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再没见过她

（ 图片来自网络 ）

这个世界像是个万花筒。记忆有时候是任性的，它忘记了很多烟花绽放，却记住了后来毫不起眼的几缕烟。

一

2012年，我还在杭州上班。和朋友住在一处郊外的农民房。每天回家的时候，我总要路过一家休闲会所。它夹在回去的必经之路上。这条路，说冷清不算冷清，从未热闹过。有药店、服装店、邮政、修车店，还有一两家门庭稀落的公司。

这家休闲会所同其他的休闲会所一样，有红色灯光，透明的玻璃门。两片一览无余的玻璃门里，有一个柜台，柜台边有一个红色的长沙发，再往后便是一个隔墙，开着一道小门。柜台布置的类似于宾馆的前台，墙上挂着些价格表。眼睛早就近视了，看不真切。

红色的沙发上从来都坐着几个女人。我也从来看不清这些女人的脸。偶尔有女人走出来扔垃圾，我近一点看到，似乎妆厚，脸上只是白的一片，像是唱戏的。

柜台里时常是没有人的，红色的沙发上却自始至终都有人。少则两个，多则四五个。有的随意叉开腿，光着脚摆在沙发上，做慵懒态。有的驾着二郎腿，靠在墙上，叼一根烟。还有的，坐着织毛衣，雕像似的。看不清她们的表情，在近视眼里，如几张皮影。

夜色降临后，街上还在经营的店屈指可数，街显得幽暗起来。那微弱的红色灯光衬得扎眼。偶尔看见有挎着皮包走出来，然后钻进私家车，缓缓而去，碾碎地上的落叶。那扇玻璃门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变。一如既往的有条不紊。

秋深了，一天我加班，回去的晚，看见两个农民工。大概是附近工地上的工人，四十岁的模样，身形单薄，穿着满是泥灰的破工作服，站在那两片合上的玻璃门前，探着脖子，朝着那里头柜台墙上的价格表望去。

他们的脖子尽可能的被自己拉长，像是这样便能看得真切一些。这也让他们看起来更加消瘦。看着看着，他们相互讨论了几句，脚步没有动。

我瞥了一眼玻璃门里的女人，她们似乎没有招呼这两个工人的意思，也没有赶他们的意思。打瞌睡的还在打瞌睡，抽烟的还在抽烟，织毛衣的还在织毛衣。

我继续走，走出了几十米远。迎面吹来一阵冷风，我又惦念起这两个大叔来。一回头，只见两片玻璃门前空空如也。

二

那年秋天，我不太爱说话，遇见一个同样不爱说话的女同事。

公司又一批的纳新。他们比我晚了大概一个月，但是经理让我了解其他工种的工作，便去和他们一起培训。一起培训的有一个女孩子，一米七，纤长的身材，皮肤胜雪，明眸皓齿。培训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搭过几次话。她十八岁，刚读完高中，想着先出来体验一年工作再去读大学。

她的话少，偶尔和别人说，简单明了，能省一个字是一个字。整套培训下来，和我加起来聊不到十句。后来培训结束了，她被调到了上一层办公室楼，我还在楼下。还偶尔见几面，中午吃饭的时候或者在电梯里偶尔撞见，彼此不打招呼，隔得近，也就相互看一眼。

但她奇怪，脸上总是隐隐带些笑意，就算什么表情都没有，都像是在微笑。大概是跟她的嘴型和脸颊的线条有关。

有几次下公交车的时候我遇见她，又或者是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她也正好走到。两人一路静静走到公司，说不超过三句话。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也有几次碰见她，于是一起去坐公交车。

我戴着耳机听歌，她要听，什么都不说，只是伸手。于是我便递给她一边耳塞，一人一个继续听。她要下车，还给我耳塞，径自走下去。每次都大概如此，像是复制的同一次情节。

最后一次同坐公交车，她没有到目的地就下车了，无声无息。我看到她时，她已在车门外。车要走了，她转过身，隔着玻璃门，朝我笑了一笑，挥了一挥手。这算一个比较隆重的再见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她。名字忘了，只记住了那挥一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