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候的家依稀记得是土房子。一间卧室,一个堂屋,一个光线昏暗的厨房。
对厨房的记忆只有一个瞬间:爸爸坐在灶后烧火,我站在他面前,在背着什么学问。那一定是他抽空教我的,那个时候爸爸是村里的老师。
厨房里光线昏暗,像是没有窗户似的,像封闭的空间。
爸爸满意地笑望着我。
他总说我小时候就很聪明,教的东西一背就会。
我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很小,对只隔了一两岁的弟弟妹妹没有丝毫印象。
土房子的堂屋是什么样,完全没印象了,只是知道一定是有堂屋的。
只有一间卧室,在西边,也只剩下微弱的一点记忆了。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电灯,或者那天晚上停电了也不一定。
不知道是妈妈还是爸爸,拿起了一盏煤油灯,领着我在房里走来走去。火光微弱摇曳,照亮的范围有限。
这就是我对土房子卧室唯一的记忆——一盏点亮的煤油灯,和父母缓慢小心挪动着的脚步。
后来渐渐大了,开始真正记事了,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的模样也就跟着清晰明朗了不少。
随着我们三个子女渐渐成长,土房子好像也突然变了样,可是它是什么时候变的,怎么变的,变成了什么具体的模样,我却很难记起来了。我能记得的,只是房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第二次升级成一层平房,第三次是二层楼房。
平房时家里变得更宽敞明亮了。门变大了高了。窗户也是,变得宽了。
更重要的是,在东边紧挨着厨房多出来一间小卧室,是我们三个子女的房间。
我们的房间没有向户外开的门,走厨房进去。有着四条腿高高的木头碗柜摆在进房的左手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杂物也摆在房里各处角落。
那个时候已经有电灯了,开关用一根线连着,一拉就亮。
床有点高,外侧拦着一根木头,垫着稻草和棉絮。
妈妈时常把稻草拿出去晒晒,我们的被单也拆洗得很勤。小时候总感觉妈妈仿佛每周都要拆洗被单,我们连周末睡个好觉都不允许。一大清早就过来掀被子,我们难免闹脾气,她总是说中午再睡,有瞌睡中午再睡。
但几乎每次到了中午,早上那股十分渴望多睡一会的奢侈念头早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次数多了,便有种被骗的委屈和忿忿然。
西边父母的房间,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旧式朱红色大床:四根圆形顶端带圈圈球形花纹的立柱,正上面横着描龙画凤的门楣,脚下和床齐长的踏板,铜挂钩,白帐子。
每当父母下田干活,儿时的我们时常在这张大床上玩耍,蹦跳嬉闹。
家里那时候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片很长很薄的纱巾,于是我们三个每个人都披在头上或者围在肩上,想象自己是新娘或童话里的公主,连弟弟也不例外。他小时候长得清秀可爱像个小姑娘,我们也就乐于给他打扮成女孩儿的模样。
长踏板父母后来给搬到床后的窗户下面,用来堆放杂物。
于是后来的少年时光里,我总是记得父亲进城买来老式大圆饼藏在那里,然后只告诉给我一个人,用来奖励我独自看家
我相信每年的中秋弟弟妹妹一定也是分到了月饼的,只是我总是能在其他的日子吃到额外的一块。
这就是后来妹妹时常耿耿于怀的父母的偏心吧。
儿时的我乖巧可爱,聪慧懂事,父母多多少少偏向我一些。
除了老月饼,还有糖水打蛋。
记忆中,只要是外公过来,妈妈总要生火烧水,打上好多个鸡蛋。
外公总是会在碗里剩下几个,每每这时,妈妈就会用一种特殊的低沉又亲柔的嗓音唤我的小名……
弟弟妹妹总是不在家的,他们更喜欢在村子里和小伙伴疯玩,我天性文静,不爱出门。
那时候别人经常用同一句话夸我:这样的孩子养十个也是不多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住在村西头的一个大婶,每次看见我总是欢喜地笑着说我其实是她的女儿。说得次数多了,我于是也认真了,年幼的心里生出几分疑惑和不安。
