里了。”“文龙啊......”
而文龙每次都笑眯眯乐呵呵地说“好”“知道了”。大家熟了之后，若正好有老师经过，那经过的老师便会开句玩笑，说模范丈夫，或者张老师真有福气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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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大人们关注的事。小孩只关心和小伙伴玩。
我家姊妹两个，我是姐姐。张老师家也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比我大几岁，老二比我弟弟小一岁。
张老师虽然不做家务，却是持家的。虽然在我们镇住了很多年，张老师的上海做派还在。家里的布置透着洋派，生活习惯也和我们略不一样。这略不一样让张老师始终与我们有距离。
小镇里习惯自来熟，邻里间打成一片。两家在一个屋檐下，饮食起居除了睡觉都在公用的大厅里，按小镇的习惯自是该打成一片的。我们却无法和张老师家打成一片。
两家生分着。公用的大厅当中好似划了条无形的三八线，他们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我和弟弟想和张老师的孩子玩，母亲却不允许，说张老师不同意。而那两个孩子也确实未表示过要和我们玩的意思。
为此，我和弟弟沮丧。母亲说张老师上海来的，看不起我们。
直到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大概是学校大院里第一台电视机。父亲心存高远，却没有得到大学教育的机会，心愿就全部寄托在我们身上。父亲希望电视能帮助我们开阔眼界，接触外面的世界。
十二寸的黑白电视，让对面两个孩子坐不住了，张老师也终于同意他们来我们家玩。
那天对我们像过节一样。母亲高高兴兴地准备了很多小孩零食。张老师也过来坐了一会。
过了两天，张老师笑盈盈地端来了一盘上海馄炖，作为回礼。
自此，母亲受到了鼓励。张老师有时做了新奇的吃的，母亲会大着胆子过去看一看，尝一尝，再问怎么做，回家学着做时，张老师有时还热心地过来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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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了。
以往春节，张老师一家都去老人家过年，楼上的单身教师也都走了，剩我们一家。纵使父母再张罗，大年三十也是宅子里最空落落的一晚。
那年，张老师家留了下来。我们很高兴。
一天张老师笑盈盈来敲门，问我母亲愿不愿意两家一起过年。母亲其实也这样琢磨，但摸不清张老师的脾气，怕被拒绝，丢面子，一直没开口。这下，母亲前所未有的高兴。
张老师的爱人一不做二不休，竟上楼一家家问楼上的单身老师谁愿意留下来过年。
不知是张老师的面子大，还是这主意实在有吸引力，二楼的单身教师们竟不少乐意留下来一起热闹。
春节成了个集体活动。
单身教师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想着新鲜的法子打扮这宅子。
大厅的白色石灰墙用扫帚扫得一尘不染，棕色的木头柱子用刷子刷得锃亮。
老师们买了红纸，裁好，请学校里书法最好的老师写了好些对联。大门口是十几个字的长联，楼上楼下的厅里所有的柱子上也都贴了对联。
老师们弄来了很多红绸缎，请学校搞宣传的老师扎了绸花，用梯子爬了将绸缎绕在房梁上，每隔几米一个绸花，中间的大，两边的小，这样扯起了三根红绸缎，将大厅屋顶变成了红色的华盖。
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校的大礼堂里偶尔开场联欢晚会，有霓虹灯。年轻教师们把它们借了来，在大厅里张罗着放的放，挂的挂，绕的绕，安排接线板。开关打开，大厅四处亮起了一闪一闪五颜六色的星星。
大家还借来了学校二十几寸的大电视，放在大厅。
老师们准备得特别认真。他们有时讨论得面红耳赤，又立刻变成爆笑。他们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个刚指挥完对联，转身又去帮别人扶梯子。那是我对青春最早的感悟——热烈，活力，投入和享受。年轻老师们的样子是我那时对青春的梦想。
十几个老师齐心协力能量惊人。我们几个小孩看着年以前所未有的盛大一点一滴地出现，兴奋得梦里都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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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张老师负责年夜饭。菜单提前几星期拟好。猪是学校杀的，鸡鸭是自己家养的，排骨用小火炉煨，猪蹄用大锅炖，我家做欢喜肉圆，张老师家做鲜肉鱼圆，我家做蛋饺，张老师家做八宝饭，沙里炒葵花籽，盐里炒花生，二楼老师家里做的米花糖，萨其马，年糕，都带着新鲜出炉的黄灿灿。
大年三十傍晚，屋顶的灯泡换成了百瓦。两盏灯像两个小太阳，将大厅照得亮如白昼，将每个人身上照得暖洋洋，每个人脸上笑盈盈，每个人心里亮堂堂。
鞭炮已挂好，一粒粒红色的炮仗整齐地簇拥在绳索两边，热热闹闹，争先恐后。大家拥在门口，乒乒乓乓的巨响中，大家侧着脸，捂着耳朵，脸上绽放着笑。第一卷打完，再点第二卷。鞭炮响的声音越大，时间越长，意味着来年的运气越好，日子越旺。这两卷巨型鞭炮足以让大家相信来年的顺畅。
四张方桌拼成大桌，放在大厅中间。两面放了两个大大的火盆取暖，里面是烧得红红的炭。
放碗筷，上菜，倒酒。鸡鸭鱼肉，五谷丰登，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年年有余，顺顺利利，所有象征美好愿望的菜肴都有，每一个菜肴都有巧嘴的老师说出和这些美好祈愿的关联。
行酒令，猜酒拳。火红的大厅里，灯光火红，大家的脸也火红。
那晚，所有人都坚持到十二点。然后又是两串大鞭炮，辞旧迎新。结束后，小孩去睡觉，大人们摆开麻将桌，搓麻将，守岁。
节日之所以隆重，在于节日的准备。节日仪式之所以神圣，在于准备时人们的虔诚和投入。
历来人类只有春耕的含辛才有秋收的喜悦，只有早起撒网的茹苦才有夜来归船的满足。用手和心为大家共同希望的美好未来祈愿、祝福，才是节日的意义，才是年的意义。
当一切的准备因商业化变得唾手可得，连年夜饭也只需一个电话，压岁钱只需拿出手机时，人们对节日，对年已经失去了投入，失去了虔诚，也就体味不到只有在投入和虔诚后才能体味到的意义和感动。
年味不是颜色，声音，气味和味道，年味是我们心的投入。
如今，年的仪式被切割掉了重要的实质，保存了不重要的表象。难怪我们再也感觉不到年味了。
不光是年味，连生活的味道也正在丧失。
那年之后，学校盖好了新的教工楼，我们都搬了去。我们过上了城市的生活，关上门一家一世界，再也没有谁经过我们的饭桌赞一声今天菜好，也没有谁门口使个眼色是玩捉迷藏的暗号。
岁月流转，有些老师后来曾成为我的老师，有的老师则对面不相识。我们长大，离开，分枝，散叶，一晃二十几年。
一日突然传来张老师病逝的消息。我的父母已搬至上海，得知吃了一惊。张老师比他们年轻好几岁，声如洪钟，身体好得很，怎么就去了。
想来那个年是一群在生命中偶遇的人最热闹的一次相聚，也是最后一次相聚。我明白了年的另一个意义。
#羽西X简书 红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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