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在北平，再没见过他.

1927年，我在北平，再没见过他.

（序）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拜北平诸位军爷的恩施，掺杂着碎布的鲜血烫化了地面上白皑皑的一大片儿，让人在这儿即便没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大衣，依然能察觉到三两分的热度。

可是听雨楼的那个戏子不在了，卷着北平所有的温和与激烈，连带着他前半生的颠沛和流言，然后在我接下来的岁月里，再也没见过。

“若是你瞧着要到曲终，那人便是唱罢了”，那出戏，我亦是没再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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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二零年的北平流行唱戏，我闲暇时候总陪父亲母亲去听两耳朵，偶尔再喊上小姐妹摆一回阔太太的模样儿挑楼上坐，旁的不要，就点些茶和果子吃，半个晌午过去，只当逗闷子。

那个戏子是快入秋的时候到的，当时还纳闷儿，台上怎么突然变了个腔调儿，再深些说这听雨楼怎么突然变了腔调儿呢？不似往常的浓烈、又不似平日的清丽，那是种...我说不出来的味道，但却是出奇的吸引人。

那戏子倒是赶得巧，北平牙子里那位军衔最大的长官也在，他啊，独独的爱听戏，所以我想，戏子的曲子既然都给我这么不入流的人听了进去，想必长官也更加动容吧。

果不其然，当戏子移步台中央要谢幕的时候，长官率先站起来将手并拢在身前拍了起来，父亲是他一贯的拥护者，此时自然不甘落后，蹿着就立了起来。

我也站起来了，照父亲的指点说，“这叫做规矩”，尽管我并不清楚它算作哪门子规矩，至于其他人，心里更是跟明镜儿似的，我就瞧着没谁是不站起来的，这时候我才一下子明白了。

这戏子，要火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叫秦秀的，是个扮相极佳的男子，花旦、老生来换自如，据说还是听雨楼老掌柜的小儿子，乖乖，怪不得初登台便占了听雨楼的场子。

我瞧着他是不觉累，一连三天六场、场场登台，记西厢记、忆长亭会、哭秦庭、赴鸿门宴、登黄金台...

长官也不觉得累，一连三天六场，只见人挺直了身板坐在最前排，我有时是躲着父亲去的，（他叫我圈在家里学文学，我耐不住性子，是不大乐意的）。

不过这样有个坏处，我不能再往前头坐了，也瞅不见军官听戏时的脸色，但我猜想，那一定是很好看。

有人说你认真的欣赏着你所欣赏的东西时，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模样必然也是最好看的。

长官生了一张好看的皮相，是别人所比不得的，长官有权有势，是别人更比不得到，现下人有长官捧着，便是没了我们什么事儿，只期望着长官捧得高些，让他再多唱两场。

不管是不是听雨楼的小公子，唱戏的戏子总要让人捧着才能唱下去的。

不过我自认是从无怨念的，不似其他人，碰上明儿个下午秦秀撂牌子说不唱了，就得自己嘀咕许久，生出许多不满意来。

那时的我对于“在乎”两个字，实际上并没什么概念，只单纯的觉得秦秀歇一歇也好，要是连带着嗓子也倒了，那可更让人惋惜了。

1927年，我在北平，再没见过他.

（二）

一九二一年北平的大街被学生挤满了，说是搞什么运动，父亲将我囚在家不准许我上街。

那时候的我心气儿高，他说什么我多是不爱听的，再者说心里不知什么时候住进了个听雨楼，我干脆扒着墙头翻了出来。

可是我失算了。

我站在不远处，只看着门口堵的那么些学生，就基本上能确定今天是没戏了，情绪在西洋表上标注的一小格子刻度间落了下去，低头绕进后面的小巷，免得被熟人撞上告到父亲那里。

低头——抬头——就好像是一个转场，我站在小巷这头，只看见对面仿佛尽头的位置上，一个穿着秦秀唱西厢时穿的戏服的人摆弄着额间的碎发，只是脸上少了厚重的油彩。

他也瞅见我了，脸上闪过一丝匆忙，接着便拉扯上身边穿军装的男人的衣袖往人身后躲，我的目光也终于落在了那个我随同父亲一起见过无数次面的...长官身上。

那是我少有的看秦秀不上妆的模样，不算过分惊艳但也耐看，而那也是我同样少有的不明确缘由的选择。

或许是怕自己转身离开引人误会，又或许是不愿往外站马路上面对熟人，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朝着他们走过去。

长官是认识我的，我见他轻轻拍了秦秀的手，应当是示意人不必担心，然后便同我打了招呼。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秦秀竟也认得我，但这里啊就“认得我”本身的事儿上倒让人生出两分不大好意思。