紧挨着床头右侧的是妈妈陪嫁的一对木箱,搭扣装饰着花纹。三四十年了,除了搭扣生锈,箱子完好无损,里面放着妈妈结婚时购置的衣物面料等,如今依然安安静静整整齐齐叠放在箱子里。
儿时对这个常年锁起来的箱子是很好奇的,因为每个梅雨季节之前,阳光灿烂的日子妈妈总要把家里所有的的衣服搬出来晒一遍,我们那里叫做“晒霉”。每每这时我们总是激动的,因为又能看到平时不怎么露面的稀罕衣服以及漂亮的被面,花纹好看软糯厚实的毯子……多半都是从那两个木头箱子里拿出来的。
晒霉前,妈妈指挥我们几个把四条长板凳搬到门前,两两对放拉开距离,上面铺上两床芦苇杆扎成的晒席,然后把衣服一摞摞放上去摊开在阳光下暴晒。妈妈很少让我们碰这些衣服,怕汗沾到干净的衣服上,晒好后傍晚收进屋,也只允许我帮忙叠衣服。
以前村子里的女孩子们在逐渐长大的过程里,母亲总要刻意教些烹饪女工家务之类,我妈妈似乎没有这个意识。她多半不愿意孩子插手,嫌我们笨手笨脚或者碍手碍脚,嫌我们洗不净碗和衣服……总之,并没有要把我和妹妹培养成贤惠女子的自觉意识。以至于在我们成年后,不能像姨妈家的两个女儿一样烧一手好菜招待客人,不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闪闪发光时,妈妈总是叹气说我们笨,别人女儿如何如何能干,我们只觉得冤枉,偶尔会为自己辩解一句:那是因为别人家里从小教会的,你又没教!可妈妈不以为然地说就是笨,哪个有时间教了?姨妈从来不教,都是自己自动学会的……我们无语了。
所以我和妹妹结婚前不会做饭也不会织毛衣,更别提做衣服鞋子这些高级玩意了。
但成长的岁月里,我比妹妹多掌握了点家务能力。这纯粹归功于那个年代家里务农,有时候父母忙不过来,那么偶尔的洗衣做饭就无奈地落在我头上了,妈妈不得已就教我最基本的,比如炒个青菜。
于是农忙时节,我和妹妹有时就一个灶上一个灶下,折腾出最简单的饭菜。
也许妹妹觉得站在灶前炒菜比坐在灶后烧火更神气,有时候我俩会为了谁掌勺吵架。
不过我俩也有合作很默契和谐的时候。比如某次趁父母不在家,我们突发奇想要做糯米糍粑。那次我们在厨房折腾个底朝天,最后靠着邻居帮忙才做完了一锅糯米。也许是后来我们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疯狂的事,所以都没了多少胃口,糍粑一大半被邻居吃掉了。
我们本以为父母回来会大发脾气,也做好了被打骂的准备,神奇的是爸妈当着边说边哈哈大笑邻居的面并没有责骂我们,妈妈显得很平静,一直微笑着听邻居说我们姐弟三个怎样怎样瞎折腾,看了看灶台上剩下来的糍粑。
第二天这个邻居就把这件事在村里传出去了,说我们仨如何嘴馋好吃,小小年纪就想着法儿在家弄吃的,说她如何看不过去好心帮忙然后一个都没吃。这是妈妈告诉我们的,我们听后气愤不已,眼泪都气出来了,说基本上都是她给吃了,怎么说一个都没吃?我们气不过要去邻居家质问,恨不得立即挨家挨户揭穿她的谎言。妈妈不让我们去,只说以后要记着了。至于要记着什么,她也没说。
自那以后,我和妹妹对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邻居便有了不好的印象,一直不太喜欢。我不懂她为什么吃了要说没吃,明明是假话,就不怕我们拆穿吗?能那样明目张胆说谎,让人意外的同时打心底里觉得这种人可怕。
我妈生得好看,但性格不温柔,对我们没有多少耐心,能骂就骂,不能骂就打,不然就是晾在一边任我们打架。她身体底子差,常年吃药。而我爸文弱书生出身,所以他们两个组建的家庭在村子里没有丝毫优势,田间地头总是吃力勉勉强强,农忙不得不依靠亲戚帮工,爸爸再一点点还工。就这样务农的那些艰难岁月,父母带着我们三个子女撑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我们长大外出读书。
虽然我和妹妹个性完全不同,但我们都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不论是家务事还是田里的事,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想为父母多分担,尽管农活是那么多一年年循环,好像永远也干不完。所以我最喜欢夜晚和冬天,只有那时候整个世界都休息了,父母得到了片刻安逸。
爸爸总是对子女溺爱了些,只派给我们轻巧的农活,插秧和站在打稻机上打稻之类并不愿我们插手。当然就会让别人不理解,说几句闲言碎语,如同亲戚们后来反对他坚持供我和妹妹读书一样。别人是不理解爸爸的。