他说，有时候能见着我跟在一个中年男子身边，坐在前头举止言谈大方从容，有时却也见我缩在后排扒着前面戏友的椅背，再一看，中年男子还在前头。

​毕竟是我躲着父亲去的，即便是已经遭人当面儿点开闹了个红脸儿，却也只能这样继续下去，免得意头儿太过于高涨被父亲瞧见抓回去一顿狠批。

秦秀却不愿我这样了，我被要求该学习该看书的时候必须学习看书，​否则他一定将我的模样告诉听雨楼每一个守门的小厮，不准放我进去。

好吧，他真严肃起来看着也挺凶的​，就像他演的鸿门宴里的樊哙，不过意外的是，他准许我在可以去听雨楼的时候到后台，想听什么他都替我补上，这倒是真诱惑住我了。

学生的运动逐渐歇下，听雨楼也开了门​，和以往一样，里面的位子从没空下，一个人走了必然会有另一个人接着进去坐下的。

我不了解秦秀，但他大概是个说一不二的性子，让我也不敢随意造次，只得在家乖乖念文学念民主，等父亲或母亲来喊我​一同出门时再动身。

进听雨楼，我的面子可大乎了，等秦秀唱完曲儿，长官再替我打着掩护，我就毫不犹豫的跑进了后台，​有时候他还会给我备着糖果，我也给他带些外头的小玩意，算作礼尚往来，然后次数多了便熟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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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九二二年，长官没了往日的悠闲，事务繁重的让人捕捉不到身影，秦秀还是那个秦秀，但两个人却像是商应好的，人在台下坐着，那另一人便换好衣裳登台，人若不在，那就是十天半个月也指不定能不能听秦秀开一嗓子。

我父亲是随长官一块儿忙的，母亲又不乐意我像男子一般多读书识字，干脆就放我出去让我随处转转玩玩，尽管北平局势动荡的，也没什么地方能玩儿的。

我还是少有的知道秦秀住在哪儿的人，果然，拥有一座楼的爹置办的院子是我们这等人无法想象的，他可以站在落地有三层的阁楼阳台上吊嗓子，也可以躺在花园的草坪上晒太阳，至于我，大概只能搬把椅子坐门口儿了。

不过听秦秀说，这座院子除了他和下人，其他的并不有人来，还算是安静，但我在的时候见长官来过两次，估计是还有事情要忙，所以只来回说了两轮话便动身要离开，像是特意来问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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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九二三年，是我在北平的第二十一年，而二十一岁的生辰刚过，母亲便将我拉到房内讲起悄悄话，一句话翻来覆去打上四五个结子，我总算听明白了。

大抵是问我和秦秀的关系，这一问不当紧，我还将事情惦记上了，算一算我认识他是四年，他认识我三年，往来或许是密切的，毕竟连母亲这么不细腻都察觉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我也清楚，他那种人啊最是薄凉，尽管看着同你亲近，其实骨子里要怎么想都是不会给你知晓的，我可能还走不进他心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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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九二四年，几个军队的头头来来回回的打，弄得北平只剩下隆隆的烟火声。

父亲从前线退回来了，听雨楼也关门了，作为长官的最佳拥护者，我们只会被封闭和外界的联系待在家里，就是不知道长官指挥的怎么样了，也不知道秦秀不唱戏的日子怎么样了。

1927年，我在北平，再没见过他.

（六）

一九二五年，许是确定了父亲不再在长官身边担任职务，扣押我们的人便撕碎了门外的封条，我也得以跑街上尝一下北京的日照。

​可是，很快我便后悔了。

我在马路中央站着，身边来来回回间是各种模样的人，我听到他们说，秦秀和长官行断袖之事，还听到他们说...乱糟糟的一团，我不大想理顺，却又不免听进心里。

若是中意男子，便不应亲近我，若是亲近我，便是一把利刃一把钢刀插进了我的胸腹，我是谁，我不是谁呢。​

听雨楼的门前堵着很多人，有记者有戏迷，应该都是讨要说法的，我也想要，也想清楚的问一问，这四五年的光景，你秦秀拿我当过什么了。​

可是转念一想，或许本就是我自作多情，感情明明是两个人的事情，即便同样身为男子，那...与旁人又有何干系呢。​

再者说，我要是多细心一点，总能先旁人一步看出些什么，比如说初见时秦秀往人身后躲的信任，又比如说长官总要推脱掉公事的随人温存。

不想早早回家，便是晃晃悠悠的转到了秦秀的小阁楼，​我蹲在门口，就好像突然迷失了方向一般，不过倒是没等多久，他便回来了，身边还跟着长官。

秦秀看着我，既不说话也不解释，​可我看着又像是什么都说完了什么都解释了的模样。

我盯着他看了许久，他也任由我看了许久，我心里翻来覆去的倒腾了好几遍想告诉他愿他幸福，最终却像是落败的公鸡，收回了视线抬脚离开。

父亲自然也是听到消息的，我一进家门便听到他在楼上骂骂咧咧的，母亲拉扯我回了房，我知道她在担心些什么，但我现在又是真的没有精力去考虑些什么。

我只清楚，我的爱情，连带着我的一并憧憬，在这个时候都该死掉了。

长官生了一张好看的皮相，是我所比不得的，长官有权有势，是我更比不得到，现下人有长官中意着，便是我为女子，倒也不会有我什么事儿了。

我突然病了，洋医生来查了两次，也没说出个其中缘由，我干脆就放任身体败下去，只不过还连累了身边人替我忧虑陪我一起遭罪。

他们再没在我跟前提过北平的街上，也没提过听雨楼、秦秀，还有那个军级最大的长官，偶尔还会听到父亲在客厅、在书房发脾气，他发脾气的原因现如今不外乎两个，一是我作践了自己，二是那个人过得很好，我却还在为他作践自己。

好吧，那我大概就能确定是哪个原因了，不过也好，他过的很好，那就是一件值得人欢喜的事情。

然后，我在病了一个月后听了父亲的提议，只身坐船朝德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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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九二六年北平的春节没有往年的热闹，天气还是很冷，我提着手提箱从回国的船上下来，忍不住缩起脖子打了个哆嗦。

家里安置了车夫来接我，我也在和北平、和秦秀、和长官、和听雨楼断绝的这半年当中，再次提起这茬。

车夫是个识礼数的中年男人，本是选择绕着路走的，原以为我没吱声就是准许，也没想到我还会念叨，估摸着是误以为我还没放下，倒是不敢多说什么了。

我认识他六年，听他唱戏五年，至于喜欢他...大概也是四余年的光景，可我只离开了半年，半年是一个很短的数字，但它却掺杂着我六年的欢喜、五年的小心翼翼，和四年的追逐。

我在德国时听过一个物理学教授的课，那时我们谈到了时间，而我问了“半年”的概念，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我们将时间放在坐标系里，横着看当做是时间的推进，纵着看则是时间的跨度，半年不足一百八十天，可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去听课，到半年的那个点时，也不足以重复了一百八十次。

再者说，我们放在一排里，又将它和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的对比，就像是和我们余生的四五十年的对比，真让人感受起来，就是短暂的。

后面的关于纵轴的问题，配合着德国人浓重的口音，我是没听进去，而坐在黄包车里，我看着街道两旁翻新的商铺，我应该是能明白时间的意义了。

我是第二天又去的听雨楼，当时在街上看到长官在陪一个女人逛街，随后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脚下便鬼使神差地拐进了听雨楼里。

里面唱戏的换了生面孔，但都不如秦秀唱的好听，后台我是进不去了，拦门儿的我也不认识，就是突然担心起了秦秀，毕竟没人捧着戏子，就算是听雨楼的小公子也不大好使。

索性他住的小阁楼还在，而我也在时隔半年后，又一次见到了他。

秦秀换下了大袖衫，穿着身时下正当流行的中山装，一副乖觉的学生样儿，或者说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不必活在戏里，不必活成别人的模样。

他说，没想过还会再见到我。​

1927年，我在北平，再没见过他.

我们就像是许久未见的老友，坐在茶桌前平常的聊着天​，只是又都小心翼翼的避着听雨楼的话头儿，时间让我们都变了，说着客套话也听着顺耳、听的不刻意。

我是时常去陪秦秀的，但他不曾开口为我唱两嗓子，那时候我想的明白，他喜欢的人不再听他唱戏了，那开口与不开口又有什么分别呢？

父亲知道我与他亲近，但应当是看我不多有别的意思，便不再过问，我也图个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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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一九二七年，北平成了有史以来最混乱的北平，可父亲倒是让人意想不到，曾经那么恶狠狠的啐长官一口的他，却重新回到了人身边继续做人最坚实的拥护者。

​所有人都知道形势是一边倒的，他没有赢的机会，父亲若是押宝押在这儿，自然也是没有机会的，可他似乎并不担心，仍然念叨着，“这叫做规矩”，可是我还是不清楚，这算哪门子规矩。

正当局势越发紧张的时候，长官突然消失了，父亲还是没忍住，又啐了人一口。

秦秀也不见了，不过是在我大概连续三次上门，都看到小阁楼外面挂着的锁时才确定的。

其实走了也好，走了两个人就能在一起了，走了秦秀就不会被人戳着脊骨数落、长官也不用理会北平的一众糟心事儿，可以安安稳稳的听个曲儿。

只是听雨楼再也没有那么让人动容的声音，更没有一个人轰烈的捧着一个人的故事。

我最后又去了一次听雨楼，生面孔在一场戏里换了一个又一个，我托人替我送了花，此后再不用关注秦秀了。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雪化的很早，天也很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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