但父母越不让我们接触的事我们越好奇,越跃跃欲试。
看到别人在扎稻草,变成一个小帐篷一样立在稻田里,我们也嘻嘻哈哈学着扎,扎着扎着还真的有模有样了,然后悲催地发现,爸爸真的把一块区域划给我们完成了。
我对女红有种本能的兴趣。
妈妈不教我织毛衣,我就自己学着织,像愿意教我的姐姐长辈们讨学针法,先是最简单的围巾,后来试着织半截手套,手指那里总是有收不了的小洞,但我不管,半截的学会了,就马上迫不及待地织完整的手套,就是只有一个大拇指,其余包起来的那种,两只手套用根线连着挂脖子上。我热情高涨,织了一副又一副。当然,拇指那永远都有洞口的。
有一个婶婶看见了,夸了我一番,然后让我给她孙子也织一副。我见有人欣赏激动不已,在妈妈面前炫耀了一番。我以为这下她总要认真教我织毛衣了吧,可她还是懒得教。也许妈妈觉得教别人学东西是件顶麻烦的事吧。她一定不适合当老师的。
她给爸爸织的毛衣从春天织到秋天都织不完,爸爸无奈只好拿去拜托朋友,朋友十几天就给完成了。我要是学会了就可以帮她分担这些事了,我要给家里每个人都织一件,年年如此,想想就激动。但有什么办法呢,妈妈就是不教我。
不过也有个别的事就算妈妈不教,我也能从旁慢慢看会,比如穿针引线补衣服,甚至缝上洗好后的背面,这是我后来时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别以为缝被面是很简单的事,至少后来读师范时从室友知道我会缝被面露出的惊讶又佩服的神情里我就自豪地认识到自己总算也做了件像样的事情。
所以就更别说当妈妈无意中说起她在家做姑娘时绣得鞋垫是一等一的好时,我是多么激动又向往呀。因为那个时候我热衷用针线缝出一些图案,她看见了便随口说了绣花的事。我大为激动又大为不解,问她现在为啥不绣了?她说没时间也没绣的想法了。我觉得不绣了多可惜呀!至少再绣几双珍藏起来也好呀,可她说现在谁还有心思绣什么鞋垫呀。
这是我觉得挺遗憾的事,没有见过妈妈绣的鞋垫,也没能说服她再绣一双出来。
但是绣花的基因或许遗传给了我吧,后来我不用针线缝了,接触了十字绣后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对传统绣艺心向往之,往后总是要接触一番才真正甘心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弟弟还没有出生,父母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妹妹放到外婆家,夫妻两个去了外地做熟食生意。
这是房子处在第二阶段时候的事情。
因为年纪小,生活在爷爷奶奶家的事情多半没印象了,只记得爷爷有点严肃,我整天跟在小叔身后。
幼年时在每一处的记忆似乎都只保留了一个瞬间。在爷爷家也是如此。
那是某次吃饭的情景,一家人都规规矩矩坐在桌上安安静静的。爷爷不许碗里剩饭粒。那天餐桌上有道烧泥鳅,我一直记得。爷爷让我吃,我不敢吃,我怕光溜溜的泥鳅。小叔开玩笑说等会我就会吃了,我现在不吃只是怕丑不好意思吃。
小叔那时候也就十七八岁吧,他晚上负责带着我在我家里睡,因为爷爷家没有多余的房间。
我记得有天晚上我和小叔把家里一罐珍珠拿出来玩,小叔说以后可以做条项链什么的。
爷爷家门前是村子里的公用水塘,里面养了河蚌,珍珠大概就是从那里来的吧。我只记得那些珍珠并不是圆溜溜的,基本上是长长的,一圈圈的凹痕,只少有的几粒是光滑圆润些的。
当父母的生意步入正轨时,爷爷在村子里吵架突发脑梗去世了,父母只好临时回家乡来操办丧事。
年幼的弟弟就是那时候带回来的。他是在外地出生的,回来时才一周不到睡在摇床里。
办完爷爷的丧事,父母想接着去做熟食生意,奶奶以小叔年幼容易在村里受欺负为由坚决不同意,爸爸只好放弃了外地的生意,留在家乡以种田教书为生。
大概是做生意攒下了点钱,回来后爸爸就重建了家里的房子——一层平顶砖房。
我们家是村里第一户盖平顶的,为此爸爸每每提及都十分骄傲。记得盖房子时,村里时常有人来看建房的过程。
建新房自然是激动人心的人生大事,只可惜那张雕龙画凤的旧式大床没处放,任凭在露天里日晒雨淋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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